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探索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分享到:

团结教育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重点。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教育培训是社会主义学院肩负的政治责任。

团结教育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重点。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教育培训是社会主义学院肩负的政治责任。现实中,这项工作还存在系统性缺失、课程内容相对单薄、主体性不足等局限性,需要强化主阵地意识,充分认识政治教育培训在共识教育中的地位、意义,超越局限性,建立政治教育培训主阵地的话语权。

所谓共识和政治共识,人们见仁见智,但基本上以《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为研究的基础,即“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在政治意义上,它指的是与政治体系有关的信念”[1]。在人们日益丰富的经验世界中,政治体系在社会系统的运转中愈益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应,政治共识不仅是共识重建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核心内容。一定程度的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是社会群体、组织和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断分化,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日益趋向多元,在利益、思想意识、情感、信仰等方面具有较高同质性的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个体化、差异化。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带给当代中国一个难题:面对着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何重建共识、增进政治共识?

在异质的多元与同质的追寻、重建共识增进政治共识这个大的命题下,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统一战线而言,如何做好体制以外、党外人士为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引导工作,着力增进政治共识就成为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明确要把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根本任务,创新方式,多措并举,常抓不懈,切实提高思想教育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在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思想教育引导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个难题,更好地履行自身的政治职责,社会主义学院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就是立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现状,强化主阵地意识,充分认识政治教育培训在共识教育中的地位、意义,超越局限性,建立政治教育培训主阵地的话语权。

一、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现状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政治概念,2001年由党的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作为统战工作对象,是伴随其产生发展逐步纳入的。1987年,原外经贸部会同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把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把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200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把改革开放以来新产生的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明确新的社会阶层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2012年,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提出把新媒体从业人员纳入统战工作范围;2014年,中央统战部开始探索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纳入统战工作,并在北京朝阳、辽宁、山东、湖南、深圳等地进行试点。在纳入统战工作范围后,各级各地统战部主导,依托统战系统的培训中心和各级社会主义学院,通过举办专门的政治理论培训班,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集中学习教育。其中,社会主义学院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然而,面对着需要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这个时代使命,客观地看,这种集中政治教育模式,面临着来自于政治教育引导宏观环境、微观环境、主体特征、工作要求的一系列的挑战,局限性也是毋庸讳言的。

(一)缺乏整体设计,系统性缺失

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强化共识教育,在政治教育培训中,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学院对这个大的方向、大的目标缺乏细化和操作性的整体规划。第一,对教育的核心内容、主干课程缺乏研究,没有明确的规范,对“需要讲什么”不甚清楚,各级各地社院的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因地制宜”“因师(资)制宜”,灵活性有余,规范性不足,其结果就是共识教育笼而统之,且由于“课出多门”,各级各地社院的政治教育培训在知识上难以有效衔接,满足不同层次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需求的分层教育机制难以建立。第二,对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总体目标清楚:培养“合格的政治人”。但对代表人士政治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缺乏了解和把握,没有分级分层分步骤的持续教育培训计划,限于一次一次的“点招式”“运动式”的短期集中教育。从地方到中央,对各级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缺乏整体考虑和有机衔接,其结果是有的代表人士反复参训,而且参训所学的内容重复、烫剩饭,有的代表人士参训机会稀少。一方面,所学非所需,有限的教育资源在无形中被浪费掉了;另一方面,所缺无以学,政治教育引导“间歇、断线、脱节”,代表人士的政治成长缺乏常态化、持续性的支撑。

(二)教育内容相对单薄,政治共识教育所需要的核心要素有限甚至缺失

关于政治教育,兰格威尔德有一个代表性的定义,即政治系统有意识地传输参与政治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易言之,政治教育是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通过政治教育,社会成员得以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进而形成政治态度、增进政治认同、建立政治信任、确立政治信仰、成长为“合格的政治人”,完善政治人格;而对于政治体系来说,依托一定的知识体系的传递,其主张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规则得以传播,政治合法性得以建立,政治共同体得以自我延续。因此,在抽象的意义上,政治教育是一种传递国家意志、政治意志、引导社会成员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凝聚共识的过程;在具体的内容上,政治教育的要素是多元的,特别需要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政治理论、国家意识、国家制度、民族历史文化等知识体系形成核心要素的立体支撑。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教育培训以短期集中学习为主,“短则三五天、长不过十天半月”。受制于有限的时间,教育培训的内容往往会侧重于学习当前党的大政方针、执政方略和统战理论方针政策,而无法兼顾政治共识教育所必需的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的缺失成为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引导的最大软肋,不能有效回应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对政治理念、价值、信仰的困惑、疑问和探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非公有制领域和社会领域凭借知识和技能自主择业,党外人士为主,占95.5%。长期以来,体制外、党外人士的存在状态使其游离于传统的依靠党政系统推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尤其对于外企管理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人第一信息源泉是所在公司母国的语言文化,以至于有些人对主流政治疏离、陌生甚至缺乏应有的政治知识和认知;同时,开放时代、物质主义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在信息文化的前沿,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现实共振产生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市场法则功利主义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侵蚀、消费主义的泛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政治理想信念等曾经视为“神圣的”宏大主题,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等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无一例外遭遇祛魅的挑战,中心地位动摇。其结果就是理念迥异的价值选择,成为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社会成员政治价值观的新常态。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一边是多元政治思想价值的在场,一边是主流政治价值的缺席;一边是选择的多元化,一边是选择尺度的遗失、价值目标的彷徨。调研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摇摆性和不确定性,亟需通过教育培训的主渠道给予价值澄清,而缺失核心要素的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会停留在“雨过地皮湿”的层面,失之“厚积”、无法“勃发”,处于政治价值观、理想信仰选择确立过渡期、转型期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难以在有限的课程中获取“正本清源”的有效支持。

(三)工具性有余、主体性不足

这是政治教育培训的传统定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的惯常缺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教育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引导中,政治体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教育培训往往被视为一种工具,其目的是强化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于此,政治体系在有意无意中会缺少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一方的立场和视角。在教育内容上,侧重“我讲什么”,忽视“你要听什么”,立足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需求,体现的都是政治大局,而较少考虑代表人士的需求;在教育模式和方式方法上,单向输入,我说你听,侧重“我说”,忽略“我怎么说你能听得进去”,其结果是用枯燥的政治理论、宣传口号、意识形态语言、方针政策符号,宣传灌输既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价值等,从而封闭性有余,开放性不足。因此,灌输、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被人们诟病为“洗脑”。这样的定位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教育引导而言,更为力不从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较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到71.9%,经济独立,思想活跃,阅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人士等,对社会有较深入的涉猎,其政治意识、思想价值观相对固化,仅凭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和说教,很难实现主流价值的入脑入心。调研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常期望“高水平”“有格调”、“有新意有深度”的教育引导。

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地位反思:强化主阵地意识

政治引导、共识教育的途径是多元的。在社会成员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侪辈群体、大众传媒、社会、社团、组织、政党等都是其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机制,承担着把政治体系的价值和信仰系统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的功能。在这些途径中,学校是政治系统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专门机构,学校的政治教育是最正规、组织化形式最严密的政治社会化形式,通过系统化的课程将自身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基本制度、政治规则等进行宣传和教育,实现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和认同。

学校的政治教育功能是一种预期,或者说是一种理想设定。用理想来反观现实,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教育培训和预期还是有距离的,但不等于说视之为鸡肋、简单摒弃。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尤其需要强化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治教育培训主阵地意识,充分认识其在政治引导、共识教育中的地位。

(一)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育培训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政治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

政治教育培训,是社会成员实现政治人格的必要条件。我国传统的政治教育培训格局,主要有党政两个系统。一个是由行业、单位等各级党组织主导,在行业、单位的党建工作中融入政治理论学习;一个是由所在组织及其行业主管部门主导,在业务培训中学习相关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格局中,体制外、党外人士为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取政治理论学习教育的渠道比较有限,而自由职业人员没有就业单位,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政治学习教育培训渠道和机会。大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没有政治学习教育的常态渠道的。作为专门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社会主义学院的政治教育培训不失为社会阶层人士接受系统化、组织化的教育培训、实现政治成长的一个平台。正如杜威所论述的教育之于个体成长的关系:“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2]

(二)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育培训是政治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在一般意义上,社会成员的政治成长和政治体系建立合法性是一体之两面。体制外、党外人士的存在状态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理想信念等话语体系的有效影响之外,这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是致命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感受支持和每隔固定的时间就重申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的需要,那么它根本就无法存在。”[3]反之,通过体系化的课程,政治教育培训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领域。美国学者迈克尔·阿普尔认为“教育与文化有着很深而密切的牵连。课程从来都不仅仅是知识不偏不倚的汇集,正如一个国家教科书里以及课堂中所显现的情形。它总是一种选择性传统的一部分,是某人的选择结果,是某个集团对合法性知识的见解。[4]

显而易见,政治性是政治教育培训课程内容的根本价值和本质属性。通过将承载、内蕴一定政治体系意图的理论、价值、制度、规则等以知识的形式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传递,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了从政治边缘人到政治同行者的转变,同时现存的政治关系格局也得以维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教育培训实际上在进行社会政治关系的再生产。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超越局限性的思考

(一)树立系统观念,坚持整体协作,实现常态化

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建立协调运行机制、动态培训机制,以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为重点。代表人士的培养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基础性工作。《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力争用三年时间,省区市培训千名以上、市地培训百名以上、县区培训适当数量的党外代表人士;每个省区市重点培养50名左右党外网络代表人士,组建一支有较强影响力的党外网络评论员队伍;分级分类建立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代表人士名单和信息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要以此为基础,统战部主导和社会主义学院统筹规划,分级分层制定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总体计划,根据政治安排、社会安排不同的层级代表人士的政治成长需求,科学设置学制和培训班次,推行统分结合的教育培训模式,实现普遍培训和重点培训相结合;借鉴党政领导干部线上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培训模式,拓展教育培训时空,实现常态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教育培训的覆盖面,逐步建立健全代表人士政治教育培训考核机制,纳入政治安排、社会安排的前置程序。

(二)明确并完善政治教育培训的核心要素、主干课程

政治教育培训的目的是建立政治认同、增进政治共识,“政治”作为前置定语就成为需要明确的关键词,关系到政治认同的具体对象、政治共识的具体内容。根据《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共识和政治共识的解释,此“政治”意指政治系统、政治体系。关于政治体系,观点众多,大同小异,我比较倾向以下表述:政治系统是由政治主体、政治规范、政治过程与程序、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5]由此,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的对象和内容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政治主体认同(共识)、政治规范认同(共识)、政治过程与程序认同(共识)和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共识)。在这几个方面中,政治主体的视角可以统摄规范、程序和意识形态分析。从政治主体的角度分析,政治认同(共识)主要包括对国家、国家政权、政府、执政党和政治精英人物等的认同。国家认同、国家政权认同、政府认同、执政党认同和政治精英认同就构成了这种教育培训的核心要素,围绕这些核心要素需要一系列对其形成支撑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构成了政治教育培训的主干课程,需要讲清楚讲透彻。

一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祖国的认同、认可、维护及情感和身份上的归属感,“无关乎具体的政治经济状况、发展道路、制度选择等要素,只是认定自己是某一国家的公民”[6],是一种源自历史的、土地的、血缘的、社会的“生于斯长于斯”等先在性基础上的认同,源自人们对共同的历史、民族身份、文化的记忆,基于人们对历经时间沉淀之后得出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的共同体认和代际传递。

实现国家认同,达成上述共识,文化是根基。其支持性知识是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文化。通过学习历史、文化,人们得以走进“共同体文化共源、共生的历史与现实”,感受“多元并存且彼此交往的文化场域”,从而确立“迥异于其他群体的神话、信仰、符号和共识。[7]历史记忆是接续共同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建立的同类价值意识是政治认同寻求意义、确立归属的源点。它拥有根深蒂固的倾向,并具有一种专横的、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使“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强化共同体成员的心理定式和身份归属,固基政治认同。以同类价值意识促进政治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身份识别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强调文化认同的同类价值意识,便于确立思想和观念的协调和共同利益的诠释,有助于缓解政治共同体政治资源的有限性、增加其包容性,化解异见,进而提供深层凝聚的价值整合。[8]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基础,民族精神的培养确立应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灵魂,同时也为强化政治共同体认同培植一片沃土。

二是国家政权认同和政府认同。这指的是对在一定时空具象化存在的国家的认同。国家政权认同是对掌权者以及他们如何掌权的认同,也就是对国体与政体的认同。政府认同是指人们对本国政府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9]

在国家政权系统中,政府掌握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指对法律的执行权,但在各国的实践中,行政权一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中心,因此,人们对国家政权和政府的认识、评价和态度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实现国家政权和政府认同,实质是建立对政治国家即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需要人们对建构政治国家的符号化要素:价值、规范和程序及其实践达成共识,即“对共同价值和信仰、政治运行系统的游戏规则或程序和特定的政府及其政策的认同”[10],对政权和政府践行价值、规范和程序的结果,即政治治理绩效的评估和认可。与之相应的知识体系包括: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政治治理绩效。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是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我国政治体系在国家、社会、个体等层面的价值追求,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现实政治体系有效运作最重要的内在支撑力量。《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要求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核心课程。

规范和程序在本质上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规范由一系列制度、法律与政策构成,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宪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政策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规范着秩序的运转,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包括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了解把握这些规范和程序,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基本政治素养,也是其培育公民精神和参政议政的基础。

政治体系是实践一定政治价值、规则的政治系统,政治治理效能是社会成员能直接感受和承受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也是他们评判政治体系的主要依据。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的直接联系并不是直接发生在政治价值上,而是在现实、具体的政治活动的全部细节中,在其谋求利益实现的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12] 在以科学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民族复兴为追求的中国发展道路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情教育、形势与政策等都是政治教育培训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藉此带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了解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热点问题、所取得的具体成就,并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发展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三是执政党认同、政治精英认同。执政党认同是指人们对国家执政党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治精英认同是指人们对政治领袖、政治人物、政治家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权力由执政党行使,政府也由执政党掌控,执政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轴。政治精英是政党的核心力量。国家、国家政权、政府、政党事实上都是由一批政治精英来操作的。因此,人们对执政党和政治精英的认同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认同。对执政党和政治精英的认同意味着对政府、对国家政权的认同[13],是最狭义上的政治认同,也是最具直观性的政治认同。

实现执政党认同、政治精英认同,实质上是执政党和政治精英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过程,通过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建立基于社会成员内心主动遵从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超越宪法法律或政治权力支持、以社会成员被动服从为特征的合法性。一般而言,政党合法性建立在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施政纲领、历史功绩和执政效果等。相比历史记忆的模糊和淡忘、现实利益的易逝和转换,其倡导的价值观——施政纲领、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最可靠的资源。“政治体系中领袖通常维护一套持续和统一的信条,这些信条有助于说明和证实他们在体系中进行领导的合理性。”[14]“有一种理想、目标和目的表达单位,它帮助系统成员解释历史,说明现实,并设想未来。”[15]“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16]意识形态为执政党提供超越基于利益考虑的最为基础的理解、超越利益考量的弹性空间。“党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甚至是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利益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不起来推翻其统治。”[17]

相应地,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政治教育培训的理论根源。首先,要讲清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思想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这些理论成功的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涉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意识形态之类的“高大上”的知识体系在人们的心理中是有距离感、甚至抵触排斥的,把它讲清讲透,面临挑战。要以问题为切入点,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其所回应的重大时代问题及其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意义,由小见大、由具体到抽象,深入浅出。其次,对各种政治思潮进行评判和引导。“意识形态应该有很强的包容性、发展性,要维护政权的稳固,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需要兼容并蓄。在这里,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18]任何政治思潮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所面临的一种直接的挑战或者是困境就是如何面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当代中国,西方政治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中国的政治思潮如民粹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生态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政治思潮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丛林。要对这些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主要观点、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予以介绍分析。在价值多元的现实语境下,认同和共识的达成不可能依赖于神秘主义、愚民政策和强行灌输等非理性的方式。要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交流,在多元思潮竞争话语权的过程中,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取主体性自觉,从而建立理性的基础上的认同。

(三)注重政治教育培训的主体性,激发教育的内生动力。政治教育工作是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根本是人的主体性

政治教育培训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整个过程是根植于理性、蕴藏于情感的。理论唯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情到深处是极致。教师博学多思深思、真懂、真信,政治教育培训的方向正确及成效才能有一个或然性的基础。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政治价值观已然形成的社会成员,是带着自己所有过往的经历、教育、生活际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康德认为,人不应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决、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的过程,不能也不可能是用“思想的统一性”推行当代蒙昧主义,而是要以其主体性的理性建构为基础,不断反思、批判以至于重构自我认同、政治认同。这样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价值的选择和坚守不应转换成政治控制,主体性的高扬,是政治教育培训实现从强制灌输获得政治认同到自由沟通、深度交流的基础上实现自觉认同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曾经说过,“主义好比一面旗帜,只有旗帜竖起来了,人们才有所仰望,才知所趋赴。”[19]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国经验日益丰富,需要“言说”;中国故事日益精彩,需要“讲好”。这就是“话语”。

“话语”作为公共价值、秩序的建构表达,客观上、天然地是政治的;“话语”的建构性,使其成为重要的权力。[20]政治教育培训,是“话语”建构政治认同、达成共识的公共领域。

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教育培训,要围绕国家认同、政权认同、政府认同、执政党认同、政治精英认同,把政治坚持确定性与开放性相结合,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把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马克思主义等讲清楚讲透彻,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建立政治认同的“话语”主场,掌握话语权。

注释: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2][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7页。

[3][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4][美]迈克尔·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阎光才译,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

[5]丁志刚、董洪乐:《政治认同的层次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95页。

[6]同上。

[7]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35页。

[8]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35页。

[9]丁志刚、董洪乐:《政治认同的层次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94页。

[10][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闫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1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2]方旭光:《政治认同的价值取向及资源整合》,《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第1期,第56页。

[13]丁志刚,董洪乐:《政治认同的层次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94页。

[14]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1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9-350页。

[16][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7]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

[19]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20]常轶军:《政治认同的四大支柱: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新视野》2014年第6期,第87页。

(郭红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师。)

责任编辑:王文京    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本文系独家原创,媒介转载须注明来自“中央社院(zhongyangsheyuan)”,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