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周期动能转换过程中，一大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十五五”时期要统筹供需关系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通过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和扩大有效需求相互牵引，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扩张性循环，包括：一个核心方向——扩大有效需求；两只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六个轮子——新质生产力、就业优先、收入分配、民生建设、修复资产负债表与预期管理。
关键词：需求侧经济学；新质生产力；有效需求；新周期；“十五五”时期
近年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没有一定增长速度，现代化的其他目标都可能落空。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关键。
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而保持中高速增长则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时按照人口规模计算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的第二阶梯。“百尺竿头再进步”，中国经济要再上一个新台阶，就要积极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推进需求侧管理、统筹供需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换言之，要以推进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与扩大有效需求相互牵引，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机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周期跃迁。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周期
2024 年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企业经营困难、消费降级、青年失业率攀升，同时我们又遇上了美国遏制、俄乌冲突等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人开始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经终结。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经济“见顶论”，这不过是西方曾无数次炒作过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最新版本，而随着年终岁末的中国科技大爆发，西方又出现了“中国将吃掉所有”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威胁论”。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周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区间，而不是经济增长见顶了。
从经济增长周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轮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见图1）。第一轮是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增长后迎来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治理整顿；第二轮是1992 年后的高速增长，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结构调整；第三轮是21 世纪初的两位数左右的高速增长，这一轮高增长持续到2008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开始下行，但通过“4万亿”等逆周期政策调节，中国仍然维持了几年两位数的高增长，随后由前一轮的两位数的增速，逐步开始放缓——“十三五”时期平均增速下降至5.8%，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下降到2.3%，2021 年经济增长恢复到8.1%，2022 年受疫情冲击增长率为3.0%（见图1）。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新旧动能转换阶段，2023 年克服各种不利条件，经济增长恢复到5.2%，2024 年为了应对各种不利条件的冲击，我国出台了超常规的增量政策，保持了5% 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有结构性下行因素。与前一轮两位数增长相比，中国经济增速确实是在下降，这也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规律，人均GDP 到一个更高水平之后很难再保持两位数增长，出现阶梯式下降并不奇怪。同时，目前经济增长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从旧周期向新周期转换产生的，支撑前一轮高速增长的快速城镇化、房地产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居民大件消费品的排浪性消费和加入WTO 后出口高速增长等支撑因素都在减弱，而新动能仍然不足。这五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是房地产下行冲击。房地产是前一轮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目前虽然还有结构性发展空间，但总体上已经过剩。房地产下行不但带来房地产业本身衰退，而且由于房地产产业链很长，关系着上下游很多行业。所以说，房地产是带动社会需求的重要金融工具，目前很难找到一个相当规模的行业弥补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冲击。
二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冲击。美国加大对华遏制（containment strategy），不但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还在产业、技术上对中国搞脱钩断链，不断扩大“小院高墙”。加上乌克兰危机、巴以战争的冲击，全球经济合作体系日益破碎，全球日益分化成贸易、技术、投资的两个体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冲击是巨大的。
三是疫情带来的冲击。新冠疫情导致生产和销售的间歇性中断，再加上为应对疫情投入了巨额经费，这些因素对政府、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造成影响。另外，疫情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很大冲击，今天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后疫情时代的修复期。
四是债务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债务时期。2008 年金融危机前我国宏观杠杆率低于150%，随后快速上升，而在2016 年到2019 年间相对平稳，保持在250%；近年来宏观杠杆率又进一步攀升，到2024 年第三季度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298%，其中居民部门为63.2%，非金融企业为174.6%。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有14.3 万亿的隐性债务，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了60.3%，已经超过欧盟60%政府杠杆率警戒线。避免类似日本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出现的政府和社会的不良债务集中爆发的危机，以及进入收缩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五是人口红利下降。前三轮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处于人口红利释放时期；2017 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七年下降，2022 年开始中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和超少子化的时代。通常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1.5 被称为超低生育率，而目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1.0，在世界大国中处于倒数位置。2024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再加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是中老年人口，城镇化也总体上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
这五个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面临着全方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强，但市场空间没有那么大，不仅表现在产品市场的需求不足，包括资本、就业等要素市场都出现了需求不足问题。整个社会高度内卷的最大原因就在于需求不足，供给端都千方百计去卷，以胜过竞争对手。
目前我国碰到的困难与几十年前根本不同，现在是从世界第二台阶向最高台阶所碰到的困难。我国人均GDP 已经超过1.3 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从排名上看虽然处于几十名开外，但是比中国人均GDP 高的国家人口总数只有12 亿人左右，因此以人口规模来划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世界第二阶梯。
按照人口规模可以把世界80 亿人口大体划分为六个阶梯：第一阶梯是高收入经济体，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总人口不到12 亿人；第二阶梯是中国，总人口14.1亿人；第三阶梯是拉美和中间地带国家，总体处于中等收入，总人口接近16 亿人；第四阶梯是东盟，人均GDP 5000 美元左右，总人口6.7 亿人；第五阶梯是印度，总人口接近14.1 亿人；第六阶梯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总人口接近12 亿人（见表1）。从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第二台阶迈向最高台阶。
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周期转换阶段。一方面，旧周期消退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因素；另一方面，新周期的经济新动能也在蓬勃发展。这表现为经济数据的此消彼长，2024 年前三个季度，房地产投资下降了10.1%，但同时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上升10%。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高速，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9 — 2023 年按照现价计算增长率达到8.4%，占GDP 比重由16.4% 提高到17.7%。2023 年我国汽车整车出口491万辆，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23 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售占世界64%，2024 年预计占世界比重为70% 左右。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 年前7 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25.8%。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的向阳面。
从国际上看，中国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增长引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 — 2021 年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了G7 国家总和。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中长期竞争优势仍然强劲，庞大的国内市场，产业链条完整、经济韧性强、腾挪空间大的竞争优势并未改变，而且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附加值转型，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旧巨大，根据有关测算，2021 — 2035 年中国GDP 年均增长潜力仍然在4.8% 左右。
二、扩大有效需求：将经济增长引致高水平动态均衡循环
中国经济已经由紧缺阶段进入了相对丰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2016 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总体上进入了有效需求不足阶段，根本上是要避免经济进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这里不是指通常意义上说的人口平行扩张、收入维持在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是指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过削减供给能力与收缩性政策造成的经济收缩性循环。供给能力削减、信贷紧缩会导致社会总收入增速下降，降成本是不同部门收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上游企业提供资源、提供资金收益的能力，政府税收、职工基本福利都会受到影响。这种路径很容易导致经济增长进入不景气循环，生产收缩导致社会总收入减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信心与预期，并引发信用收缩、投资收缩、消费收缩，从而使得在收缩水平下的过剩得以出清。
中国虽然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就见顶了，或者是西方所谓的“产能过剩”。中国超级生产能力并非“有害”的过剩产能，相反是具有非常高性价比的优质产能，这也是为何中国产品能够在世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原因。例如，中国新能源绿色产能恰恰是弥补了世界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产能不足问题，促进了全球能源转型。与产能过剩论要求削减产能促使经济进入消极循环不同，有效需求不足是要求我们扩大有效需求，从而为经济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并将经济发展引致扩张性循环。
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并非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需求满了”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仍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供给，可以挖掘并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从而支撑中长期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从投资需求看，中国正处于新兴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产业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产业投资的新需求；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有大量的新基建投资需求，也有大量的交通、城市更新、防灾抗灾、民生福祉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需要弥补；在消费需求方面，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明显是被压低的，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2024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9.4亿人，接近美国总人口的3倍，中国完全有条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大消费市场；在出口需求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低端、中端和高端全系列产品供给、高性能、高性价比国家，在全球具有强大竞争力。
如何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这就需要将低水平均衡循环引向一个高水平的动态均衡循环，将供给侧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与扩大有效需求有机联系起来，以扩大有效需求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实现高水平动态均衡的战略基点在于扩大有效需求，从需求侧解放潜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具体而言，聚焦扩大有效需求，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新需求，推动投资扩张与消费较快增长，提升全社会信心，推动经济进入扩张性景气循环，从而使供给在更高水平下出清。
2024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这实际上是扩张性政策，其内在逻辑是要让整个市场（包括各类经营主体以及居民）恢复信心，让经济进入一个扩张性的循环。增量政策能给市场提供一个“超预期”，从而起到政策的引导作用。可能有人会担心增量政策出台之后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新一轮的无效投资。其实不然，增量政策都是和存量政策特别是中长期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有机衔接起来的。有很大一部分增量政策，实际上是把已经想要做的事情提前加快来做。还有人会担心，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会挤压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从发展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有两种平衡：一种是积极的平衡，一种是消极的平衡。对于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有人主张采取收缩性政策，比如去杠杆、停基建等举措，以为这样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小。问题在于，不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如果完全从降低风险着手，反而会酿成一个更大的风险，这就是追求“消极的平衡”。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实际上是追求“积极的平衡”，是为了解决问题，从而创造新的空间。
我们要在动态中看待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动态中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政策空间看成一个固定的东西。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只有让经济进入扩张性循环，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三、需求侧经济学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推进需求侧经济学。需求侧经济学包括一个核心方向——扩大有效需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手共同发力，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六个轮子驱动：第一个轮子是新质生产力，新供给产生新需求；第二个轮子是就业优先，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第三个轮子是共同富裕，做好收入分配，提升全社会总体购买力；第四个轮子是推进民生建设；第五个轮子是修复资产负债表；第六个轮子是做好预期管理（见图2）。
需求侧经济学核心方向在于扩大有效需求。我国经济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并不是凯恩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周期性问题，通过相机抉择的刺激政策能够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长期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回报率下降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影响，以及我国超强生产能力与市场空间不足。
需求侧经济学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手发力，不能只强调市场的作用。消费需求与购买能力不匹配、长期需求与短期收益不匹配、公共需求与私人收益不匹配，使得大量潜在需求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得到现实化。要认识到大量需求其实并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是可以通过政府之手创造出来，并进而引致为市场需求。例如，国防需求刺激了大量科技产品的出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刺激了电动汽车的发展。
需求侧经济学需要“三驾马车”驱动，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一是在投资方面，加快推进新基建，为数智革命构建基础设施。这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5G、6G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等。二是谋划若干标志性的超级工程，拉动经济增长。例如，国家大脑与智能社会建设超级工程、陆海通道超级工程、“一带一路”国际走廊超级工程、生态走廊超级工程、前沿科技基础设施超级工程等。三是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即便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仍具有巨大的升级改造空间，中国其他城市改造空间更为巨大。推进城市升级工程，能够产生巨量的投资需求，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四是将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投资增长的重点领域，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养老健康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
在消费方面，培育新的消费热点。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随着世代更替，消费热点也在变化，“Z 世代”会为趣味、颜值、价值观等付出很大的消费支出。亲子消费已经成为新一轮消费的热点，根据美团的数据，2019 年全国亲子餐厅的交易额相比2018年翻了一番。消费有故事、有趣味、有文化的产品正在成为潮流，特定的消费场景、社交与关注引致的消费成为新的爆发点。一是拓展新的消费空间、时间、场景。空间方面：太空体验、远海等都是可以拓展的空间。生活空间方面，宅经济也成为热点。时间方面：夜间经济、假期经济都成为重要的消费热点，要鼓励正常职场文化，要给劳动者充分休息、娱乐和消费时间，同时可以考虑调整假期安排，鼓励人们利用周末短期旅游和休假。场景方面：个体的大量消费行为是消费场景引致的。对不同层次、线上与线下消费场景需要统筹考虑，加强规划。二是把握体验型、参与型消费的兴起。使用型消费是通过饮食、使用、观看等方式对消费产品进行消耗，在此过程中，消费者虽得到满足，但总体上是被动的。体验型、参与型消费的兴起，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在消费过程中更主动、更有参与感，如体验式的旅游；而且随着数智化时代到来，会出现大量的产消者角色，消费者更多进入生产过程，定制化、个性化的产品越来越受到欢迎。服务型消费中能够提供新的体验，甚至新的生活方式的消费也会越来越受欢迎。三是大力拓展发展型消费。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其在生存型、品质型消费需求满足后都走向了奢侈型、享受型的畸形消费。中国更需要鼓励的是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型消费，同时发展型消费潜力巨大。积极培育全民健康、全民健身市场。积极培育全民终身教育、开放教育体系，要把握新技术的变化和人民需求的变化，建设更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各种技能竞赛，鼓励个体终身的全面发展，促进发展型消费。四是推进住房以旧换新。住房升级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形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条件升级。对于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免除契税、提高住房公积金补贴、增加员工福利、加大共有产权等政策手段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先租后售、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购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此外，政府应该搭建起政府主导的住房交易公益性平台，降低住房交易的中介费用。推进家居消费以旧换新。可以通过政策组合，实施人居环境升级工程，推动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推动耐用消费品的新一轮排浪式消费，这样既拉动经济增长，又避免出现新一轮泡沫。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的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升级。对于二手汽车与二手家电，可以通过统一回收后，以折价出售或者公益捐赠的方式，提供给低收入群体使用。
在出口需求方面，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一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二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三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需求侧经济学需要六个轮子共同驱动，具体如下：
第一个轮子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新供给，同时也会创造新需求（这包括促进新产业的投资需求和新产品的消费需求），以及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竞争力。要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例如，2024 年我们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的技术和设备的升级。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包括 旅行观光、 农业植保、 物流配送、 应急救援等方面应用场景，释放巨大需求。目前，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之一，就是消费大件增长基本上都达到峰值了，未来大件消费品也要靠新质生产力，也许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狗。
第二个轮子是就业优先。对普通人而言，就业是收入之源，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我们要从片面强调生产效率优先转向就业优先。例如，无人驾驶。一方面，技术进步是阻挡不住的，像萝卜快跑等无人驾驶必须加快发展，不然，就会落后于特斯拉等无人驾驶技术；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就业替代的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些公司征收就业替代费，它类似排污费，是针对企业发展的负外部性而设计，替代一个就业岗位就征收一笔钱，用这笔钱来创造一些公益性岗位，包括为创造就业企业提供补贴和再就业培训等，而不是片面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经济发展才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个轮子是收入分配。需求侧经济学将收入分配看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分好蛋糕”本身就能促进“做大蛋糕”。我们整个社会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没有钱怎么消费？高收入群体基本的需求已经都满足了，而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降低，富人边际消费倾向是很低的。因此，要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空间。同时，要推进公共消费需求，这既是共同富裕也是扩大内需，下一步可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推进社区再造工程，再造生态社区、文化社区，这里面的投资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居民共同出资。
第四个轮子是民生建设。住房、养老、教育、健康等民生领域无疑还有巨大潜在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不能作为所谓新的“朝阳产业”，成为资本“狂欢盛宴”。根本方向在于推进民生领域投资与消费的社会化，将社会化投资机制引入民生领域，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坚持民生供给方式不能过度商品化与金融化。民生品的消费需要个人、就业单位与国家共同分担责任。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品配给制，以住房为例，对于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条件，采取实物配给制的方式供给只允许使用不允许交易的共有产权房，由于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实际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实现“居者有其屋”。大规模的民生建设，不但本身就能拉动需求，同时又帮助老百姓解决了后顾之忧，稳定了生活预期，从而让老百姓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消费。
第五个轮子是做好资产负债表管理，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包括家庭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要使得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处于一个良性健康的状况，才能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需求扩张。资产负债表修复不能靠简单去杠杆来修复，以避免经济进入收缩性循环，而是要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去修复。例如，地方债问题，不能靠停基建、砸锅卖铁等方式来解决，而要积极推进地方债务的化解，解放地方政府的内在动能。企业、居民资产负债表，也不能靠停贷款、去杠杆的方式化解，更重要的是要促进资产端的升值，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升，推进股市上涨，为企业创造更多盈利机会，为居民创造更多增加收入机会。
第六个轮子是预期管理。经济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反身性，这一点在金融市场上尤为明显。在产品市场上也是如此，不管投资还是消费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要管理好社会预期，根本在于经济体系能够持续提供赚钱效应，不然再多宣传只会适得其反。当然需要应对好经济上的信息战，以经济光明论应对竞争对手的唱衰。尤为重要的是政策的预期管理工作，政策、政策传播、市场主体认知之间具有巨大鸿沟，政策所起的效果不但在于政策本身，更在于市场主体对于政策的认知。例如，2024 年我国在美联储宣布降息的第二天推出了大规模的增量政策，就很好地引导了市场预期。政策预期中同样要注意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各部门出台政策不能只从部门本位出发，需要充分考虑对于整个市场宏观预期的影响。
四、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与扩大有效需求相互牵引
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要推进需求侧经济学，但是需求和供给并不矛盾，而是相互牵引的。新周期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从供给端是新质生产力，需求端就是要扩大有效需求。我国将制定“十五五”规划，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同样是关键，规划主线可以考虑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与扩大有效需求相互牵引。
新质生产力本身创造需求，构成了需求侧经济学的第一个轮子；供给侧经济新周期的关键就是新质生产力，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经济发展新周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质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是形成新型生产主体、新型生产工具、新型生产资料；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看，就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然也会使得经济形态呈现出新特征，包括产业更加知识密集、更加绿色等。
现代生产力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包括生产主体、科技创新、能源、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产业体系、流通体系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整个生产力体系的整体性跃升、整体性质变。
从人类经济史看，生产力质变是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如同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一样，数智革命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时代。例如，算力本身就构成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一个重要竞争，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未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算力之间的竞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英伟达这种爆发式增长，就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于算力需求带来的。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智联网建成，各种智能设备成为新型的生产工具。2024 年、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着数智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布局，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
基础设施发生质变。基础设施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更多强调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而最重要的公共生产资料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才能推动这一轮的生产力跃升，高铁等基础设施还在进一步提速，推动物流、人流更加快速流动，同时还有数字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数智化也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
创新体系也会发生质变，转向以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以内源式创新为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开放条件下，在全球创新共同体中不断提高创新自主能力。在跟跑阶段，中国可以采取以外源式创新为主的战略，通过技术引进、引进吸收、集成创新等推动技术进步。今天，中国创新在许多领域已经进入并跑阶段、领跑阶段，同时面对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长线创新动力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创新的短板。2019 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投入的6%，而美国为16.7%，法国为21.5%。② 中国推进内源式创新具有三大动力源，即新型举国体制动力源、超大规模市场、世界上最大的脑库。在国家战略引领下，通过新型举国体制赋能创新，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创新要素聚焦，推进科研集中攻关，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依托重大科研平台、加强科研组织体系、加强创新国家队、推动重大科研项目等途径赋能创新。同时，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动力源。场景需求牵引产品开发、应用基础研究的逆向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形态。企业是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主要配置平台，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载体，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中有76.4% 是企业投入的，这一比重已经和发达国家相当，比美国还要略高。中国依托超大规模的市场应用场景、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先进的基础设施、后发先至的跨越优势，将进一步为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最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库，2018 年，高等院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1.1 万人年，基础研究R&D 人员全时当量达到19.1 万人年。同时，中国积极吸引世界各国人才为我所用。通过进一步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进一步激励人才创新，进一步激发世界上最大的脑库。
产业体系也会发生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3%，接近其后的美日德韩四国总和。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有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也有着“阿喀琉斯之踵”，许多产业“缺芯”“少核”“弱基”问题依然存在；产业发展国内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上升，生态环境等约束加强；国际上前有打压，后有追兵，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本国再制造业化，对于中国产业升级进行打压，越南、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依靠其劳动力、土地等成本较低的优势，快速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发展要突破发展中国家被压低在全球产业分工低端、形成依附性发展的瓶颈，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同时也要避免发达国家占据研发、金融等价值链高端，从而将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的陷阱，形成一种全价值链、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推进产业发展三化：一是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产业基础再造，提高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的自主可控程度。二是产业链生态化。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有效衔接的产业生态体系，拓展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做强创新链，推动产业科技要素的空间聚焦。三是产业体系现代化。加强推动无中生有，由零到一的创新，集中创新资源攻关，突破“卡脖子”问题，补足产业链短板。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能与效益。
通过推进需求侧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通过推进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推进生产力的质变，这意味着若干年后，我们能够与世界许多国家形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代差优势，同时也能够在中美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作者鄢一龙，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