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由于法制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政策的作用显得极为突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以前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15，处于绝对平均状态，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这显然与当时实行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平均主义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一方面，有力地克服了过去平均主义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使得多劳多得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拉开了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使我国基尼系数逐年攀升，现已超过了0.40的国际警戒线，处于差距过大状态。在我国，政策起主导作用是客观事实，也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关键是要认识到任何政策都有两重性，在保持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正效应，减少负效应。为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问题，在宏观政策上至少需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调整。
    第一，从以部分先富为政策重点，转向以全体共富为政策重点。
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一个大政策。1978年12月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这个政策具有明确的内涵，一是确定了先富起来的主体是工人农民，二是规定了富裕起来的手段是辛勤努力、合法经营，三是指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带动共同富裕。而且这个政策也符合客观事物的波浪式发展规律。这个政策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而巨大的。实施这一政策几年后，邓小平同志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总结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这个大政策是个强国富民的好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大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包括部分先富和全体共富两个方面，贯彻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重点。在改革开放初期，重点是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打破积习已久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
    随着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问题的基本解决，随着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的完成，贯彻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就必须进行战略重点的转移，向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倾斜。这一政策调整的思路是邓小平同志已经考虑到的。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但什么时候成为中心课题呢？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提出了一个设想：“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1993年11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拉开了政策调整的序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尔后党中央又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上实现了政策战略重点的转移。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在解决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上也要进行从部分先富向全体共富的重点转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于全面实现富民政策重点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转向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的一对永恒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根本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效率一般占据着主导地位，效率的提高决定着公平的程度。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效率的主导性和社会公平的继发性规律。也就是说，一个新社会的发端往往是以效率优先原则起步的，甚至不顾道义的抗议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这样。但当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公平问题也就突出起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对公平问题的重视和相对解决，社会才能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还有持久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实行“福利国家”等政策使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与效率也是一对重要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对矛盾，实现效率与公平更高层次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效率上还是在公平程度上，社会主义都要优越于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稳定的发展，成就斐然，在效率问题上虽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差距，但差距不断在缩小。可是在公平问题上，进展却不明显。以基尼系数为例，我国与美国大体相当，都处在0.41左右，但大大高于西欧诸国的0.32。也就是说，在社会公平程度上，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情况相比，不仅不处于优势，反而还处于劣势。另如社会贫困人口问题。虽经多年的扶贫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在减少。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贫困线标准是很低的，2000年的贫困线为年收入625元。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已经提出了人均每天消费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一旦和这一国际标准接轨，我国由此而界定的贫困人口数量肯定会大大增加，甚至会覆盖我国农村大部分人口。由此可见，与效率问题相比，公平问题在我国显得更为突出。公平问题，亦即共同富裕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根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牢牢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必要提出实行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
    我国现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除了有赖于生产总量的增加即达到一万亿美元之外，还有赖于对已获得的物质财富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如果财富的增益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根本改善，即使生产总量增长到预期的程度，也不能说实现了小康目标。这一点是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强调的。1984年6月，他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办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的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这一分配原则不仅能够体现出对效率的重视，而且也能够保障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总之，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有必要实行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在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要像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要尽快在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刊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