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理论研讨会。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黄守宏出席会议，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姚植传致辞。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把握，更好推动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文化根基的研究阐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作了主旨发言。中央社院、北京社院部分教职工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表示，从新中国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经历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再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技术”和“文化/文明”的变迁。在智能时代加速到来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恰逢其时、恰到好处。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接续了民主和科学的主题，在解决“中华文化向何处去”问题的过程中，先后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基础上的系统集成和全面提升，从根本上厘清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文脉，指明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杨洪源认为，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里程碑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刻回答了文化的实质与功能、文明的内涵和作用、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等基本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根源之所在，夯实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途径，为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二、“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强调其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突出的是其作为普通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遗产的一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日益强调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联。进入新时代，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上述三个时期相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的认识达到了党历史上的新高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精神标识和最深厚的软实力。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最实质、最基础的内容是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这些不同凸显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丰富内涵。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增岽认为，“第二个结合”厘清了古今中西关系，从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庞杂体系中加以剥离和萃取，同时自觉将其看作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内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得到质的提升，真正成为现代化体系的建设性内容。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建构起一种不同文化形态间兼容共通、相互支撑的文化契合模式，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共在基础上得以实现双向选择；同时，在承认并尊重两者之间差异的合理性前提之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内容中不断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逐步实现两者的“异构契合”。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阐释与构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张军表示，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三大知识资源在继承扬弃基础上融会贯通而形成的，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表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层面上意味着“古今中西”问题的解决，但仍需要进一步在体系化和学理化层面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自主知识体系。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扭转当前日益显著的专业化、细碎化的学科发展倾向，自觉突破学科壁垒，整合不同学科，凝聚不同的个性研究，整体性地回答时代课题。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认为，从“文化”概念的丰富内涵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第一，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必然涉及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第二，文化代表着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的过程和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作品的重要性，突出了以作品为衡量标准的实践导向。第三，文化是指人民的精神生活。今天我们强调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旨在解决大多数中国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如何丰富和满足精神生活这一时代问题。第四，文化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最终要落到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更好地完成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上。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引领新的文化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重点从四条现实路径着力。一是通过数字化转型激活文化创新发展动力，探索数字媒体平台、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有效方式。二是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亲近和认同。三是通过文艺创造、文旅融合等多种方式创造更多新的文化增长点。四是充分利用和创造多种文化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梧认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中央社院具有鲜明的统战特色和优势，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方面应有更大作为。第一，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高度一致，都要求增进文化认同，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第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别对应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高度一致。中央社院同时加挂“中华文化学院”牌子，应该在两块牌子的结合贯通上多下功夫。第三，统一战线的具体领域和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例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密切相关。第四，统一战线的人才优势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队伍建设需求高度匹配，应该把统战成员中的文化力量进一步团结凝聚在一起，为文化强国建设更好凝心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