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来源:中央社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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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想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又要遵守公认的现有规则,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世界权力格局正在进入“新常态”,应寻求一种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超越雅尔塔体制的新秩序。

原标题: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大考

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不意味着中国不会积极致力于改变那些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更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甚或创制,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既想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又要遵守公认的现有规则,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世界权力格局正在进入“新常态”,应寻求一种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超越雅尔塔体制的新秩序。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与国际接轨”的口号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话语是“中国崛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是一个重要时刻。如今新的符号仍在不断生成。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开创全球化”转变的标志,“亚投行”的创立则被视为中国从被动“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转向“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标志。“中国时刻”的提法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

这些论述是否恰当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论述的出场这一事实本身。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活动舞台的扩展,中国学术界似乎也开始自信起来。

如何认识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位势和机遇,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注定充满争议。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想到的是“一个多元的转型时代”。

所谓多元是指这一深刻转型发生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既包括国内的,也涉及国际的;既存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也发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曾经历了“总体性危机”,那么当代中国显然正在经历“总体性转型”。

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两门学科比较接地气。这也许与学科所倚重的变量有关:对于前者而言,GDP意味着创造的财富;对于后者来说,GDP意味着国家实力。目前,中国的雄起主要体现在硬数据方面。

有曰“事实(数据)会说话”,至少人们可以用数据来表达和强化自身的观点。与此同时,伴随这一瞩目成就而来的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不断生成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基于这些问题所发出的截然相反的声音和判断。这种巨大反差为我们理解“多元转型”添加了新的意涵。

在这一脉络下,讨论“中国时刻”是否来临,或者“中国可以改变国际规则吗”,可谓别有一番趣味。

国内政治维度之问: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支撑起中国的可持续崛起吗?

这个维度的另一种提法是,在既有体制下有可能实现中国梦,成为真正的强国吗?

在某种意义上,这类疑问没有任何新颖可言,因为它们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早些时候,认识分歧主要体现在当年的“新威权主义”争论中,要害是如何看待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过30多年的实践,事实证明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可以取得较快发展,共产党政权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历史上的伟大“发明”)。

尽管如此,理论方面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既有政治体制和国内状况下,中国的崛起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可持续的?这一疑问的理论底蕴是清晰的,它假设只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才能与大国和强国的形象相匹配。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执政党也明确表达了不想走西方政体道路的意念和决心。因此,在这一思考的辞典里,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时刻”这样的词汇。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这一质疑转换一种形式:国内政治与其国际表现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政治体制,才能支撑起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在人们的通常思考中,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首先必须内修其身,强筋壮骨,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到外面有所作为。然而,世事的复杂性经常超越理论和逻辑。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的发展恰恰是在矛盾和不断回应挑战中进行的。事实上,当年启动改革就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实践表明,“挑战与回应”内嵌于中国的改革过程之中——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面临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构成新的挑战,党和政府通过进一步改革去探索和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矛盾、冲突和挑战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动力,所谓“回头没有出路”,“停止改革也是死路一条”。

故而与常识相反,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本身并不构成中国崛起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只有当这个体制无法解决或克服这些问题,无法应对各种挑战时,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对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审慎区分,哪些是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或不可回避的问题,哪些是政策失误导致的问题,哪些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哪些是次级制度安排生成的问题,哪些是体制问题;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作区分地将所有问题都看作体制问题,这样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形不同,我们现在拥有日渐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平台,手中拿到的牌也越来越好,虽然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舞台和全新的发展契机。对于深化改革而言,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压力来推动国内改革,化解内部矛盾,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身手,增进国内信心与共识,一如上世纪90年代以进入WTO作为推动内部改革的策略。这种做法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因此,如何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不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能否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检验,也具有关键作用。执政党对此非常清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国际政治维度之问:现有国际秩序和结构允许中国的崛起吗?

这个维度的内涵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显然,国际政治维度与国内政治维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在全球体系形成过程中,霸权国家的兴衰更替均以硬实力为基础,这一点至今未变。但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化,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作为当下的霸权国家,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将人权、民主、法治等政治因素纳入对外关系政策中,并与各种经济援助相捆绑。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同时,推动全球范围的民主化,对外输出美式民主政治模式,在国际话语舞台上构建了民主和平论,以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作为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论证方式。由此,对后来的崛起者设置了双重门槛:实力门槛与制度门槛。

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亦即将政治和经济分立、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等,被视为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由此引发的一个颇为严峻的问题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政治上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在政治上不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是否有可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和平崛起?中国应当如何回应?

中国的官方立场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党的十六大报告语)

我曾经问外国学者,既然我们提倡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是否可以设想在政治制度方面也采取类似态度或立场,承认不同政体存在的合理性,并像处理宗教间关系一样,学会彼此包容和共存?

不难想象,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人类世界要走向大同,这似乎是所有政治哲学家的共同理念,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大同的想象,其实我们曾经也认为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大同社会。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崛起对自由主义世界来说,就是一种威胁、颠覆和需要克服的“异在”。可见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而且国内矛盾与国际挑战紧密结合。官方如此强调防止“颜色革命”,可以视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指标。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分享了既有国际秩序提供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同时又维持了基本政治体制的不变。这种结局大概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美国政界领导人和学术大腕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开放或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有助于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然而当下他们面临的尴尬是,中国发展了,开始崛起了,但期望的政治变化并未发生。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崩溃论”的不同版本会时常浮现。

这是一部包含不同旋律的复调音乐,既有学理维度的逻辑推演(预测),也有价值维度的内心期待。但是,“狼来了”的叫喊随着次数增加,其信度在不断减弱。

绝非重起炉灶:“中国时刻”的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是“世界时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处境都非常微妙。21世纪将是全球化过程全面深化,国际经济秩序、权力结构、话语体系重组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中国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变量。

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非西方文明、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全球化历史上的新现象。如何面对这一全新局面,对于老牌霸权国家和中国自身,都是充满挑战性的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学者和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触及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议题,所谓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同时容纳两个大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时刻”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转折之来临,一种曙光在前的机会,以及一种不知的风险。

“中国时刻”并不意味着中国想重起炉灶,从根本上改变既有国际规则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而且提出要“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2015年是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式,9月份我国也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这些活动表达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尊重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制和规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改革,道理很简单,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和不公正现象。所以我们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

这种辩证张力也体现在国与国的关系维度。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中国都不想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当下是这样。

但是,尊重国际秩序,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甚或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国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合乎美国利益,不会与美国发生竞争关系,不会积极致力于改变那些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不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甚或创制。

由此,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既要改变既有权力格局,进行利益博弈,又要遵守公认的下棋规则。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一门实践的艺术。

我猜想世界格局也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我们对即将展开的过程的认识并不清晰。如果未来的进程是某种形式的重复,那么我们依然没有摆脱历史的逻辑,可以预期不可避免的冲突终将来临,甚或正在来临。

要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发挥想象力,在霸权结构和世界政府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一种新的、超越雅尔塔体制的国际秩序。如果找不到新的制度安排,避免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时刻”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它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时刻”之时,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作者: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编辑:其力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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