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在两个层面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纵向上，它以政党为中心创造了新的政治发展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生成历程构成一种既不同于国家中心又不同于社会中心的政治文明体系，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责任使命一脉相承；在横向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新型国家建设形成互构互嵌互动结构，与新型民族共同体一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互相结合开创新型民主模式，这些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和谐共生、相互促进，共同谱写了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文明新形态；新型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这一制度生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建国、协商治理和制度定型的历史实践，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与传统文化土壤，成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不同于西式竞争型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而是一种将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有机统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意蕴，明确指出，这一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不同学者对于“贡献”的理解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总体而言具有如下三个层面：一是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并呈现出与西方政党制度显著不同的制度优势，在创造性和优越性上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二是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制度类型、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新的政党关系、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和新的现代治理方式，本身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新创制。三是以政党政治对于政治文明的核心作用为线索，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事实上，政治文明意味着一个文明体在政治生活中达成稳定有序的良好状态并产生系统规范的认知与制度，因而要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何种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否推动新型政治文明体系的形成以及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否在政治文明的层次上实现了突破创新。应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这两个问题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纵向上，它以政党为中心创造了新的政治发展模式，其演进生成历程构成一种既不同于国家中心又不同于社会中心的政治文明体系，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责任使命一脉相承；在横向上，它与新型国家建设形成互构互嵌互动结构，与新型民族共同体一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互相结合开创新型民主模式，这些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和谐共生、相互促进，共同谱写了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政党中心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形成
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来看，人类政治文明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制度形态。与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强调社会多元分立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展示了一种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新范式。中国政治文明的新生历程不是神话般的国家不断扩张自身自主权力的历程，也不是社会多元利益团体互相争斗对抗的历程，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整体利益和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初心使命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建国、深化治国理政理论认识和政治实践并逐渐将其制度化的历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治文明的演进，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制度生成阶段、制度嵌入阶段和制度效能阶段，每一阶段政党制度的变迁和发展都适应了中国共产党责任使命和工作重心的调整。
在制度生成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传统国家崩溃、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背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革命性的政党，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和社会秩序的重塑。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成了以革命党为主体的合作型政党制度雏形，但两次合作的最终失败也确证了竞争型政党制度以及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无法承担在中国建构独立的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不过，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早就指出革命的失败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当然，这里的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还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最终，在充分认识到中国具体国情和进行大量政党合作实践的基础上，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政党学说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现了合作建国这一历史使命并在此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制度格局。
在制度嵌入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社会各界的力量团结起来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这不仅需要建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治理能力，还需要建立充分反映社会各界利益和吸纳各界治理资源的制度机制。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嵌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通过立法确定民主党派成员可以担任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等将这一制度嵌入立法系统之中，通过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将这一制度嵌入行政系统之中，初创了凝聚合力、协商治理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在制度效能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激发制度效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阶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提升促进了制度效能的发挥。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协商治理的具体规范和程序日益完善。我国不断健全互相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通过不断完善协商治理的体制机制，民主党派在制度框架内发挥的作用更多更大，这有力激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利益代表、凝聚共识和优化决策的制度效能。
由此观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贯穿于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发展历程，从未缺席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持续演进。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始终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还得以嵌入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制度体系之中，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进步，始终处于规范、文明的制度体系之中。因此，从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角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升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文明水平，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政治伦理、价值原则、治理方法等，都以各种方式浸润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文明之中。例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价值遵循，也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规范；合作协商的工作方法不仅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制度优势，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从体系化的角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文明要素，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形态
新型国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这种新型国家是与西方传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的，从政治组织形式上来说，马克思将这种未来的政治模式称为“社会共和国”。与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国家、与依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与那种和人民大众分离的资产阶级国家截然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之后就是要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纯形式的政治解放，完成对社会的改造，实现社会解放和人民解放，将政治形式和社会关系统一起来。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思想就是要将产生于社会但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重新归还社会，使社会公共权力与社会本身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就在中国开辟了走向新型国家建设的崭新篇章。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思想相一致，我们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如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在“人民共和国”中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通过这一武器我们能够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之外的一切力量建设新兴的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种政治力量实现革命的进程中所得到的政治经验、所形成的政党制度，从一种政治原则的角度融入现代国家制度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完全不同的政党与国家关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
西方传统政党制度诞生于国家政治结构之中，同一政治体系下的政党归属于同源性的内生型政党，其基本逻辑就是代表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竞争性选举夺取国家权力。这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形成早于其政党的诞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国家权力主体是西方政党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西方政党本身就起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逐渐分化，是市民社会利益分化及其产生的利益表达的产物，是组成社会的不同部分结构出于表达和维护该结构利益而需要进入国家体制的精英政治团体。因此，同一政治系统之内的不同政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立场不同的争夺执政权的竞争型政党。对各个西方政党来说，国家要么是侵占私人权利领域的庞然大物，要么是精英团体角逐权力的无主场域，这样的政党与国家关系导致了竞争型政党体制的诞生，这种制度下的竞争不可能着眼于全民利益的政策制定与政治整合，而是代表特殊利益的权力争夺与政治对抗。对权力的角逐容易导致混乱无序的竞争，权力主体的频繁更替也会导致政策的反复无常，因而难以实现良政善治。与此同时，这种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是选举政治，不同政党之间的追求选票最大化，加剧了不同利益团体的恶性竞争和社会撕裂。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推翻旧秩序、创造新的政治文明，也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新型现代国家。这种政党建国的历史实践决定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主导建国过程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其根本使命和主要任务不是争夺国家权力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治理国家，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代表自身利益集团争夺执政地位而是反映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和贡献自身的治理智慧，助力中国共产党制定能够惠及全民的长期稳定发挥效益的优良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嵌关系及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特点，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克服西方国家在国家权力无序竞争和社会群体分立撕裂上的困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和长期执政，一方面，要求其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改善执政方式，充分吸收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和诉求；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远景规划、彰显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形成了互构互嵌互动的关系，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精诚合作，共同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合作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传统。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嵌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与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和其他基本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而新型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又作为基本原则嵌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决定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最后，随着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在不断完善的同时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型国家也在充分吸纳协商治理、合作共赢等政治理念的同时，又在立法和行政层面推动其不断走向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新型现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处理民族关系时，采取的是与西方民族国家中政党与民族互动完全不同的思路。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民族作为塑造国家认同、凝聚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成为主权在“民”的合法承担者，只有当民族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时才能使民主制度的安排具有合法效应。参与国家权力实际角逐的主要组织是政党，因而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政党，这些代表不同地域民族利益的政党通过竞争型政党制度进入国家权力结构后，必然因为权力性竞争的缺陷成为分裂社会的重要力量，有的民族主义政党长期开展独立运动和分裂活动，对国家统一形成严重挑战。
中国传统国家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完成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成立伊始就坚持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使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国内走向世界，转化为殖民者民族对被殖民者民族的剥削，民族斗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具有了阶级斗争的含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族独立的不同阶级，当资产阶级为了这一目标而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时，也就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团结的对象。当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民能够成为反对压迫、反对奴役的革命者时，也就同样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而非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团结不同阶级，以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团结不同民族，因而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主要承担者落实主权在民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政党与国家深入互嵌的结构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组织上发挥更加强大的凝聚与整合力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方传统民族国家是在国家行政控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凝聚资源，提高自身的组织整合能力从而完成了现代国家和政治民族的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结构以及政党关系实现对人民的组织和整合，尽管民族共同体在国家认同等思想层面的凝聚整合作用同样重要，但权力主体组织上的统一性可以更好地克服各民族在思想层面固有的排他性和差异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制度下的政党并不代表不同民族的利益而互相竞争夺取国家权力，也不以不同民族的立场相互排斥和对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中华大地上的 56 个民族熔铸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非不同民族的特殊利益。中华民族这一新型现代民族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具有特殊利益的民族明显不同。首先，中华民族以国族为本。中华民族究其根本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持有的政治国族身份，不论是否具有不同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能以中国人民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系统，成为国家权力主体的承担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中华民族以民族为体。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虚拟的总体概念，它的统一性并不能取代各个民族的多样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和保护各个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各个民族也有大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吸纳不同民族的人民进入党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保障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使各个民族能够以文化实体和政治实体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政治文明系统之中。最后，中华民族以文明为根。各具特色的民族能够熔铸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中华文明之根基，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虽然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但在同一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文明特质深深镌刻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上。例如，大一统的文明特质令每一个民族都愿意将自身视为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同样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坚持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文明底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文明保障，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沃土的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将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全体人民牢牢团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和战略目标之下。一方面，一切政治力量主体皆凝聚于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周围，不断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良性的正向互动，而非西方政党格局中的负向博弈。这就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既可以不受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的掣肘，又可以尽可能地团结进步力量，充分地发挥高效执政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多党合作保障了不同政治力量主体能够通过规范、畅通的制度化渠道，充分表达意见建议和反映利益诉求，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在精神层面动员和整合各个民族与全体人民，使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又通过独特的政党关系模式和国家治理结构，保证决策统一性和连贯性，推动民主化、科学化的现代化治理。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些西方国家把民主简化为选举民主相比，中国的民主政治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确保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推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下，所谓民主只能是一种空洞的虚伪的形式主义的民主。著名思想家卢梭就明确指出，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它们就等于零了”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争得民主，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将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多数人的民主，将形式的民主转变为实在的民主。列宁高度肯定了这种历史转变并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充分享有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选举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独特、独有、独到的协商民主，建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它是一种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民主理念、运行机制、根本遵循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嵌套、相互促进，以新型民主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践行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驱动系统与制度保障。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政治原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诉求，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提升执政能力，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共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落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将自身嵌入法律系统推动自身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制度遵循。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单是一个高度凝练的概念，而且是一套由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机制构成的制度体系。在宏观上，它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在中观上，它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等政党主体自身的制度规范、政党主体之间的关系规范、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规范、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规范；在微观上，被细化为国家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规定的关于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活动的方式方法、内容范围与程序规范等，这套制度体系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政党制度基础。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一系列民主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通过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贯彻落实，通过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制度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质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机制，是价值、制度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它涵盖的先进民主理念、塑造的民主制度体系、落实的完整参与实践，在价值维度上赋予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崭新的时代内涵，在实践维度上明确与夯实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发展的实践规范与现实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崭新的民主理念，以高质量的人民民主超越形式化的资本主义民主，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价值遵循，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要在实质上通过民主科学有效的治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不是追求国家权力的选举型政党，而是追求人民利益、满足人民愿望的治理型政党。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了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制度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的宏观、中观、微观制度体系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了参与民主实践的各个环节，以全过程的高参与民主取代环节单一的选举民主，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实践规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都发挥领导作用，并通过协商民主等具体机制不断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质量和水平。
六、总结与展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历程中，我们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艰辛探索取得的杰出成就。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国家治理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创造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其核心内容包括：在政党制度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在国体和政体形式上，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形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型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形成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民族关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构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的政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相对于古典中国政治文明而言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且包含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普遍规范；不仅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且包含人民至上和代表最广泛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不仅是相对于西方经典民主话语政治文明的新型民主政治文明，而且包含对民主理念、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全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更多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也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展现了光明前景。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作者郭定平、蒋寒，郭定平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统战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基地执行主任，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蒋寒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