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国道路的意义在哪儿?

来源:中央社院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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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道路

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中国经验时经常碰到难题:一方面,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世界公认;另一方面,一些人用西方理论来解读并试图预测中国未来,却总是失败;也有人用东亚威权模式来解释中国,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都是用现有的理论去套析中国的实践经验,结果不成功。实际上,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正确理解当前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民主与权威、多元社会与人民中心存在的张力。今天的文章,旨在解读为什么要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意义在哪里。


不能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和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而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建设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社会科学虽然也有科学性,实际上主要是观念学,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

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来自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总结,说到底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地方性知识,因为西方的兴起,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知识,或者说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们观察问题观察新经验的角度和出发点,通常是用来自其他国家的理论。如果这个新的经验与既有的理论完全不相符,在既有理论坚持者看来,这个新经验大概就没有生命力。

但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世界经济史时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他说,近三百年的经济史,也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很少有国家是按照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起来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几个概念、几个模型,是意识形态化的。其实所有理论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条件、特殊情况,但是在建构理论的时候都被刻意地抹掉了,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几个教条的理论。因此,所有按照普世的或者主流理论去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很少有成功的。比如说二战以后,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按照当时主流理论去发展,用所谓的进口替代理论去发展,结果都没发展起来,现在南美国家大多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其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

虽然这个模式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东亚不符合主流理论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反而符合主流理论的南美模式却失败了。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完全按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去做,结果出现了“逆发展”。

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与经验张力的问题。新的理论就是三十多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是强调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也就是政府尽量少发挥作用,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条。按照这个基本教条,国有企业毫无疑问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在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理论要素当中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化滚滚向前,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我们一直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其中包括了国有企业。政府的作用很强大,国有企业很强大,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强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是发展型的政府,则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叫强发展型国家、强发展型政府,这一模式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认为“中国错了”。但是中国就是靠这个被认为是“错了”的东西走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那么,是西方的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的实践错了?恐怕是理论错了,理论本身有问题,这是我们对理论与实践张力的理解。中国亟需基于中国经验的新经济学原理。


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以党校和工业园区为例

中国这样的发展有没有普遍意义?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世界上大概65%左右的人口,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治等一套东西。其中做得好的,只有那些最早的发达国家,大约有15%,另外的50%都不尽如人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大约20%,实行的是中国道路,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经济上是发展型国家。如果拿我们20%的人口和实行自由民主国家中50%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它们在治理的意义上没有可比性。

所以说,中国模式适合20%的人口,自由主义适合15%的人口。虽然它们国家数量多,但人口总量没有我们多。两方面比较哪个更具有普遍性呢?很多国家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走自由民主的道路,人口都在一亿以上,和中国有可比性,但是从治理来看,有的是无效治理,有的治理很差,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

从人口意义上说,适用于20%世界人口的模式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吗?它是不是有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政党大会上说,我们不接受、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 但问题是别人非要学我们的模式怎么办?中国模式的要素当然很多,比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个深度报道,谈到政府的第四次革命。政府的第四次革命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以党校为核心的干部培训系统,可以提高党政干部的政策认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现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在和我们的政党交流后,开始创办它们的党校。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说到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建设而成。在一个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建一个工业园区,使得企业上中下游互相配套,大大节省了企业各种物流、采购成本。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以深圳的创新中心为例,背后最大的作用就政府这只手,它创建了人才工程、各种国家级实验室、企业孵化器等,才有了深圳今天的创新成就和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国,经济具有政治意义,政治也有经济意义,它们两个浑然一体。这里中国模式对既有理论有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如何计算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注重生产要素、全要素,强调这些要素可以计算出经济发展中土地、劳动力、科技的贡献率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计算,把政治作用的要素考虑进去,来衡量政治在经济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所以说,中国经验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养料,可以创建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即如何计算出或者解释出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的贡献率是多少——如果能把这个计算出来,估计比一个两个经济学诺贝尔奖都厉害。

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曾说过,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没有国有经济,根本没法和西方竞争。

就以最近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有的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说中国错了,因为你是国有企业去竞争,人家是私人企业去竞争。但是,西方国家早期的时候是用枪炮去打开市场的,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去竞争,有人就受不了了,这是完全被理论蒙住了眼睛,枉顾世界经济史、世界文明史。对后发国家而言,因落后被殖民,政治组织不起来,经济组织不起来,如何去参与全球竞争?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要竞争,政治的组织力、国家的组织力量必不可少,这是绕不开的,否则的话分散的经济状态怎么可能和欧美成熟的资本主义去竞争?结果是只能被吞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