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由孟子等系统阐发，“天人合一”思想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质与国人精神气质的重要元素，主要包括“天人”“性命”一体、把握必然发挥能动、道德实践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等方面内容。孟子“天人合一”论内涵人与自然（包括人与人）和谐共生的丰富意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对其进行当代阐扬不仅具有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更是发展新时代文明观的重要助力。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将视角从天人合一的精神领域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领域，体认人与自然同生共育之整体，尊重自然规律、扬弃异化，结合当下实践的具体要求进行系统阐发。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孟子；天人合一；和谐共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依据，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因此，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力量，乃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具有时代价值的重要元素。古圣先贤多将“究天人之际”作为毕生之追求，钱穆先生更将“天人合一”视为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天人合一”论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阐发。本文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视域，对孟子系统阐发的“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
一、孟子“天人合一”论当代阐扬的必要性：古为今用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其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谋求民族独立与振兴的理论武器，更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对“天人合一”论的当代阐扬，正是这种融通的重要内容。
（一）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
正如毛泽东所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发展，适时更新其内容与形式，必将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无法发挥其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承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内核，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就从文化自觉的高度确定了“第二个结合”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必要性。
因此，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契合点出发，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就成为迫切的实践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质与国人精神气质的重要元素，其所追求的“与天合德”精神境界蕴含着人性道德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丰富意涵，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对其进行当代阐扬应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面。
（二）阐发“天人合一”论当代价值
面对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使命，首先要明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能仅仅从“知识论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寻找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代表国人文化性格、精神气质的重要元素来进行整体性继承。古人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毕生之学术追求，横渠四句教当中第一句就是“为天地立心”。不同于西方天、人分离的二元认识论思维模式，中国人将“天命”与“人生”合二为一，“天人合一”早已融入中国人生命当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商周时期已发轫，先秦儒家尤重其精神意蕴。孔子倡“仁”，其将对“天人合一”的体认融于自身践仁行义以知天的道德实践当中。孟子学博而思精，尤重对天、天命、人性等形而上问题的系统思考，将“天人合一”明确为“天命”与“人性”的合一，并以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道德实践活动作为“知天”与“事天”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具体途径。
孟子的“天人合一”论确定了道德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与天合德”，并将这种道德使命感融于日用常行当中，奠定了国人注重道德实践的文化性格，使得“天人合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性格和特征经受“古今之变”的考验而传承，且对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仍富有重要意义。在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阐发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当代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破解“古今中西”文化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在强大物质力量推动下，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强势扩张，我们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自此，国人始终面临着调和“古今中西”的文化难题。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至上”的西方资本逻辑之影响，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古今中西”问题又一次成为学人争论的焦点话题。马克思主义因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高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特质，成为当下破解“古今中西”问题的指导理论。与此同时，“没有资本主义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历史境遇中必然相遇并有机结合”，二者都能为解决当下的“古今中西”问题与治理现代性弊病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建设性策略。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孟子“天人合一”论注重道德实践，强调将道德使命感融入日用常行当中，这正是当下人们生活当中所缺乏之道德信念感。不仅如此，孟子“天人合一”论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义，蕴含着生态意蕴，亦为当下所亟须汲取。因此，面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现状，很有必要借鉴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哲学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力量，寻求解决之道。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正是破解文化领域“古今中西”难题的现实需要。
当然，对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借鉴并非要回归传统，而是要立足于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孟子“天人合一”论内在契合的基础之上，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古为今用意义上的当代阐扬。与此同时，孟子“天人合一”论的论述方式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少了对于“天”“人”“天人合一”具体的知识性论证，直接将论“天”的宇宙论与论“人”的人生论相关联，故需对其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因此，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的首要前提，即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回到孟子所处之时代，回到《孟子》文本当中，阐明其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创造性阐释，以论明其当代内涵。
二、孟子“天人合一”论的要义：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
孟子“天人合一”论建基于其对天命与人性的基本理解，系统回答了天人关系问题，并且指明了实现天人合一之具体途径。而其思想之源流，乃肇端于商周时期传统天命观中人文主义因素的兴起。
（一）承先儒天人合一之信念
中国传统天命观的形成最早可以确切追溯到商代的至上神信仰。西周时期虽出现了天人合一的雏形，但当时对于“天命”的讨论始终围绕着政权的合法性和圣王之德展开，天人合一始终是悬空的，没有具体落到“人”身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循西周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发：“天命”不再为统治者所专有，其内容不再仅是大有天下的绝对律令，多显现为个体行事的绝对准则。“与命与仁”的孔子发其端绪。《论语 • 子罕》有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学界对此章之解读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蔡仁厚先生的解读较为恰当，其以“亲与”“和合”释前后两“与”字：“孔子知天命，与天相喻解，故曰‘与命’；孔子的生命，即是‘仁’的显现与印证，故曰‘与仁’。”孔子在日用常行中对“天命”有着真切的体认，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天”是联结在一起的，乃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言，此即天人合一。“天”给人以道德上的要求即为“天命”，从而让人油然生发出一种道德使命感。
因此，天人合一自有周以来，直到孔子，一直都是学人心中所不言自明之信念，孟子的“天人合一”论即导源于此。
（二）“天人”“性命”本一体
孟子承接孔子，提出了系统的“天人合一”论，将“天人合一”明确为“天命”与“人性”的合一，以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道德实践活动作为“知天”与“事天”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具体途径。首先，孟子对“天命”作了概念性分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正是孟子对“天”和“命”之基本含义所做出的最重要解读。因此，必然性是孟子对“天命”的首要体认。“天命”之必然性正体现于人之所行上，《孟子 • 万章上》载万章与孟子答问之辞，万章问曰：“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孟子答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因此，在孟子“天人合一”论中，天命落在每个人所行与所事上，天命对于人来说就是人生中的内在必然限制。一旦超出此内在之必然限制，人与物就沦为非人、非物了。与此同时，《孟子 • 尽心下》“口之于味”章，在论及耳目口鼻之欲和仁义礼智之德的实现时，将“性”“命”对言，明揭性命一体之旨。针对耳目口鼻之欲的满足，孟子言“性也，有命焉”；针对仁、义、礼、智诸德的实现，孟子言“命也，有性焉”。也就是说，耳、目、口、鼻之欲作为人性本有之欲望，其实现与否有“命”之内在限制；仁、义、礼、智诸德的实现本为天命所限，但诸德乃人性所本有。因此，在孟子“天人合一”论中，天人、性命本一体，天命乃人生内在之必然限制，人性就是天赋之能动性。
那么，在面对此内在之必然限制时，我们能否把握住此限制，从而实现天人合一？
（三）存养扩充仁义之心以实现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
《孟子 • 尽心上》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修身以俟之”讲的就是君子通过“修身”（好好做人）从容地对待人生之顺逆之境来静候天命，“所以立命也”意为这就是其“立命”之道。而“修身”之道就体现于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道德实践当中，具体来说就是对此心的存养与扩充工夫。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适度节制耳目口鼻之欲是存养与扩充此心的首要前提。乔清举教授对孟子所言之“寡欲”的解读十分精到：“‘寡欲’不是禁欲，而是对超出维持个体生命必需的欲望进行克制，可谓‘生态自律’。”更进一步的，《孟子 • 尽心下》有言：“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皆有所“不忍”和“不为”之心，此“不忍”与“不为”之心即为恻隐和羞恶之心。将此二心扩充到其所忍和所为之事上，行任何事皆有不忍、不为之心，故仁与义不可胜用。孟子所言之“扩充”并非机械地推广，而是恻隐和羞恶之心的自然发越，即为做任何事情都怀此恻隐、羞恶之心。此恻隐、羞恶之心，正是实现与天地万物相通，天人合一之关键枢纽。故《孟子 • 公孙丑上》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心怀不忍人之心治理天下，即可成不忍人之政，大有天德，百姓莫不归服。故将存养与扩充工夫做到极致，自可达致天人合一之境。
天人合一之境在孟子“天人合一”论中具体表现为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孟子 • 尽心上》有言：“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书中所出现的与天地万物同运并行的“圣人”与“君子”形象，正是达致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的理想人格典范，其境界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合一状态之下“万物皆备于我”，“万物通过‘我’的参与活动达到其最好存在状态”。与此同时，天人和谐共生理想境界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学意蕴。孟子在劝梁惠王修天德以行王道时，基于天人合一的视角，提出了“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一系列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有重大生态意义的举措。
概而言之，孟子“天人合一”论的核心要义即为：通过存养与扩充仁义之心的道德实践工夫，实现与天合德、天与人和谐共生。孟子的“天人合一”论从道德情感出发，注重道德实践，将道德使命感融入日用常行当中，正是反思金钱至上主义盛行、物欲膨胀现状所需内化之精神力量。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孟子“天人合一”论根本上还是生发于古代社会，更侧重的是个体内在的精神自由，离当下的社会生活实践有一定距离。并且虽然“孟子的生态哲学思想代表儒家生态哲学的主流，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但毕竟孟子所处之时代还未“遭遇大规模的深刻的生态危机”，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出发点也并非出于生态目的。因此，要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阐释。
三、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当代意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而它的现实基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难以与现时代相适应。”因此，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将研究视角从之前所侧重天人合一的精神领域，转向人与自然（其中包括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领域，并结合当下实践的具体要求来进行系统阐发。
（一）孟子“天人合一”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从人之自然属性上确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恩格斯更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在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之后，马克思批判了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说法：“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进一步肯定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明确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孟子“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与马克思主义所论之人与自然共生并育的理念有相通之处，这正是在“第二个结合”背景下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释的理论前提。
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孟子与马克思主义都重视人之地位与价值。孟子“天人合一”论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与天相沟通之枢纽，确证了人面对天之能动性；又以天人和谐共生为境界追求，将人与天并列而言，同样重视人之尊严与价值。而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当代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的根本立场。马克思吸收了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的精华，现实的人乃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基于对宗教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强调要将束缚人的必然限制去除掉，由此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亦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以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根本指向。
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共育并生思想与孟子“天人合一”论高度契合的基础之上，笔者以为孟子“天人合一”论的当代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其二，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二）人与自然是同生共育之整体
在孟子“天人合一”论中，其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就是在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一体性；而在论及通达与天合德、天人和谐共生之境界的道德修身工夫时，着重强调了寡欲、行仁的重要性。孟子还指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山之木”失其美之关键就在于伐之者过众。故而孟子强调，人与万物原为一本，过度向他者、自然索取必生恶果，适度节制欲望、充分扩充仁心才是对待自然万物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分析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之后，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体的，人靠自然界才能存活。与此同时，马克思反对将自然物仅仅作为获取金钱的手段，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影响下，“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的奴隶”。因此，恩格斯警示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生态危机的出现，正是人类过度向自然索取之后，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的过程中，在明确了人与自然乃共生并育一整体之后，需要进一步指明，当社会危机及生态危机出现时，我们应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三）尊重自然规律、扬弃异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孟子“天人合一”论中，其所强调之扩充恻隐与羞恶之心、达至仁义的道德修身工夫，正是实现与天地万物相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修天德以行王道之“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在根本上就是从尊重自然规律出发，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因此，乔清举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就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孟子的生态哲学思想正是儒家生态哲学的主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规律的忽视与误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中社会危机及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为资产阶级占有。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为了应对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键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逐步消灭私有制。
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才能够消除私有制，“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当中结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勾勒出的“自由王国”，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样态。他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人才能全部占有其本质，扬弃自我异化，扬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尊重自然规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孟子“天人合一”论当代意蕴的核心要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与自然万物同育共生，不能过度向自然索取；其二，只有尊重规律、扬弃异化，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育。孟子的“天人合一”论并非从生态学角度立论，但其所蕴含的尊重规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由来已久，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在马克思所勾勒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实现。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早在 2005 年，他便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局工作中的突出位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因此，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不仅具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更是弘扬与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助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征程的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此，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充分阐扬其当代价值，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阐释要有实践指向，必须关注当下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仅仅在文化领域看待这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孟子“天人合一”论进行当代阐扬的关键启示，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适合我国发展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作者罗松涛、刘春维，罗松涛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刘春维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