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形象是构建认同感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中华民族对共同体情感的具体化，是外部成员对共同体的评判与刻画。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自在—自觉—自强”的历程，其内部形象也随之不断变化，展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天朝上国”“东亚病夫”“东方巨龙”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特定阶段的外部形象。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凝结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涵，因此应分别从内外两条路径持续推进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形象建设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创造性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2021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构建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表达体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研究多分散于语言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等领域，侧重于某一文艺作品或文化遗产作为载体对于形象建设的贡献、文本语料等对于形象建设的作用等，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历时性分析仍不够充分。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复杂的民族问题，亟须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建设以丰富相关研究、回应重大时代课题。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形象的支系词语，是民族形象在特殊语境下的具体体现。因此，需要准确界定并理解形象与民族形象等基础概念，才能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基本内涵，完善并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知。
（一）关于形象、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的含义
第一，“形象”的含义。在语义学中，“形象”一词由“形”和“象”两个字组成。“形”通常指事物的外在形态或形状，“象”则有象征、表现或模仿的意思。我国古代典籍诸如《周易》《尚书》等文献中都有与“形”和“象”的相关讨论。尤其在《周易》中，“形”“象”的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卦象的意义。如《周易 • 系辞》中“象也者，像此者也；彖也者，断其吉凶者也”“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虽未直接提到“形”，但它强调通过观察卦象的“形”与“象”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因此在古代汉语中，“形”“象”单独出现时与“形象”的含义大致相同。形象对应“image”，源于拉丁文中的“imaginem”意指“复制、模仿、相似之处”，也指“幻影、鬼魂和幽灵”，以此比喻“想法与外表”，形象不仅仅是反映，更是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及乌托邦理想的标识。因此引申出“形象”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反映于人脑的主观认知，是“主观印象与客观存在的统一”，是人们对对象事物的主观感知。总而言之，从作为主体的人的角度出发，形象是通过感官感知而形成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主观印象；从客体出发，它则是指事物的某种外在特征给人们的一种直接的、综合性的印象和评价，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第二，“国家形象”的相关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1959 年，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Boulding）首次提出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内外部认知在各种“博弈”中的有机整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一个民族的集体认知和评价。薛克等人指出，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的抽象认知，反映了公众对于该国的整体评价和解读。我国学者管文虎在其著作《国家形象论》一书中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与之相似，孙有中指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二是聚焦关于国家形象功能的研究。英国学者马修斯（Matthew）认为，积极的国家自我形象的生存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公共身份和政策支持。管文虎指出，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奥伍德（Allwood，J.）认为，积极的自我国家形象具有激发忠诚和动员的功能，而消极的国家形象则会唤起其他民族的国家的自信和优越感，因此许多跨文化的异国形象往往都是负面的。巴里（Barry M）认为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能够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其他国家和公众对该国的看法和态度。
第三，“民族形象”的含义。关于民族形象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未统一界定，主要根据形象与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引申。从内外部视角切入，王明生认为民族形象是民族特色的表现，它由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艺术传统，尤其是共同的心理状态、审美意识和艺术特点等因素所决定。埃莉诺（Fois，Eleonora）指出民族形象是以象征性或标志性形式进行描述，形成的一个民族的特征，包括认知属性、情感属性和行动属性。李倩岚则认为民族形象是“某一民族共同体在国内外民众心目中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它是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内在本性和所坚守的价值观念的体现，是内在本质形象和外在客观形象的结合”。依据视觉形象概念，沈骑、孙雨指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民族各类主体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设计和制作的多模态符号组合，并从历史、民族、政治、文化四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孟凡行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进行分析，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界定为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视觉形象构成的多元一体的视觉形象体系。综上所述，民族形象可以定义为一个民族在其成员和外界公众心目中的集体印象、认知和评价。它涵盖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特点，对内影响着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对外影响着其他群体对该民族的看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概念关联
首先，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前提是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从外部视角及民族国家概念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等同，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中国的国家形象高度重合。但与以国家治理为根基的“国家”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文化认同为本，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实体，是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拥有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的历史共同体，是整体意义上中华民族，又是五十六个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和核心要素的各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又略有不同。
其次，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关键是厘清理论与形成概念。严庆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弥合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张力，所以在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时，应当综合借鉴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无论是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还是国内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知，都反映着人们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印象与评价。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就是中华民族内外部公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或者局部的认知与感受，既包括内在的精神、文化、习俗等本质形象，也包括外在的经济、行为等可见形象，是中华民族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的统一、是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硬实力的结合，服务于加强民族认同、提升国际地位的目标。
最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重点是基于多维度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具有综合性特征，涵盖多个方面，可以具体将其拆解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一是政治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始终强调统一与团结，无论是汉族抑或是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都始终以追求“大一统”为己任。从古代中国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怀诸侯、柔远人”以及羁縻制等政策，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皆体现着追求政治稳定、团结统一的目标，共同形成并传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象。二是经济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始终强调国家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自古至今的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人不独亲其亲……是谓大同”的提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对口重点帮扶、生态富区，都呈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求并必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形象。三是文化维度。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融合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色，反映着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内化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以及现代文化的创新成果，外现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与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元素构成的多元一体的视觉形象体系。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呈现为多元一体的形象，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涵盖作为内部构成要素的各个民族的形象，并使它们形成一个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是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的统一。
二、“自在”“自觉”“自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形象的呈现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成概括为“自在”与“自觉”的演化，分别形成于历史发展和对抗列强的过程中，“自在”逐渐向“自觉”的转化也意味着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自强”逐渐演变为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从“自在”“自觉”到“自强”，中华民族发展到不同阶段，共同体形象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源远流长的自在民族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并发展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自在是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形成、巩固和确立的过程中，各族利益根本关联并生成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根据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1995）等学者的著作，可以将“自在”的民族形成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探讨与之对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形象建设。
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孕育阶段，即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孕育着中华民族。目前考古界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大量文明遗址，如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等，汇聚为中华民族的源头，呈现出北方、南方和中原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华夏、夷、匈奴、狄、羌、戎等对不同地区的开发成为中华民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前提。夏商周时期，各个部落互动增强，逐渐整合为多源的同一民族。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盛大的民族交流融合，成为“华夷一统”“共为天下”的整体。这一阶段，各民族集团从最初的相互独立到不断迁徙互动，华夏民族运用分封制与宗法制，形成中国与藩属国的概念以及共有的天下观，中华民族呈现出异源同体的特征与形象。
其次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即秦到隋唐时期。秦扫六合开启了大一统的王朝，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规范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此后历代沿袭秦确立的制度，致力于追求完整统一的共同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朝民族融合的思想基础，在此之上，通过与匈奴的战争、通婚和贸易促使匈奴的内附与汉化；西晋“五胡乱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新一轮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得以实现；隋唐时期国家空前鼎盛，汉族统治集团对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不同地区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形成了以汉为核心的多民族友好发展的多元互动。从秦到唐的时期，虽然国家分合不定，但整体趋势仍呈现“大一统”的特征，各个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共同体的基础越发坚实。
最后是中华民族的巩固阶段，即宋元到明清时期。从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至 1840 年鸦片战争，民族交往在这一阶段进一步深化。北宋与南宋各个政权的并立与对峙，促使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通过行省制度等加速民族融合；明清承袭先前制度并“因俗而制”“改土归流”，奠定了各民族分布的格局。
总之，回顾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呈现出中央集权下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特征。中华民族形象在此阶段初具雏形，即逐步交流与融合的多民族统一体，各朝各代也根据历史与现实情况制定政策不断加以巩固，始终以追求各个民族的大一统与和谐统一为目标与理想。
（二）休戚相关的自觉民族
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民族问题及民族发展规律的理解认知过程，民族自觉则是民族意识的主动形成与感知。1840 年，英国政府对清政府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使得清王朝的统治悬于一线，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然而，“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内部腐朽、外临攻击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着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亦呈现新的特征。
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阶段。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积贫积弱与内忧外患的家国命运牵动先进知识分子竞相奔走，各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一个同荣同损、同仇敌忾的共同体以抵御外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得到彰显。1902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随后众知识分子如杨度提出的“五族合一”、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以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实践中先后形成的“五族共和”“熔炉论”等民族观，都反映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渴望。
其次是民族认同的升华阶段。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出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民众团结为一体，以区分“自我”和“他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全面觉醒，昔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凝结成为认同感强烈、团结紧密且充满战斗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积极合作，少数民族、华人华侨、知识分子联合抗日，打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超越了血缘、地缘和阶级等局部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到空前的高度。抗日歌曲、抗日新闻等精神标识与符号表达日益增多，如田汉在为《风云儿女》作的主题曲中写到的“新的长城”，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英勇抗争的决心与力量，代表着当时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共同体形象。
综上所述，从民族意识的觉醒到民族认同的升华，从“中华民族是一个”到“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整体呈现出团结一致、反抗压迫、共御外敌的形象，统一于“一”这一意象符号。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为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最终实现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形成不屈的胜利形象。
（三）百炼成钢的自强民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历沧桑而不衰、经风雨而更强，呈现出百炼成钢的自强形象。
首先，新中国成立传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生形象。1949 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意味着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现代国家的载体和主权形式，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掌握自身的命运。新中国成立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坚实的国家保障。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受封建压迫、殖民奴役和资本剥削的屈辱形象，迎来新生，并积极开展国家建设活动，投身于“超英赶美”的经济建设、“和平共处”的外交建设以及“百花齐放”的文化建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热爱和平的形象在此过程中得到彰显。
其次，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小康形象。2018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总结说，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这“四大面貌”的改变意即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蜕变。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随即一系列政策颁布与实施，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前所未有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引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出现了革新。特色富裕的小康新形象成为这一阶段国民对自身形象的认同，人民抓住机遇，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无论是联产农作还是下海经商，都反映着努力改变命运、发现真正自我的逻辑。中华民族的先贤在数千年前设想的“俾民忧泄”“勤则不溃”的理想已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步成为现实。
最后，新时代缔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信自强的和合形象。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迈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起来”并不仅仅是国家的强盛、国力的提升，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强。在改革开放的沉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迎接新时代的社会变化。“四个自信”凸显当下对历史和现实、国情和道路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帮助我们树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新的自我感知。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中国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共产主义的百倍信心，又是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团结一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强大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和谐大家庭的自觉担当。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筑共有的精神家园，共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深刻体现和谐与统一的民族关系，体现“和合”与“自信自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三、“天朝”“病夫”“巨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形象的变化
在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交流主要通过商业与贸易、战争与殖民及文化传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部形象就形成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而时空区隔与认知断裂使得中西之间的互识尤其是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与变迁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出时正时负、不断变化的特点。
（一）朝贡往来中的“天朝上国”
“天朝上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观念，体现着古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自这一形象出现并形成后，各个朝代通过不同制度加以巩固，并呈现出不同特征。
“天朝上国”的概念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天朝上国”的形成可追溯到周朝。周王朝统治集团通过“天下”“五服”等概念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观，即认为中原（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其他地区则依次向外辐射，构成了从亲到疏的不同层次。到了汉朝，国家的发展与文化繁荣，使这一形象逐渐清晰。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班超出征打通丝路的南北两道以及马其顿商使沟通中欧贸易，中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形象变得生动具体，打破了中世纪欧洲对于中国“羊毛长在树枝上”的想象，增强了古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至唐朝，遣使节的往来传递中华文化，唐代君主实施的边疆政策使得周边国家对唐极为拥护，据《资治通鉴》记载，“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马可 • 波罗曾于其游记中描绘了中国的文明与富裕，并极大地震撼了欧洲。及至宋朝科技文化繁荣发展、明朝郑和下西洋及清朝的康乾盛世，都在不同方面强化巩固着天朝形象。
“天朝上国”的形成体现经济与文化的交织作用。一是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是中国古代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方式。在“中心之国”的天下观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影响下，统治者将其他国家置于臣属地位。通过朝贡使团的往来，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得以向周边国家传播，逐渐形成以汉族文化为载体的东亚文化圈。作为文化宗主国，中国使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学术和宗教极大地受到了影响，并产生了慕华心理。二是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不仅连接了东西方，而且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通道，沟通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联系，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深受欧洲贵族的喜爱，也因此影响着古代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形象。同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也通过这一通道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强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知识和技术交流的大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其成为世人眼中繁荣、开放、先进的“天朝上国”。
（二）坚船利炮下的“东亚病夫”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展现的形象以 1840 年为界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伴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无休止的攻战以及战败后的割地赔款、统治阶级的腐朽以及国民的愚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形象深受损害，国际地位严重下滑。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形象的指称当属“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出现于甲午战争之后。“病夫”一词的本义是指罹患疾病的人，却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冠以中国国民，表意是将民族共同体的形象与吸食鸦片的病态身体联系在一起，其背后传达的是整个民族共同体积弱不振的状态及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轻视与羞辱。《法国时报》曾评价道：“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日本虽小，竟将摇动其本根，摧伤其枝叶。”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足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形象此时与过去已截然相反。
“东亚病夫”的形象影响持久。“东亚病夫”这一形象通过报纸、书籍、电影等多种媒介在国际上传播开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中广泛流传，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关系及国际地位，更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持续挑战。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不佳，西方媒体大肆宣传“东亚病夫”负面形象。在 21 世纪，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东亚病夫”的形象偶尔仍会被提及，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国际议题上。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意图抹黑中国形象、煽动反华势力、渲染种族歧视，引发了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强烈不满。
（三）屹立世界的“东方巨龙”
龙作为一种传统符号，象征着尊贵与绝对的权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自古以来便深受国民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变化，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象征。
“东方巨龙”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巨龙腾飞”来比喻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崛起。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措施扭转过去屈辱弱小的外部形象。经济军事方面，新中国积极实施五年计划推动工业化进程，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外交方面，我国先后提出“三大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政策，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始终尊重各国主权、维护世界和平，获得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并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国际社会改变对中华民族的固有偏见。
“东方巨龙”成长于改革开放之中。198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这一时期，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开放步伐，设立经济特区，充分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树立了爱好和平的共同体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东方巨龙”腾飞于新时代之际。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共同体形象内涵更为丰富，展示出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经济上，“中国速度”不断自我超越并走向世界，高铁建设惠及亚非发展中国家，改善了当地民生；“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推动了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共建。文化上，通过推广中文教育、设立孔子学院以及举办各类国际文化节庆，中国成功地增强了其文化的国际认知度与吸引力，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在气候变化、反恐、维和等议题上发挥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提出，展现出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这条巨龙正在以一种更加包容、更加负责、更加多元的形象出现于国际视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称赞。
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策略
面对时代巨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重要性凸显，对内是凝聚民心增强认同的重要方式，对外是维护国家利益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形象建设。
（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内部建设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因此，共同体形象的内部建设本质上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理性认知、坚定意志和持久信念。我们要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多方面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
1.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立足中华悠久历史、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理论体系，应当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首先，应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解并把握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入探究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与模式，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各个民族凸显的特色。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其次，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融入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以统一性促进民族认同，以包容性接纳民族特色，在连续中创新，在创新中实现和平发展。最后，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谋划和推进民族工作，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强化“四个与共”、坚定“五个认同”，维护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2. 构建共同的文化符号及共有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符号烙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是共同体意识的凝练表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认同的具体表现，体现“两个结合”。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传承文明印记和基因血脉，需要构建共同的文化符号及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方面，寻找合适载体凝练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凝练的、共享的精神标识和时代内涵，并将之寄托于合适的载体之上。当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亟须凝结优秀文化与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蕴。应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现实的、可感知的符号相结合，如特定的节日、仪式等，将共同且深刻的民族记忆注入其中，以唤醒共同体成员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双重认同，达到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自觉推崇。
另一方面，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建设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顺应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大趋势。因此，应当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优秀文化的认同感以及民族的归属感，加强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凝聚力，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体形象表达体系，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独立自主的高度自信促进中华各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加深民族认同。
3. 推动“有形、有感”工作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有效”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形、感、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具体体现，三者兼和共生、层层递进。
首先，推进有形工作。“形”体现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延展与具象化之维，通过具象化的“形”可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立体化与动态化。应当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确保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加大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力度，借助文字、语言、歌曲等形式具体描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和各民族形象。
其次，开展有感工作。“感”即感知，代表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同与意识。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是开展有感工作的重要方式，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同时加强教育，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同。
最后，通过有形、有感的工作，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内部建设。全方位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形象的建设过程，把握建设时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发挥效能。将形象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共有形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外部建设策略
当下时代正处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正经历深刻变革和调整，西方国家污名中华民族形象、煽动民族分裂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亟须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外部建设策略。
1.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冷战思维、种族主义沉渣泛起，大国之间零和博弈，严重危害国际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建设民族共同体形象，应当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首先，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绝不搞单边独裁，积极推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倡导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共担责任，共享成果。其次，要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夯实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根基，推动世界各国的均衡发展，为优化世界发展环境不断作出贡献。最后，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拒绝零和博弈，以和平与平等的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关注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关切，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开放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2.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非传统安全愈加受到重视，恐怖主义、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使各国深陷安全困境，加之近年局部冲突不断、战争频繁爆发，尤其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呈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特点，使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损害。世界的安全与发展紧密相联、彼此影响，因此，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向世界昭示中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信心与决心，以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体现着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反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形象。因此，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形象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首先要坚守文化立场。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拥有独特价值和贡献，在面对挑战时中华文明展现出了韧性与智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内在的连续性和包容性，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仅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更是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应深刻理解并传承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精神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等思想的渗透与濡化。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积极倡导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共生并进和美美与共，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使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活力并发挥积极作用。
4. 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构建中国国际话语和叙事体系
在坚持“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向外展示一个立体真实的、可信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积极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针对中国的话语陷阱、话语歪曲与话语污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各种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五、结语
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历程及不同阶段，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凝结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也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加强在不断落实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成败的系统性和全局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在其中发挥深远影响。因此应当不断推进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建设，扎实推动共同体形象的具象化与共同体精神的深入性，促进形象建设与时代发展的弥合，确保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和新进展，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保障，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作者王伟，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