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汉学家安乐哲在中央社院讲座:儒家角色伦理学

来源:中央社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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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美籍汉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在中央社院做了题为“儒学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的讲座。

5月10日,美籍汉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在中央社院做了题为“儒学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的讲座。

以下是讲座内容:

最好的时代,最糟的时代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由于科技的发达,世界饥饿已经不是科技问题而只是道德问题;这也是最糟的时代,因为人类依然面临着收入不平等、环境破坏等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有四个共同之处:第一,人类对此负有责任;第二,具有全球性,没有地域、民族等边界限制;第三,具有有机性,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第四,人类现在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加以解决——从这一方面讲,这些问题不是“问题”而是“困境”。

有限游戏、无限游戏

为了突破这些“困境”,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意志和价值观。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卡斯认为,在这种区分中,“游戏”其实是在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一个类比。“有限游戏”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为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无限游戏”则与此不同。它没有可辨认的开始与结束。“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有限游戏与个人主义 ,无限游戏与儒学

“有限游戏”与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具有排他性。“无限游戏”则与儒学相联系,符合儒家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一点从中国哲学“家”的概念可见一斑。在中国,“人”“国”都称为“人家”“国家”;在西方致问候语时会说“hello,everyone”,在中国则会说“大家好”。

“家”是最自然、最基本的政治组织,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和”或“和谐”,仅仅将其译为“harmony”是不确切的,而应当译为“optimizing”,即优化之意。达到“和谐”要以“家”为模式。“无限游戏”的进行,即是以“家”为模式不断改善政治组织的内在关系。

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希望我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此,我们可以通过剖析美国文化广泛传播的原因来理解中华文化崛起的必然性。美国文化广为人知并非全然因为其文化本身之特性,而更多的在于其文化背后的经济、政治实力。文化是跟随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传播的。现在中国发展很快,经济、政治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之提升是必然,传播中华文化可以稳扎稳打慢慢来。中国当下与未来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崛起。

中西文化不对称

不可否认,中西文化交流存在不对称现象。从留学方面来看,在美国,中国留学生达到30万;而在中国,美国留学生则仅有1.5万。从译著方面来看,中国翻译西方著作数量多质量好,西方翻译中国著作则并不积极,中西青年学者的学术兴趣也呈现这一态势。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对称事关世界文化秩序。

不对称的原因

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对称现象,有两方面原因。

一个原因来自外国。最初介绍中国文化到外国的群体是传教士,他们把中国文化翻译为英文词汇时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解。

比如,“天”被翻译为“Heaven”(宗教用语),“义”被翻译为“righteousness”(宗教用语,“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动”),“礼”被翻译为“ritual”(在西方并非褒义词,而往往指空洞的、无价值的、形式主义的)。

在西方,哲学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学问;由于上述曲解,中国哲学在西方难以进入哲学领域,而往往被置于宗教领域、东亚研究领域。

不对称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中国。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开始批发性地引入西方教育体系,以西方概念改造自己的语言,使得现代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构的语言。

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对此有深入研究,指出西方的中国文化并非真正的中国文化,同时现代中国的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语言解构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成为了“西方化”的对等概念。

我们的方向

总地来讲,中华文化是有巨大贡献的,中国的儒学是有巨大贡献的。不应该单纯西方化,这不是说西方的文化不好,而是说应该“中西方化”,即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交融,形成更高级的发展了的人类文化。

儒学的价值

那么,具有批判性、进步性、进化性、充满希望性的儒学,对变化之中的世界文化秩序将会做出怎样的贡献?对此可以从伦理学、宗教、社会秩序、文化、政治秩序五个方面来看待。

第一,从伦理学方面来看,儒家伦理是从关系视角理解人,将人理解为关系的总和,构成了根植于对家、国关系之珍重并追求双赢的角色伦理学。

第二,从宗教方面来看,宗教“religion”的拉丁文原意是“绷得很紧”,“绷得很紧”即是一种“宗教感”。由此,也可以认为儒学有“宗教感”,是一种以人为中心、非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感”,是以“礼”“和”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感”。同时,西方宗教是排他的,儒学作为中国“宗教”并不排他,儒学是包容性的,儒释道是合流的。

第三,从社会秩序方面来看,皇帝、政府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只构成一小部分,中国的家族则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这也呼应我前面指出的“家”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从文化方面来看,希腊、罗马、埃及的文化都存在断裂,但是中国的文化则不同。第一次西学东渐佛教传入,产生了华严宗、禅宗等中国本土的佛学流派,佛教内化为儒家性的佛学思想。第二次西学东渐,包括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传入中国,也并未使中国文化发生断裂。中国的文化始终呈现为一种浑然、包融性活力的文化之状,在其内部,竞争之热量变为融合之熔炉。中国的文化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是也始终存在共通之处。

第五,从政治秩序方面来看,良好的政治秩序与教养密不可分,从事治理的人需要具有良好教育与人格修养。孙中山先生所提出五院中之考试院,即是对儒学科举之继承发展,即是“贤能政治”“贤能政府”的体现。

儒学的话语体系

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葛兰言指出,“中华智慧不需要‘上帝’的理念”。中国著名哲学家唐君毅指出,“中国民族无含超绝意义的天的观念。中国人对天有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天与地是分不开的”。即是说,“天”并不超越,而总是“天地合”的。同样地,“道”也并非超越,中国哲学认为“人能弘道”。李约瑟、熊十力等也都有类似的看法。“道”“德”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的道、德。

由此看来,当下儒学的问题在于总是不加分辨地套用西方范畴。儒学需要自己的话语体系。我写了一本书,即《儒家角色伦理学》,副标题是“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希望用中国的语言来说明中国的思想。

回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论断,可以发现,人不是单子的个体,不是human being,而是human becoming。前者是本质的、灵魂的人,后者则是过程中的、成长的人。成己即成物,成物即成己。此外,汉字“个”经字源考证有“一半”的意思,意味着个人只是“一半的人”,有他人才有自己。这也就是儒学的起点:个人是虚构的,人是关系。

今年北京大学将要召开世界哲学大会,本次大会的主题即是“学以成人”。人的生命不是在皮肉里面,而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怀特海所谓“简单定位的谬误”,即指将个体的人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谬误。儒学的智慧不在于提供一套堂皇的普世原则,而在于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归纳概括关系中的人的实践经验。在儒学经验的视角下,只有作为关系的人。

儒家被翻译为Confucianism,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狭隘的。“儒”本是一个社会阶层,在孔子之前的商代就已经存在。我们来看“老”这个字的甲骨文,是一个白发老者拄着拐杖,而“孝”则是“子承老也”,是将单个个人的拐杖变换为关系中老人的子女——“孝”所体现的即是百姓对于文化的传承。而在此基础上的“儒”所承载的,则是将生物性的人提升到文化性的人,是对每个时代文明的传承。

讲座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作补充翻译。中央社院党组成员、教务长李道湘主持讲座。新任民盟中央委员班、致公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培训班、中央社院第39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第二期新疆中青年爱国宗教人士培训班、统一战线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班的学员及部分媒体记者、中央社院教职员工于现场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