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可见，“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方法论原则与其具有契合性、相通性。首先，“两”是事物内部相互对待之方面，如现实社会中人群、城乡、地域、部门等多元利益主体呈现复杂样貌，是改革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矛盾和难题。其次，“中”是中庸哲学的核心范畴，包含位置平衡、价值正义、立场客观、结果和谐等义，这也是改革期望达成的目标。最后，“用”是连接“两”和“中”的关键要素，包括坚持辩证、全面、两点地想问题，实现“合度之中”；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事情，实现“行权之中”；坚持运动、发展的观点作决策，实现“应时之中”。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需要坚持辩证法，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第二个结合”的高度汲取“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智慧，是其应有之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执两用中”；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就是其中之一。“执两用中”出自《礼记 • 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大意是，舜能从事物相反相成的对立两端中深入探寻，求得最适宜、妥帖的做法，以此来治理百姓。寻求事物对立两端中的中道，正是中庸哲学的核心要义。
“执两用中”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有着契合性、相通性。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也形象地将矛盾分析方法称为“一分为二”。一切事物都内涵众多对立统一的关系，以综合、全面、整体的方式剖析这些纷繁复杂的内在矛盾，把握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及发展变化的特质，进而有效地处理和化解各种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这种方法论原则，使其成为我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方法，包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维工具。而从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视域看来，这正可视为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的生动体现。换言之，汲取“执两用中”智慧作为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本土文化资源，既是“第二个结合”在思维方式、方法论层面的体现，也是探索进一步“结合”、观照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的要义之一。
一、“两”的意蕴：以统筹思维观照改革的多元主体
“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有三个要素，首先是“两”。许慎《说文解字》释“两”：“从一；㒳，平分。”可见“两”的基础内涵就是事物内部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富有深刻的辩证法意蕴。中国古人以“阴阳”两仪概括之，如《周易 • 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张载《正蒙 • 太和》称“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等等。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万物莫不内含对立统一的阴阳两面，彼此屈伸变化、相反相成，便构成了事物变化的森罗万象。正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如果只看到“阴”或“阳”的任何孤立一面，则既无法把握事物的全貌，也无法促成万物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一阴一阳”的“两”不同于“黑白对立”的“两”，这也是东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差异。黑白对立意味着二元论的形而上思维，非此即彼，截然两分。“阴阳”则在承认差异和对立的基础上，强调二者互为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关系，“太极阴阳图”便是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直观呈现。东方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既仰赖天时地利，也需要人与人之间充分合作、彼此互助，滋生了共生共赢、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西方海洋文明的生产方式滋生了西方文化分析性的二元思维，而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母体，却是作为西方文化扬弃者出现的，其唯物辩证法更是与东方阴阳哲学、中庸思维的智慧相通。
用“两”的透镜来观察中国改革，会发现相关的辩证表述俯拾皆是。比如，强调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两面开花，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互为补充、两相和谐，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辩证统一、两头突破，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有机结合、两手齐抓……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丰富的文化积淀的“四超”型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主体之众多、利益之复杂、任务之繁重、难度之巨大，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其重要的现实表征之一就是不同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差异乃至矛盾，立场、方法之异在本质上正因所代表的主体、利益之多，“两”不仅是一分为二，更可能是一分为多。因此，必须两头兼顾、统筹谋划。
人群之“两”。“人民”一词是对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泛称，但我们不能忽略人民内部天然存在的多样性。人的先天禀赋、后天处境、收入地位、教育情况等诸多因素造就了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迥异。恩格斯曾说：“历史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改革要变“祖宗之成法”，革“既得之利益”，必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如何才能让这个“合力”不偏不倚，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除了最广大范围的“爱人”“制民之产”，《中庸》的中道智慧也值得借鉴。《中庸》强调每个个体都有值得尊重的智慧和能力，“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不可忽略任何一个普通个体；而上古圣王舜之所以具有让孔子赞叹的“大知”，也正是因为“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所谓“迩言”便是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浅近言论，唯有深入群众才能广泛听取。也就是说，改革的设计和筹措必须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兼顾各方需求，通过广泛参与、民主协商，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最普遍的共识，进而凝聚人民意志，形成推动改革的历史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城乡之“两”。由于历史、政策、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发展中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成为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因素。改革既要重视作为现代化重要引擎和主要战场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也决不能忽略广袤而相对落后的农村，必须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富裕富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户籍制度改革。2014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从此，户籍制度改革按下“加速键”——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正式取消，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1.4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乡之间的户籍“次元壁”逐步被打破，让更多在城市的奋斗者有了家的归属感。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工作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从总体上看，城乡差距仍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仍然在路上。
地域之“两”。“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中国疆域辽阔，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与整个欧洲的面积相当。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地理位置不同，山川物产迥异。“差异”也意味着“差距”。地理学家胡焕庸曾提出一条“瑷珲—腾冲线”，以此划分中国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既是一条人口密度差异的分界线，也是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分界线。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弥合地区发展的巨大差距，让天南海北的人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到 21世纪以来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都是力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具体而微的改革措施。比如，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实行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政策，由发展相对较快的东部地区通过人才支援、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方式对口扶贫西部不发达地区，以东部之长补西部之短，实现东西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热播电视剧《山海情》就生动展现了福建和宁夏开展对口扶贫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动人故事。再如，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避免不同区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各行其是、互相掣肘乃至“以邻为壑”的现象，国家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走出一条上下游联动共保、互利共赢之路，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
部门之“两”。中国之大，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必须依赖政府不同部门的职能分工，将政治、经济、法治、社会民生、生态、科教文卫等职责分别赋予相应政府部门承担，使其各自独立承担责任。这种科层制的职能分工不可避免造成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甚至出现“各弹各的琴，各唱各的调”，既降低行政效率，也引发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问题。“一只蛤蟆跳进水里，归农业部管，蹦到岸上就归林业局管。”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描述生动呈现了部门分割之弊。改革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领域的改革以另一个领域的改革为前提，绝不能单打独斗、零敲碎打，而应该注重整体推进、形成整体效能。对此，国家一方面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以优化协同高效作为机构改革的重点。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仅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就涉及 80 多个部门，解决了 60 多项长期存在的部门职责交叉、关系不顺事项。另一方面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的协调，“攥指成拳”。比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涉及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必须跨越行政层级、打破部门界限。河北承德市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办事“不知道去哪办”“不知道找谁办”以及“跑的次数多”“跑的地方多”等问题，结合“互联网 +”全面推行“一门”“一窗”“一次成”服务，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力。深圳市推出“秒报秒批一体化”“免申即享”等政策，“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达 98.6%，可通过电子证照办理事项超 90%，真正做到了“一网通办”“全城可办”。
综上，“执两用中”的“两”可理解为现实社会中多元利益主体所呈现的复杂样貌，即多种利益诉求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形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这也正是改革所需要面对的现实矛盾和难题，必须以统筹兼顾的方法进行解决。
二、“中”的内涵：以中和哲学锚定改革的价值取向
“执两用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中”，这是中庸哲学的核心范畴。甲骨文“中”字如同一树立的直杆，上有迎风飘动的猎猎旗帜，立旗杆之处即为中心。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其原意是选择天下的中心建都，这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的最初由来。可见“中”最初便是表示地理之中，因其离四方端点的距离均等，故而适合定都，有助于君王统治天下。由空间之中引申出时间之中，如《周易 • 丰》“日中见斗”。“中”进而延伸出上下贯通、不偏不倚之意。《说文解字》曰：“中者，内也。从口、丨，上下通。”王夫之《说文广义》这样注释：“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朱熹在《中庸集注》里将“中”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秉持“中”的法则，方能在诸多纷繁复杂的事务和关系中寻得平衡协调。事实上，“中”是中国历代圣王口口相传的治国心法，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都曾告诫其“允执厥中”；出土清华简《保训篇》中记载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也反复以“中”相叮咛。经过词义嬗变，“中”的内涵日益丰富，简言之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从位置来看，“中”是平衡。如前所述，“中”最初是空间概念，远近四方如一，故而可实现不同方位的平衡。2024 年 7 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择中建都”的理想都城范式。事实上，万物皆有“中心”，这一“中”如同一杆秤的停点，能实现事物内部的平衡。《荀子 • 宥坐》描述了鲁庙中一种“宥坐之器”，也称“欹器”。欹器是一类盛水陶罐，其特点是“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其未装水时，向前倾斜；往欹器中注水，它慢慢树立起来；当水适量时，会达到中正状态。如果继续注水，罐体重心会上移，故而开始倾斜、摇晃，终至倾覆。“制器尚象”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欹器”正是以有形的器物对“中庸”之道的形象描摹，直观地呈现出“中正平衡”之重要。唯有平衡，才能和谐，才可大可久，令整体持久、连续而不断裂。
从价值来看，“中”是正义。即从平衡引申出“正义”之意，作为一种政治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从会意字义来看，“中”有射箭正中靶心之意，郭沫若注释：“此是中‘的’之中，会意，中直象矢，腰环象‘的’。”故而“中”也意味着“正”。《礼记 • 玉藻》曰：“头颈必中。”《晏子春秋 • 内篇问上》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这些句子里的“中”都有“中正”之意。而程颐注解《中庸》称：“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集注》引）《尚书 • 吕刑》载：“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尚书 • 洪范》中描述了历代所尊崇的“王道”的内涵：“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可见王道的核心含义便是中正无偏，中道就意味着正道，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平正义之道。
从立场来看，“中”是客观。即从平衡、中正又进一步引申出“合适”“恰当”之意。成语“中规中矩”就表示行为符合法度，在社会规则的意义上正确得当。现实世界中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纠葛缠绕，人要想恰当地处理问题，就必须排除胸中固有成见，减少情绪的干扰，令主观符合客观，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论语 • 子罕》中记载，孔子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空空如”表明孔子的智慧恰恰在于不存成见，不带主观，充分地征询和了解事物不同方面的意见，进而寻求中正平和的解决方案。这与《子罕》篇中另一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相互呼应的。孔子为人，不主观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这便是一种客观理性的处事态度，惟其如此，才能做到“中”（zhòng）。
从结果来看，“中”是和谐。《中庸》开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节”意为符合法度。喜怒哀乐的情感未曾发出时，是内蕴生机但又寂然不动的状态，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情绪已经抒发又能合乎法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可以令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在中国哲学的语境里，“中”往往跟“和”紧密相连，乃至互相解释。“和”与“同”不同，“同”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叠加，而“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存。《国语 • 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曾针对“和”与“同”开展了一番精彩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即“同”意味着否定事物多样性的雷同，无法长久；“和”则意味着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相互制衡、和谐统一，用现代语言就是“互利共赢”“多元共生”，而这也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本条件。
改革所期望达成的目标，也可以从“中”的角度来理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中”在这里便是要客观认识并积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时更加平衡、正义，“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而臻于和谐，在治理现代化中使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三、“用”的智慧：以辩证智慧把握改革的科学方法
“执两用中”的第三个要素是“用”。“用”是连接“两”和“中”的关键要素，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合度而用中，简称为“度中”
“执两用中”的基础含义是在事物的两端之间寻找一个适宜的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也指出：“中庸也就是在两端之间选取一个适宜的中点。”这里的“平衡点”“中点”，就是通过度量之后选取的“合度之中”。与合度相反的是“过”或者“不及”，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正是因为两者都有违中道。朱熹注释《中庸》时将“中”定义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并揭示说：“这个中本无他，只是平日应事接物之间，每事理会教尽、教恰好，无一毫过不及之意。”（《朱子语类 • 陆氏》）
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具有某种特质，但又不过分，用传统经典的常见句式来说就是“X 而不 Y”。X 与 Y 是两种类似的特质，但 X 符合中道，Y 则偏离了中道。比如《论语》中“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大戴礼记》中“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等。另一种是强调不偏向任何一端，但同时又兼备两端的特质，用传统经典的常见句式来说就是“X 而 Y”，这里的 X 和Y 是两种看起来相反的特质。比如《尚书 • 皋陶谟》中描述了君子的九种品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论语》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等。
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曾这样解读“中庸”：“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从本质上来看，“度中”便是对矛盾原理的运用，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不走极端，在两端之间追求整体的和谐，实现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因为一旦超出了这个度，事物便会从量变产生质变；只有在合适的度之内，才能实现不同力量的和谐均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增长、就业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就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强调不逾越从量变到质变的“度”。
“度中”在改革实践中的另一种典型体现是“两点论”，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相结合”，如“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结合”……当然，结合不代表平均用力，相结合的双方也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在众多矛盾中必定有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此外，同一个矛盾中，矛盾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完全均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把握了矛盾的根本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度中”并不仅仅是在已有的两端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走中间道路，很多时候恰恰要跳出问题本身，站在更高的高度看问题，方能全面把握事物的关键，纲举而目张。通过对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找到改革的有力支点，恰恰是“执两用中”的更深刻体现。
（二）行权而用中，简称为“权中”
“权”的原意是秤砣，孟子曾说“权然后知轻重”（《孟子 • 梁惠王上》）。秤砣需要不断变化位置以达到两端平衡，故“权”意味着“中”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要根据情况灵活处置。因为现实千变万化、情境纷繁复杂，“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抱朴子 • 外篇 •广譬》）。要想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就必须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换言之，相比于“用中”，“权中”特别强调根据形势的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说文解字》：“權，黄华木也。从木，雚声，一曰反常。”“权”与“常”在表面上相反，是对常态的改变和突破，但其目的与“常”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中”。《春秋公羊传 • 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有时，与“经”相反才能达致善；如果拘泥于“经”，那就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唐代冯用之所著《权论》曰：“夫权者，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然则适变于一时，利在于悠久者也。”这清晰地说明了“权”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恰恰是通往中庸的不二法门。用一个生活中的比喻来说，中庸就像是在路上行驶的车辆，行驶的目标是“中”，不可太过偏左或偏右；但在现实行车时必须根据路况时左时右，不可能一直处在道路的中线上。
“经权说”是诸子百家普遍倡导的智慧。在孔子看来，“权”是需要极高修养才能达到的境界：“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 • 子罕》）一同治学不意味着可以一同求道，一同求道不意味着可以一同守道，一同守道不意味着可以一同变通行事。孟子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 • 尽心上》）对这一段，朱熹《孟子集注》这样解释：“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大意是，虽然追求的是“中”，但对“中”不可执著而没有权变，因为一旦将“中”看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就会只见一点而不见其余，反而有害于道。因此朱熹强调：“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这也是荀子说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 • 解蔽》）。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可能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又偏又倚”的。因此，朱熹认为：“两端如厚薄轻重。‘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非谓只于二者之间取中。当厚而厚，即厚上是中；当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轻重亦然。”（《朱子语类 • 中庸二》）一切以是否适当为标准，这就是《中庸》等所说“义者宜也”。
从本质上来看，“权中”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灵活性的问题，实现因时因地制宜的恰到好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记得在正定的时候，我应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建议，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研究的都是微观的东西，包括发展蚯蚓产业、村级组织建设等。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概念——限于当时中国经济实力和条件，要多考虑实现现代化的‘穷办法’。我在‘穷办法’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土办法’，就是适应当地的办法，不一定要大而全。”善用“穷办法、土办法”，讲的就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方法论，强调的就是在改革的具体推进中必须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寻找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也没有现成答案可抄。在党中央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的基础上，各地在具体推进落实过程中必须细化方案，因地制宜开展创新实践，不能“依样画葫芦”，也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之道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以试点方式推动改革。所谓试点，就是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区开展改革创新的尝试，再看效果推广和扩散开来。如此，既有利于降低试错成本，也有助于寻求改革共识最大化。其中，最初选择哪个地方作为“试点”，考验的也是改革者“权中”的分析和判断能力，需要因地制宜。比如，2013 年我国最早在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试点，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选择上海这个点，是因为上海开放型经济规模大，国际化企业集聚度高，可以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进行试点，承受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同时，上海地处长三角，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较强的辐射效应。在上海自贸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逐步扩散到全局。
（三）应时而用中，简称为“时中”
在岳麓书院大门两侧悬有一副楹联，其中有“学有因革，通变为雄”。“因革”“通变”强调治学需要处理传承和革新的辩证关系，顺应时势融合变通，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学问如此，改革更需如此。改革的本质便是主动地引领变化，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根据时机、时代、时势的变化进行改革措施的斟酌损益，才能在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中把握这个“中”。如果说“权中”强调的是因地制宜，“时中”强调的则是应时而动。
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最早提出“时中”的说法。《蒙》卦彖辞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乾 • 文言》中则明确提出“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与时偕行”便是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的原始出处。六爻的变动，主要依据便是“时”与“位”。一个人若能依据时间和位置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化而裁之”“举而措之”“变而通之”，用行舍藏，则堪称“与时偕行”的君子。《中庸》强调“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可见“时中”是中庸之道的题中之义。程颐注解说：“时中者，当其可而已。犹冬饮汤，夏饮水之谓。”（《河南程氏经说》卷八）冬天喝汤、夏天喝水，看起来自然的生活习惯，便合乎了“时中”的大意。而据孟子，儒家对圣人的最高评价也就是“圣之时者”，孔子就是一位“圣之时者”，他在列国周游之时，完全依据形势变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 • 万章下》），没有任何主观的臆测、固执。荀子也指出：“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 • 不苟》）大丈夫能屈能伸，依据时势变迁有时刚毅、有时柔软，这正是“义”的体现，因为义者宜也。如果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则“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俗语道“此一时，彼一时”。从本质来看，“时中”就是在处理问题时充分考虑时间这一变量，在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和变化发展中把握矛盾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而实现动态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这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上，则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准确辨析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确定中心任务，据以进行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各领域持续进步、发展。比如，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在 2013 年提出“两个一百年”计划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缀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此时还没有“美丽”；从党的十九大开始，“美丽”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为强国建设的目标之一。这正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迭代、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是“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
再如，在不断纵深推进的改革实践中，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改革初期，经济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匮乏和短缺问题，这时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单点突破，做大蛋糕，可以整体提升全民福祉。四十余年改革取得重大成果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增强，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彼此纠葛，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这时就必须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变得更为重要。2019 年 10 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到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可以说，改革对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并且不断深化的，充分体现了“时中”的特点。
“时中”的另一个要求是循序渐进。事物发展是量变引起质变，“量变”意味着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演变，才能发生质的转变。改革想要引发质的变化，也必须遵循规律，行稳致远，要科学谋划时机、方式、节奏，不能搞“急就章”。因此，国家在进行改革实践时，通常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改革，持续推进，逐渐深化。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2014 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2015 年实现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2016 年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保整合，2017 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2018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2019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集中带量采购，2021 年部署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2023 年实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由此蹄疾步稳，纵深推进，有力有序地推动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执两用中”的中庸智慧，包括坚持辩证地、全面地、两点地想问题，实现“合度之中”；坚持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事情，实现“行权之中”；坚持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作决策，实现“应时之中”。而不论“度中”“权中”还是“时中”，其特点都是因时、因地、因势、因人而辩证施策，目标都是把握“时度效”，实现合情、合理、合宜的中道。
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之制”不断锻造出新优势，“中国之治”不断开启新境界，党和国家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深刻把握辩证法精华作为方法论原则固然是题中之义，而这同时也可以从“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进一步理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进一步汲取“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智慧，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作者彭璐珞，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