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信仰危机与文化重生

来源:中央社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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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建立起一种高度的开放和圆融心态,以超越宗教的世界文化眼光,发起悲悯一切、包容一切的平等慈悲,回归人类心灵的共同本源,创造人类“心文化”,才能将宗教的生命引向广阔长远的时空,使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成为启发人类新文明的重要因缘。

通过重新开显宗教核心教义精神,更新宗教传播方式和组织制度,与民族文化传统深度对话融合,并与现代文化思潮充分交流互动,建构起具有民族文化精髓和世界新文化特质的信仰体系。这可以说是传统宗教在21世纪的中国化前景,也是世界宗教的未来发展图景。

全球化时代对宗教本义的叩问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探讨宗教的中国化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宗教自身,也不能局限于中国范围,而要将宗教置于世界宗教和文化发展的大势背景中。在现代文化笼罩全球的时代,各大宗教都被迫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超越与世俗、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两难兼容命题。

在此大趋势下,一方面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不断剥离着现代人生命的超越向度,悬置其信仰诉求,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体系形成强大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更带来世界的开放对流,各大宗教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宗教、民族、地域、文化之间难以维系单一固定的同质对应关系,而进入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跨界交织、异质渗透格局。

在这个以现代性和开放性为表征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信仰需求更清晰集中地指向了对心灵诉求的直接回应。也可以说,人自身的觉悟问题已经上升为人类宗教关怀的第一要务。

面对时代的迫切叩问,宗教传统的固守显然已无力回答现代人的精神关切问题。因此,宗教的信仰重建和现代性危机的纾解,关键在于对宗教本义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阐释。

让宗教生命融入民族心灵,对宗教本土化的重新审视

宗教信仰的文化重生,首先意味着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这就涉及到宗教对本土文化的态度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本土化只是固守于宗教本位立场,将本土文化因素作为一种宗教形象的修饰和点缀,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与精神契合。但是,不经历思想文化层面的碰撞、交锋、对话、交融,并完成一个从“异质文化”到“一体文化”的新生过程,宗教的本土化或曰宗教的中国化,便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因此,宗教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经之途。各大宗教有必要对本土化问题重新进行深层次审视,以期找到彻底中国化的突破口和根本路径。

1. 塑造“开放多元”的价值意义体系

宗教的彻底中国化,首先需要突破的是将宗教与本土文化设置为“主客二元”的对立思维模式。

实际上宗教本土化,不仅是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适应,而且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内涵与外延的重塑,这是一个双向互动、开放循环、不断生长的过程。如果宗教将自身视为一个不能改变的封闭系统,或者将本土化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单向同化,那么宗教势必无法与本土文化进行真正的交融,而只能是一种表层、浅显、简单、机械的“组合”。

事实上,宗教的本土化既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共鸣与融入,同时也是外来宗教向本土文化的主动敞开和自我更新,二者激荡所塑造的将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价值意义体系。

以佛教为例,汉传佛教的高度发展、深广流传正是佛教与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深度交融和全方位彼此重塑的结果。就汉传佛教的教证体系而言,对经典的阐释和修证方法的创新是非常开放和多元的。经典阐释不是少数宗教权威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追求觉悟的自由。

唐代的六祖惠能大师是不识字的平民,但他可以悟入《金刚经》,并创造了与佛经有同等价值的《六祖坛经》。天台、华严等宗派祖师通过对《法华》《华严》等经典的全新阐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判教体系。禅宗的参话头、斗机锋,天台的止观,净土的念佛……各种修证法门也百花齐放、普应群机。

祖师大德们从各种角度契入佛法,开创了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佛教并未因多元化的阐释系统和修证法门而变得混乱无序,反而极大繁荣、人才辈出、广为流传。

为什么开放能带来繁荣,多元能造就多彩?它既来源于中国文化和大乘佛教自身的特质,更来自中国佛教徒对待信仰的自觉自信态度、主动创造精神和融会贯通能力。

大乘佛教的般若智慧,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重视对缘起的把握,运用契理契机的四悉檀原则,在“随缘”中保持和彰显“不变”的佛法真义。以历代高僧大德为优秀代表的中国佛教徒,无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体认,还是对佛教的证悟,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觉自信推动着他们舍身求法、广学多闻、亲证自悟、开宗演教;对经典既尊重恭敬,又不会盲从盲信,将一切法都会归一佛乘、会归内心,直指人心、以心印心。

可以说,对“缘起法”的通达和对“心法”的紧扣,使得中国佛教拥有了一种主动创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开放多元的阐释体系里,依然能贯彻佛教核心精神的一脉相通。

2. 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意识

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思想障碍,就是缺乏或有意弱化“中国宗教”的主体性意识,而将中国宗教视为原始(生)宗教的分支或附庸。事实上一种宗教,不管它的发源地在哪里,不管它最初的文化背景如何,既然来到中国,就成为了“中国宗教”。

比如佛教产生于印度,滋生于古婆罗门文化,但自从传入中国,便成了“中国佛教”。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徒不会认为自已仅仅是印度佛教的后裔,更不会固守印度文化思想体系,并以之作为对中国佛教的价值评判标准。

中国佛教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的智慧创造,已经构建了自成一体的汉传佛教教义理论,八大宗派不仅没有违背佛法的本意,而且以更加鲜明、活泼、深刻、圆融的方式彰显了大乘佛教的精髓思想。最终使得在印度灭亡了的佛教,在中国获得了真正的传承和发展,并以此为新起点传向了整个亚洲与世界,使中国赢得了佛教“第二故乡”的美名。

汉传佛教教义体系具有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圆教色彩。这里的“圆”亦即“一佛乘”,也就是直接以成佛为修行目标的圆满、纯正、终极之法。用«法华经»之语形容,即为“开示悟入佛之本怀”。汉传佛教的圆教一佛乘思想突出彰显了中国佛教的大乘品质,赋予中国佛教终极圆满、宏博融通的个性。

这种“圆教”色彩,其实正契合、体现了中国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擅长对差异性、个体性、阶段性的包容、整合与提纯,最终熔铸为广大、圆满、多样而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完整统一与活泼个性是同时共存、并行不悖的,这是中华民族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汉传佛教祖师大德深刻体认到中华文化的特性,在创造性地构建不同修行法门之时,也赋予每一种法门以圆满性、终极性。正是因为在“成佛”的终极圆满追求上拥有深刻共识,汉传佛教各宗派虽然经典、理论、法门不同,却如百川归海、一光七彩,彼此能够和而不同、相得益彰。

所以,宗教的彻底中国化,需要突破原来的文化背景和教义阐释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宗教教义体系,明确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建立主体性的过程,恰恰是各大宗教真正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令宗教教义真正落地并得到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让宗教信仰回应现代问题,对宗教现代化的内在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社会,我国宗教所面对的不仅是如何彻底本土化问题,更要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问题。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中国宗教也必然要思考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以及遍及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因此中国宗教需要关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宗教的终极信仰能否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关切?

1. 时代问题:启蒙主义与世俗化

西方启蒙主义是缔造现代社会的精神先导,它对人权、人性、理性的高扬,导致现代社会和文化“神圣体系”与“世俗体系”的脱离断裂。离开了神圣系统的西方文化,并未走向人类自身的内在觉悟,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而是偏向了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人类在争取到主体性自由的时候,却又陷入了价值缺失、意义虚无、自我认识危机等新的精神迷茫。

失去信仰依托和超越向度的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世俗化时代。人们需要精神拯救,却不再相信一个外在的、形式化的信仰体系。这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也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里的危机。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现代人不相信一个制度化、形式化的信仰体系,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信仰”。反过来说,宗教的制度、仪式、团体,也并不绝对意味着就是有“信仰”的体现。

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情况又有些不同。中国近几十年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启蒙、现代、后现代并非次第渐进而是以一种纷至沓来、杂糅并呈的方式席卷而来,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精神诉求同样错综交织、层次多样,这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回应能力、变通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些时代问题,传统宗教需要从一种神圣权威的圣坛上走下来,用一种学习者、服务者的姿态,去主动了解现代文化思潮,体察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求。同时,需要对自身宗教传统进行完整审视和深入挖掘,开显精华,剔除糟粕,从体现人的本质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角度,彰显中国宗教在终极关怀与觉悟心灵方面的特殊社会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俗化”也未必就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概念。事实上,各大传统宗教在上千年的历史风尘中沉积的固化思想、固定模式、单一体制、有限视角,其已然失去生命活力和时代适应力的僵化部分,正可以通过世俗化浪潮的洗礼,获得前所未有的荡涤、革新和重生。如果能够有智慧和勇气去面对、驾驭,令人感到悲观的世俗化时代,也许恰恰会成为一个令传统宗教从“僵化”走向“活化”的时代。

2. 内在建构:宗教传统与世界新文化

基于对时代和人心问题的敏感,传统宗教应从宗教的本义、信仰的本义、人类心灵诉求的本质,来重新审视并从内在建构自身传统。从宗教教义、组织制度、传播方式上溯源创新,将宗教教义精髓与现代人的信仰需求融为一体,创造具有信仰终极性、心灵本源性、文化共通性、价值超越性的世界新文化,亦即人类的“心文化”。

具体而言,宗教经典和教义的现代诠释,宗教制度的探索创新,宗教传播的创意多元,都是值得尝试努力的方向。

在教义诠释方面,各大宗教应全面整理研究宗教经典,深入探寻本宗教核心教义,深刻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广泛了解世界文化思潮,以圆融变通的智慧挖掘开显那些足以回应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精神诉求与文化诉求的思想内涵,并以时代语汇进行生动诠释。

目前中国佛教界正在逐步启动大藏经的校勘研究、翻译推广工程,力图将佛教思想精华转化为指引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时代文化,助力现代文化朝着人类心灵觉悟的方向转型重构。

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教义的现代诠释虽然建立在经典整理的基础上,但并不是单纯的文献研究、文本解读,而是对化解、超越人类根本性困惑和现代性危机的方案阐述与经验分享。

其中既包括对经典教义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新解释,同时也包含具有时代精神的实证方法探索和宗教体验萃取——在佛教来说,就是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为此,需要各大宗教对时代思潮有高度的敏感,对现代人精神世界有深刻体察与深切悲悯,对宗教教义有透彻见地,并在自身宗教修持中体悟人类共同问题的化解之道。

在制度创新方面,各大宗教可以在保持本宗教根本戒律和基本仪轨不变的前提下,主动探索与现代社会制度相匹配、与现代人信仰需求相呼应的现代管理及组织制度。

中国佛教经过“马祖创道场,百丈立清规”,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应中国礼制社会和传统文化特色的丛林制度。在当代法制社会,中国佛教不断致力于传统戒律清规和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的探索实践,努力推动佛教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为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政策的出台积极建言献策。

另外诸如内修与外弘融为一体的新型僧团,兼具信仰、教育、文化、慈善、国际交流等多种功能的现代道场,实体寺庙与虚体网络相结合的弘法载体,学佛小组与义工团队相配合的信众体系,都是当代佛教界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

宗教制度创新往往会面临两难困境:既要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同时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既要维系宗教清修,又要积极进行社会参与。

退守或跟风都不是应对困境的明智之举,唯有深入宗教传统制度仪轨的背后,探寻宗教制度的精神旨趣,并尝试与现代法律、社会制度的精神取向融会贯通,方能从内在重新建构现代宗教的制度体系。中国佛教界正在开展对历代戒律清规的系统梳理及对南山律的专项研究,由此希望开启对佛教戒律的全面研究和新时代的佛教制度建构。

在传播方式创意方面,各大宗教需要培养对时代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关注与敏感,超越传统宗教与现代科技的二元对立心态,以开放学习之心、圆融中道之智、慈悲分享之念,将现代科技文明成果转化为传播人类“心文化”的新方式、新途径。

比如互联网在佛教界的应用,使传统的讲经说法发展为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广泛参与性的双向交流,契应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交流需要。又比如龙泉寺与人工智能专家合作研发的“贤二机器僧”,就是为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创造的一个充满灵性光辉与人性温暖的文化符号。他所取得的良好社会反响,生动表明了传统宗教从信仰危机走向文化重生的一片光明前景。

小结

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精神危机与心灵诉求,中国各大传统宗教需要跳出自我本位和固守传统的心理模式,既与中华传统文化深度交融,又与世界文化深入互动,同时不同宗教之间也非常需要对话交流、互鉴互助。

只有建立起一种高度的开放和圆融心态,以超越宗教的世界文化眼光,发起悲悯一切、包容一切的平等慈悲,回归人类心灵的共同本源,创造人类“心文化”,才能将宗教的生命引向广阔长远的时空,使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成为启发人类新文明的重要因缘。

作者:学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出处:在2017年9月6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