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顺应了历史的要求，满足了治国理政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创造，是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设计，也是科学合理的政治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对该制度长期实践经验和显著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学理构建，基本范畴则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核心。具体而言，革命与改良、执政党与参政党两对范畴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制度构成方面；民主与集中、执政与参政、权力与责任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制度运行方面；自律与他律、稳定与冲突、活力与秩序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制度绩效方面。这八对基本范畴从三个方面规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揭示了其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学理层面说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基本范畴；政治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

政党制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设计。从实践层面而言，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促进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并且能够不断发展和保持活力的政党制度才是一种好的政党制度。换言之，如果一套政党制度非但没有促进各方政治势力的团结，反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斗争，非但没有促进治国理政，反而使最基本的政务处理都陷入瘫痪，那么，这就不是一套好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顺应了历史的要求，满足了治国理政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创造，是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设计，是科学合理的政治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仅是对政党之间关系的安排，更事关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重大政治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还要求，“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一要求是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具体路径安排，其中，协商民主机制和大统战工作格局就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密切相关。然而，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尽管在实践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取得了巨大且显著的成果，但学界还未能从中提炼出极具说服力与科学性的理论成果。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践要求，还无法提出能够满足需要的理论支持。此外，面对西方的政治宣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还比较薄弱，也使得我们目前无法从学理层面予以有力的驳斥。综上所述，构建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从理论层面来看，是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是总结中国政党政治发展成果经验的要求，也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是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的要求，是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智力支持的要求，也是促进治国理政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经典话题，长期被学界所重视。总体来看，学界从政治协商、统一战线、政党关系三个方面开展了丰富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学界逐渐转向了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具体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原则特征与实践效能。这一领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他各个方面研究的起点和重点，只有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构成有足够的把握，对制度实践效能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科学深入地把握这一制度的本质与结构。有研究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还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从现实上打破了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垄断。还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发展渊源与前提、根本遵循、运行机理、价值禀性与组织原则等方面高度契合” ，“在纵向上，它以政党为中心创造了新的政治发展模式……在横向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新型国家建设形成互构互嵌互动结构，与新型民族共同体一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互相结合开创新型民主模式”。这些研究没有孤立地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是精准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其实践效能的发挥自然也不能脱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前提，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角度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深刻解读，进一步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优势。二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基因。这类研究坚持“第二个结合”的导向，深入剖析这一制度的文化逻辑，认为“以民为本”“和而不同”“选贤任能”等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予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追求，同时，“公天下”的文化传统还进一步促进了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党三方面关系的创新，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更加凸显。三是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具体体现什么优势、如何体现这些优势等问题也备受学界重视。有研究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大优势，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高度同一的目标体系有助于在全社会层面凝聚价值共识；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形式有助于为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提供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政党关系模式有助于实现政党功能的最优化和合理化，这三者综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还有研究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以执政为唯一目的的政党关系，通过有效整合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政党意志与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合法反对”的不稳定变化结构，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下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困境，避免了西方政党以党派利益优先国家利益的偏好，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成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对几十年来制度实践的系统分析和深入思考，是一种理性认识。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展研究，探究制度的组成、运行、绩效，就是在开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表征特点与比较优势，同时也开始挖掘这一制度所蕴含的中国色彩和鲜明的与西方相异的价值追求。但从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角度而言，现有成果还不能满足需求。从分析问题的一般逻辑来说，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一个由点到面、层层递进的过程。一方面，分析研究一项制度，不是抽象地将这项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也不能仅从制度规定的静态视角去分析，而是要从制度发展演变、运行状态、效能影响等动态的过程去考察。换句话说，就是具体要看这项制度是否能够满足历史的要求、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是否能够长期有效。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未能更为深入地发掘其中的学理内涵，还不能够真正抓住制度运行背后的客观规律，真正厘清背后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研究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全面阐释这一制度的独特之处和优势所在。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学理层面把握这一制度为什么能够诞生、为什么能够产生绩效、为什么能够始终有效；就是要从制度发展演变运行的动态视角出发，科学化论述这一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能够服务治国理政、为什么能够促进社会安定。特别是对于这一制度的比较优势或者强大的治理效能，要能够从理论高度解释其背后缘由，不能始终停留在表面上的管用。

范畴是认识事物的重要工具，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源于具体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是对具体实践的提炼和抽象，是客观的知识，因而也就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这些范畴并不是孤立的，范畴与范畴之间相互联系，它们之间规律性的、结构性的联结以及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制度发展演变运行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搞清楚每一对范畴的基本情况，就是对具体的制度实践形成规律性的认识，进而掌握构建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结构。此外，研究基本范畴不只是关注范畴本身，还要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它们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就是从学理层面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更清楚地认识它的结构形式，更深入地发掘它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动因。

本文从基本范畴入手，系统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内涵，这既是从认识的客观规律出发作出的选择，也是遵从知识生产一般逻辑的结果。特别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为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提供智力支持，更是需要基础理论的推进。换句话说，要为这些目标努力，不可能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对象来处理，而是需要从具体的切口与抓手出发，基本范畴则是这一过程中最基本最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就难以形成科学的命题，也就难以构建完备的理论学说，搭建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集中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具有很强的直接现实性。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制度构成范畴

制度构成是制度发展演化的逻辑起点，是制度运行和提供效能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础结构。制度构成不仅涉及本体层面的体系结构，而且涉及制度的历史基础。换句话说，制度构成的本体结构的确立与定型不单是理性的逻辑设计，更是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符合历史与本体逻辑的双重规定。具体而言有两对范畴，分别为革命与改良、执政党与参政党。革命与改良这一对范畴具体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执政党与参政党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主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不同于一党制又区别于多党制的党际关系，说明了这一制度蕴含强大治理优势的学理动因。因此，这两对范畴也就从历史基础和本体结构的维度，共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一）革命与改良

这一对范畴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反帝爱国、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之中，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然而直至袁世凯病逝，中国都还没有找到一条出路。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各类政治团体竞相成立，多达 300 余个，但大多昙花一现”，终究未能出现一股政治力量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其先锋队的独特属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努力把握历史规律，奋勇拼搏、艰苦探索、浴血奋战。土地革命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自此，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在长征后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现实，以民族利益为先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斗争，最终在人民的支持下于 1949 年正式成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伟大目标才得以实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都是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和反对专制的革命中产生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近代以来不同阶级对中国前途探索与思考的过程，也是各民主党派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民国初年的政党形成到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无数的政党试图为中国开出一剂药方，但终究拿不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案。特别是以自由主义者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势力，虽然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一道都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要走上政治发展的常轨，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扫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各党派平等基础上的和平统一”，但是直至解放战争开始，他们仍然保持改良主义的态度，“看不清内战爆发的实质是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中国两个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政治路线。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强行解散，终于使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认清了现实，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 1948 年发布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终于与中国共产党完全站在了一起，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超凡的革命绩效等因素，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从历史的实践过程还可以看出，从清末开始的改良主义思潮，虽然曾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决定中国前途的关键时刻，凡是抱有这种思潮的政治势力，最终都必将走向失败，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只能走向破灭，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因此，革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历史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党关系中的定位，塑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二）执政党与参政党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主体。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西方多党制的竞争关系，而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出于党派利益的被动合作，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真诚联合，共同选择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联手合作，这一关系因而也就“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对抗、博弈的思维定式，创造了与新型政党制度参与、合作、协商等基本精神相契合的新型政党关系模式”。

在纵向的历史根脉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基因，秉持和合共生、协商共治的理念，传承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十分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建党之初就将“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纳入革命理想之中，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依旧牢牢坚持这一理念——倡导“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坚持与各方政治力量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绝不像国民党那样，变“公天下”为“家天下”。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为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共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也深深地将以民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等文化基因内化于自身的发展与建设之中，“正是这些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国情具体实际之间的碰撞与融通，使新型政党制度得以超越传统的政党制度形式”。在横向的制度比较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西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了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当前，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党制度已经出现了衰败，共和、民主两党沉迷于政治斗争，党派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各自党派的总统上台后毫不手软地对另一方进行政治打击，美国民众的自身利益完全被忽略，更不要说“当代美式民主，尤其是在大选中，人民被分隔开来，不仅具体化为某一州的人民，甚至还会具体化为某一选区的人民”。可以说，美国的政党制度非但未能有效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反而是更深层次地加剧了国家治理失效和社会撕裂。

以执政党—参政党关系为中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成为既与一党制不同又与多党制相异的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全新政党制度，它实现了治理轴心一元性与治理参与多样性相统一、利益代表广泛性与奋斗目标一致性相统一、决策制定民主性与决策执行高效性相统一。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制度运行范畴

一项制度能够稳定发挥作用，不仅要有科学稳固的构成基础，而且要有良好的运行结构，也就是要具备明确的运行规则、准确的功能定位、规范的制度伦理。制度的生命在于运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为治国理政提供支持，就在于民主与集中的运行规则、执政与参政的功能定位、权力与责任的制度伦理这三对范畴共同规制并引导了制度运行，保证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稳定有效。关于这一制度运行范畴的深入分析，不仅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而且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

（一）民主与集中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规则。一方面，这一规则可以降低内耗、克服分散主义、提升决策效能；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治国理政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具体来看，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断加强自身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是国家治理的大脑和中枢。“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统一党内意见，集中各方意志，并在此基础上将各方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这既不是简单的取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也不是类似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利益交换式的政治妥协，而是汇聚各方力量的更深层次的统一。换句话说，治国理政不是简单地商量事情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在商量之后把事情办成办好，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居中统一与协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反观西方多党制，各方相互攻击相互抹黑，为了自己党派获得执政地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执政一方的治理成果。它既不是建设性反对也不是真心帮助，更不是认真监督，而是彻底耗散了国家治理的力量，磨灭了真正的国家意志，人民的需求被完全置换成为党派的需求，更不要说如何执行所谓的“人民意志”，以至于“政党竞争在政治极化和党争激烈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定性政治，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的优势也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切实避免了多党制中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倾轧内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之大者”的一锤定音，不是建立在消除或压缩其他政党生存发展空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发挥“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中开展包容性协商共治、多口径民情集纳、建设性意见反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集中意见和力量，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充分尊重各方意见基础上的集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国家机构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与各民主党派沟通协商，而且是全领域多层次的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党内选举与党内协商出发，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其他协商等方式，落实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民主监督和社会整合功能，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因此，民主与集中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确保了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形成一种既有一党长期执政掌舵领航又有多党全过程民主参与、既有坚强统一领导核心又有多方面政治力量支撑赋能的良性政治生态。

（二）执政与参政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定位。一项制度被设计出来必然要解决一定的问题，其中，功能定位就是这项制度要解决问题的最核心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自然有着为治国理政服务的功能和要求。但作为政党制度，它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服务具体的治国理政环节，而是为治国理政提供背景性的或者平台性的制度基础，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执政与参政这一对范畴，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定位就在于协调好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为执政与参政提供基本的运行平台。就执政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不等同于包揽一切，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析研判形势变化或局势进展，进而具体地科学地提出策略，再通过相关程序把策略落到实处，从而实现相应的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不是政府机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是党全面代替其他一切机关。

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完全不等同于一党制。在这一执政过程中，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全程在场、不缺席缺位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优势，并能够全过程参与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空间，有利于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整合各种决策资源和力量，实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好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通过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环节，全面嵌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之中。“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同时也正是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使得治国理政的决策科学性和长远性得到了更坚实的保障。各民主党派真心真诚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分发挥联系纽带的作用，及时为中国共产党传递各方声音，为中国共产党决策提供支持和参考，更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和科学领导，构成了国家治理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与参政党的参政行为虽不是完全重合却又高度互嵌互构，形成了有机统一、耦合互促的独特关系样态。

（三）权力与责任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伦理。“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伦理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作为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力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天然地富集了更多的权力，自然地能够调配运用更多的资源，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巨大的，是所有政治力量中担子最重的。集中的权力和重大的责任相互作用成为制度伦理，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行动行事的规范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自建党之初就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百年来也从未动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掌握、持续强化、有效集中权力这一为民之公器、治国之利器，否则，便难以实现美好愿景。

与之相伴相随，权力是否富集与责任是否重大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掌握富集的权力，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其中就包括要为中华民族政治文明和人类政治文明开新路、拓新局的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真正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掌握了改造现实的强大武器，富集了足够的权力，因此，它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承担的就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期许，更承担着全人类的希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在的使命要求，也是权力富集的必然结果。“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为人民生活带来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解决了数目极其庞大的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中国共产党因而也就被赋予了极其重大的人类使命。在此，权力之富集与责任之重大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彰显。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制度绩效范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是一项真正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长期以来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展现出了优秀的制度效能。一项制度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昙花一现的惊艳，而是为了真正管用有效并能长期稳定，还能够为社会安定提供保障。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方面来看，自律与他律提供了制度规制，维护了党际关系乃至治国理政的稳定；稳定与冲突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效能核心，即消弭冲突、动态平衡；活力与秩序展示了这一制度的良好社会影响，体现出了强大的比较优势。关于制度绩效三对范畴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所在，而且建构了“效能生成—制度优势—理论创新”的逻辑链条，呈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范畴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一）自律与他律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规制，明确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监督关系。具体而言，执政党与参政党，除了在根本政治目标指引下，构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外，彼此之间还建构了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监督关系。在政治监督意义上，这是个新型的监督关系，把自我监督与政党监督统一起来，这在世界政党文明中也是创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一项基本职能，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虽然是非权力性质的监督，但依然具有真实有效、持续有感的监督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根本目标不是“拆台”和“拉下马”，不是为了争抢谁来执政谁来组阁，而是从实现根本目标的角度，互相提醒、共同进步，互相成就、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整体提升政治合作的效果。”反观西方政治监督关系，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攻击，“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根本目标不在于考虑执政党推出的政策是否真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是否真的合理有效，在野党纯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选举时口口声声提出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只是为了掩盖其谋求自身利益之实。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这种新型监督关系的根本前提是，执政党有着“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外在机制。也就是说，执政党要有着超凡的使命认知——不是简单将自己视为掌握政权的政党，而是拥有远大的目标，并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清除不利于实现宏伟蓝图的一切因素，没有任何的特殊利益或党派利益。“中国共产党除了面向当下实现组织社会的政党功能，还必须承担起一种面向未来重建社会也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责任，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这从根本上是由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客观规律，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武器不断进行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就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得以毫不畏惧地刮骨疗毒，永葆生机活力。因此，自律引导他律、他律促成自律，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权力争拗”的传统的“西式权斗生态”。

（二）稳定与冲突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具体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绩效表达的是维持稳定与消弭冲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规定了党际关系，还在于促成了良好政治局面的保持，从而保障了国家治理不失灵、人民当家作主不动摇。从历史来看，稳定与冲突在西方政治实践乃至中国古典政治实践中多为“对立”，二者很难在“扬弃”的层面上达至统一，即所谓“治乱兴衰、周而复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时出现激烈的党争，宋代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即是一个生动写照，双方的斗争不仅仅是政见的不同，更在于保持自己的政治存在甚至生命存在，政治局势过分紧张。“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在激烈的斗争中，个人即使拥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也不可能只凭个人力量与制度带来的弊病对抗到底，即恶劣的制度也会把好人变成坏人。诚然，中国古代的党争与当代的政党执政截然不同，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未曾不被任何一个政治体所追求。霍布斯撰写《利维坦》时，或许他并不支持克伦威尔成为英国统治者，但他必定反对议会派与国王的斗争不休，更不期盼英国陷入内战泥沼，“我们看见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机、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霍布斯在此处讲的虽然是国家的诞生，但显然他要求的国家应当是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斗争激烈频繁，又何谈脱离人与人相互威胁的战争状态呢？

“竞争原则是美式选举的重要原则，尤其体现在政党竞争上，是导致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两党及其候选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方，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抹黑、攻讦。”毫无疑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在“治乱循环”的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不走“极化”，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展示多样，使稳定与冲突实现了动态平衡。毋庸置疑，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获得，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质性地促成稳定与冲突的辩证统一有着必然联系。

（三）活力与秩序

这一对范畴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社会活力与基本秩序的辩证统一打下了制度基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设计不是否认矛盾也不是否认斗争，而是以辩证法的观点看待问题，既承认斗争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又准确把握现实斗争的实质和程度，将斗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具体而言，政党制度不是简单地对政党关系的规定，而是涉及国家治理、政治局势、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政治制度。政党之间的斗争应当是良性的促进发展的斗争，是不外溢影响的可控的斗争，在此基础上，社会生活才能有序和谐稳定。而如今的西方国家政党，不仅不在意党际斗争的混乱，而且不在意社会的混乱，甚至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利用民众的心理，从而疯狂攫取政治资源为自己服务。“在议会政治层面，党际极化意味着‘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现象频繁出现……两党精英在参与政治竞争的过程中会激活社会分歧，从而进一步加剧民众的分化，导致中间选民群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大多数选民会根据党派的意识形态来投票，而不是出于对政党政策的理性考量。”在这种斗争中，社会看似充满活力，实则已经是激流动荡，趋向极化的势头活力满满，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生活逐渐远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摈弃你死我活的“党争”，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共同的政治意识主导下，代表多样的社会基础和不同界别群体的各政党并存，它们在奋斗目标、国家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具有一致性”，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有序稳定和谐，深深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态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生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保障下，社会成员充分展示各自的奋斗潜力，他们相互竞争，努力实现自己的突破，但“争”是有底线有规制的争，不是以邻为壑的争，是有轨道、有规矩的竞争，是以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发展的竞争，是以维护社会和谐前提下的竞争，是互利共赢的竞争，这就是秩序。“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秩序规制活力但不限制活力，只有促进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这无疑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带来的积极的溢出效应。

五、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一项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这一制度既不模仿苏联的一党制，也不照抄照搬西方多党制，完全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制度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响应人民的呼声，广泛凝聚共识、促进形成合力，不是一团和气的平静死水，而是以统一为前提的活力多元。在这一制度的良性促进下，国家治理得以更加有效，人民当家作主得以更加巩固。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对照的是，西方政党斗争频繁、程度激烈，政治打击和政治报复接二连三，国家机构沦为党争工具甚至个人工具，更不要说治理失灵、民主赤字，人民的利益就在这种“死斗”中被无视、被消解。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先进制度设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就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历史经验提炼，是对几十年来实践的规律性总结，是对取得的优秀实践成果的学理化阐释，基本范畴则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核心。上述制度构成范畴、制度运行范畴、制度绩效范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完整框架。从逻辑结构上看，制度构成范畴是基础部分，回答了“这一制度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制度运行范畴在此基础上，解决了“这一制度如何运行”的关键问题；制度绩效范畴则进一步阐述了制度运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体现了“这一制度运行得如何”的问题，展示了制度的优势和价值。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又呼唤理论给予指导。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目前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知识整理还在逐步推进之中，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性构建还没有完成，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可以说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基本范畴的讨论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未来理论体系的大厦就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进一步推进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制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知识来源，基本范畴为我们明确了结构基础，接下来从范畴到判断再到命题，从命题到推理再到理论，直至理论体系构建的完成还需要久久为功。如何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和人类政治文明新贡献，进而构建起中国自主政党知识体系应当是下一阶段的重要方向。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作者王炳权、孟庆曦，王炳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孟庆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