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体系是各个国家最基本的现实国情，各国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结构—功能不同，由此形成的政党制度也不一样。结构—功能主义是在政治发展的视野中对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20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建立了政治体系，民主党派进入这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后，其结构和功能发挥完全不同。相较于国民党主导的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开放政治体系，吸纳民主党派进入政治结构，充分发挥其体系功能和过程功能，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未来，应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一制度，在开放、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政治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

一、引言：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政党制度研究缘起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任何政党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社会环境；各个国家历史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且不可复制，因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政党制度，如英国和美国同为两党制，由于英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不同于美国，英国的两党制与美国也有所不同。其他政党制度类型同样如此。因此，考察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就需要考察其具体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各国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政党、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等组成了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政治体系中包含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党作为政治体系的一种重要政治角色，在政治体系中运作之后就产生了自身的体系、过程和政策功能，最终产出了不同的政治产品，这种政治产品就是政党制度。这种研究视角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因此，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是研究政党制度的一种重要视角。换句话说，各国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结构—功能不同，由此就形成了各国不同的政党制度。当代中国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运作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因而就形成了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它在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体系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开始了行为主义转型，政治学研究开始从对国家、政府和民族进行静态的法律和机构研究，转变为不但对国家、政府和民族进行研究，还对除此之外各类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进行广泛研究，原来没有被纳入研究领域的政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等，都进入政治学研究视野。结构—功能主义是在行为主义背景下产生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之一。阿尔蒙德认为，现代化所推动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世俗化和分化。“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现代化导致了社会分化，社会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角色和结构。“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由此可见，结构—功能主义是在政治发展的视野中对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深入揭示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及其功能，为政党制度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过往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而不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进行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本文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在梳理我国政党制度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其中的内在必然性，以期为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一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政治体系变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进入 20 世纪后，现代化在推动中国社会分化的过程中除了产生国民党、共产党之外，还产生了民主党派。这里重点介绍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所产生的小党派，主要是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党，它们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组成部分。1923 年，曾琦、李璜等 12 人在法国巴黎组建了中国青年党。1925 年，中国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至上海英租界。1926 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以曾琦为委员长。中国青年党在全国各地出版报刊、发展组织、宣传主义，颇有社会影响。1934 年，张君劢和张东荪发起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同年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国家社会党政纲》和《国家社会党宣言》 ，推选张君劢、张东荪和罗隆基为中央常委。1936 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也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其中，大量成员为张君劢和张东荪教过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第三党的前身是 1927 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由国民党内不满于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成员组成，主要包括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人。1930 年，邓演达在上海组织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以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决定出版报刊、发布政纲、扩大组织。1935 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但社会上依然称之为“第三党”。“第三党”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政党自居，有较大的社会影响。除了上述小党派之外，同时期还产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等具有党派性质的政治组织，它们大都具有较多成员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上述小党派和政治组织产生之后，就成为特定的政治角色。政治角色作为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之一，一旦形成之后，就需要进入政治体系并开展社会政治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政治结构。“结构（例如立法机关）是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政治体系则是由相互作用的结构（例如立法机关、选民、压力集团和法院等）构成的。”政治角色组成政治结构，政治结构组成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和政治结构都活动于政治体系之中，因而政治体系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政治体系是社会在其国内和国际环境中，有意识地制定和追求集体目标的工具。政治体系采取或试图推行的政策，目的或多或少都在于从国内环境中提取资源，把所得利益分配给国内不同的集团和国际上不同的国家，并且管制国内人民的行为，或提供安全以防外来威胁。”政治体系一般包含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和法院六种政治结构。它既有与传统国家相同的强制性特征，又有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包容性，把选民、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等原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对象都纳入其中。

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体系主要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组成。孙中山认为，西方政治体系所采取的三权分立措施具有内在弊端，即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将滥用人才，立法机关拥有监督权则会产生国会专制之流弊。他提出要另设考试院和监察院，从而由三权分立变为五权分立，国家机构主要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除此之外，还包括国民党。小党派都是社会自发产生而不是由政治体系自身产生的，因而它们产生之后也需要进入政治体系。小党派进入政治体系主要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国民党的政治承认，获取合法政治地位；二是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小党派产生之后，实际上就开始谋求进入政治体系，而它们如果能够顺利进入政治体系，就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互动，从而作为政治结构，共同推动产生政党制度。

结构—功能主义通常把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分为输入、转换与输出三个阶段。输入和输出都是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换，转换是政治体系内部对输入的转化。戴维 • 伊斯顿明确把输入分为要求和支持两个部分，把要求区分为六个方面：关于产品和服务分配的要求；关于行为管制的要求；关于资源提取的要求；关于传递信息的要求；关于加强社会安定和秩序、减少暴力和冲突的要求；以及“关于参与政治过程的要求或是关于各社会集团的代表权更为平等的要求，也就是有关享有投票、担任公职、向政府请愿以及组织政治社团权利的要求”。支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政治资源支持，另一类是顺从者支持或服从性支持。要求和支持如果能够输入政治体系之中，进行转换之后，就会产生政治输出。

对于中国青年党等小党派而言，它们向政治体系输入的要求主要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不分党派，集中人才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改革战时行政机构’”。意即结束党治、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摒弃私见、启用贤才、党派地位平等，这些都是它们的要求。概而言之，就是要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保障政党合法地位。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等“三党三派”联合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除此之外又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它们的政治要求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具体而言，它们要求在政治上效法西方，取西方民主政治；经济上效法苏联，取苏联计划经济。

如果上述要求能够得到满足，民主党派就可以获得合法地位，参加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这也就意味着其正式进入政治体系，进而与中国国民党互动之后就能够产生政治结构，经过政治体系内部转换，最终输出政治产品即政党制度。因而对于政治体系而言，尤其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而言，如果它们承认并支持民主党派的政治要求，就意味着接受民主党派进入政治体系，之后产生体系与过程功能。从历史上看，正是由于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满足民主党派的政治要求，它们最终没能完全进入政治体系，也没能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产生体系与过程功能，反而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训政，并建立了一党专制制度。“20 世纪 30 年代，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思想达到登峰造极，公开赞同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疯狂迫害和打击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及其他党派。”1949 年，逆世界民主政治潮流的国民党一党专制，违背民意、不得人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一党专制也随之寿终正寝。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呼唤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肩上。”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深入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民主党派顺利进入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政治体系，二者在互动中产生了体系与过程功能，最终经过内部转换输出了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同时，在政治输出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即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文化。

三、体系功能比较：国共两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吸纳差异

民主党派诞生之后，其所处的政治体系就是国民党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角色要进入政治体系，首先就要获得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承认，获取政治合法性。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党等政党虽然已经产生，但从未获得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它们坚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态度，自然无法进入政治体系。30 年代之后，尤其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基于大敌当前、国家危急的形势，于1937 年 7 月在庐山举行包括社会著名人士和部分大学教授在内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这是国民党邀约除中共以外的在野党派及社会名流商讨应付时局对策的一次非常性会议。会上，蒋介石虽然在对外作战方面没有超出‘应战而不求战’的低调，但在对内问题上则表示出愿意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姿态。”这就为其他政党进入政治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1937 年 8 月，国民党决定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立国防参议会，其目的就是网罗各方人才，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之中，以共商国是。国防参议会成员包括曾琦、李璜、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和沈钧儒等党派成员。国防参议会这种性质的机构，在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就打开了其他党派参政议政之门，象征着党派首次参与国家事务。其他党派也由此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产生了体系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在政治体系中，必须吸收各种角色（外交官、军官、税务官等）的新的任职者进入这些角色，他们要学会如何担当角色。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新的角色会产生，老的角色也会变化。同样，在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人们必定会形成种种态度，维持下去或作出改变。这就是社会化，而且人们态度的形成和某种行为的延续都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政治生活就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依赖于交流。”因此，其他党派作为政治角色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之后，其产生的体系功能就包括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三个方面。

政治体系通过某种方式选用人员在政治结构中担任各种角色就是政治录用。党派进入政治体系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政治录用。1938 年，重庆国民政府发表《抗战建国纲领》，决定组建国民参政会。在全体 200 名参政员中，国民党成员占 40%，非国民党成员占 40%，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曾琦、章伯钧、沈钧儒等各党派的代表人士都进入国民参政会。这是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录用的重要表现。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后，各党派通过这一平台推进政治民主化，先后掀起了三次宪政运动，也加强了彼此交流，“三党三派”联合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之后，居中斡旋，积极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党派在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体系功能。民主党派体系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政治输出，为形成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正是基于民主党派体系功能的发挥，梁漱溟敏锐地指出我国要建立“合拢为一”、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他认为，一党制和多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要“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从而形成了政党组织的双重结构：一是作为领导党的国民党，二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大敌去除之后，国民党又全面恢复了一党专制的传统。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6 年 1 月召开之后，国民党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额上对中共和民主党派实施种种限制，极力防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员联合起来超过三分之一而具有否决权。同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在 1946 年 11 月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和 1948 年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中，由于国民党对民主党派实施压制，民主党派之中只有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被引诱过去，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坚决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坚持不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之中。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引诱民盟不成，则宣布民盟为中国共产党的“尾巴”，强行解散民盟。国民党对其他民主党派也持严厉镇压态度，这样就堵死了民主党派通过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而实现体系功能、形成其他政党制度的政治道路，以至于民主党派通过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而实现体系化的意图最终未能实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之时，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自身主导的政治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工农为主体，并没有与民主党派建立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主动对民主人士开放，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根据“三三制”原则，在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员人数如果超过三分之一，多出来的共产党员就要主动退出来，把民主人士递补进去，使其得以进入“三三制”政权之中担任行政职务。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陕甘宁边区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 12 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 6 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 39 名候选人中选出 18 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 7 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林伯渠当选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副主席。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讲：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三三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录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把大量民主人士吸纳到根据地政权之中。这种录用方式也会推动政治社会化，“社会化和录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的。一个人通过复杂的选择或影响过程成为祭司、纳税人或政治家，进而他就会以自己的态度和期望来形成角色”。这种政治社会化所推动的政治交流就形成了抗日根据地特有的政治民主，建构一种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文化。正是基于“三三制”所推动形成的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并且形成了抗日根据地特有的民主政治文化，李鼎铭先生称赞陕甘宁边区为“民主模范”。黄炎培和赵超构两位先生在访问延安之后，分别撰写了《延安归来》和《延安一月》两本书籍，两人在书中不约而同地赞赏了延安的民主模式。总之，“三三制”推动民主人士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之中，并且产生了体系功能，推动了政治录用，促进了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产生了特有的政治文化，输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雏形。

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秘密北上，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大量民主党派成员成为新政协代表。“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共有 45 个单位，正式代表 585 人，候补代表 77 人，总共 662 人。662 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 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 26%，民主党派约 30%。”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各民主党派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道，共同起草新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文件草案，共同确定国都、国旗、国徽、国歌和国号，协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录用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毛泽东任主席；6 位副主席中，共产党员 3 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3 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 位委员中，共产党员 29 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27 人。政务院 4 位副总理中，共产党员 2 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2 人（郭沫若、黄炎培）；15 位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 6 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9 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在政务院所辖 4 个委员会和 30 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共产党员 18 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14 人，即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政治体系之后，加强了政治交流，推动了政治社会化，建构了合作协商的政治文化，并由此通过政治体系输出了政党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此，从体系功能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党制度是民主党派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之后而形成的体系功能的产物。

四、过程功能比较：国共两党主导的政治转换机制差异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前面我们论述了民主党派在体系层次的功能即体系功能，接下来我们主要论述民主党派在过程层次的功能即过程功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体系之中，经过转换过程之后，变成了权威性政策或制度的输出。体系层次关注的是要求和支持能够输入政治体系之中，过程层次关注的是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体系之后的转换过程。阿尔蒙德把这种转换过程区分为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四个阶段。在利益表达阶段，“利益集团或个人提出改变某一政策或继续某一政策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常常同给予政治支持的许诺连在一起”；在利益综合阶段，“经利益表达提出的许多要求将综合成为少数几个重大的政治选择方案。这些选择方案之所以是‘重大’的，因为大量的政治资源（如选票、金钱、传播工具的报道、武装力量）都在这些方案后面被动员起来了”；在政策制定阶段，政治体系根据宪法和法规来确定政治权力的范围，形成政府政策；在政策实施阶段，“政策通常都必须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实施，尽管利益集团、政党、法院和其他结构也与此有关。政策纲领必须和从公民中提取的顺从者支持资源（如税金）等相结合” 。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与体系功能并不是时间先后顺序，而是逻辑先后顺序，二者在时间上可以并行。政党进入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之后，经过过程转换，同样输出政党制度。 

“当某个集团或某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20世纪 20 年代，中国青年党和第三党等小党派由于没有进入政治体系，因而缺乏利益表达渠道。30 年代，小党派进入政治体系之后，其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就是国民参政会，各小党派通过在国民参政会提出提案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例如，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 36 人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张君劢等 55 人提出了《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江恒源等 40 人提出了《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张申府等 21 人提出了《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王造时等 37 人提出了《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这五项提案虽然都是以个人名义提出，但都代表了各自所属党派的意见。这些提案的核心思想集中表达了各党派的政治诉求，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集中人才、加强团结。

各党派集中进行了利益表达，同时要求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体系综合各方利益，制定并实施政策。如果它们表达出来的利益能够被采纳实施，就能输出政党制度。但是，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支持宪政，但骨子里还是坚持一党专政，因而首先把国民参政会定义为咨询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这就意味着在野党派的提案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没有约束力，国民政府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提案，国民党要么找人撰写一个反对这一提案的反提案，要么干脆置之不理，甚至拒不采纳，从而阻断了利益表达通过利益综合而进入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阶段。正是因为国民党对各党派的提案一再暗中破坏、置之不理或拒不接受，使得各党派最终看清了国民党假民主、反民主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灰心失望，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渐转为与其团结合作。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并要求其解散，除了被国民党拉过去的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之外，其余民主党派都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被迫转入地下。由此可见，在国民党切断各党派利益表达通道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再进行利益综合并产生政策。在国民党主导下，这一政治体系不可能输出其他政党制度。

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自身主导的政治体系中积极推动民主人士进行利益表达，广泛采纳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综合各方面意见制定与实施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协商，鼓励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并进行利益表达。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人士进行利益表达之后，积极采纳民主人士的意见建议，制定并实施政策。以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为例，“1941 年 11 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 10 位党外民主人士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对此，各界反应不一，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这会影响进步力量的发展。毛泽东一句一字地将提案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旁批注：这个办法恰是改造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提出将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李鼎铭受到鼓舞，在大会上大胆直言。他发言完毕，毛泽东立即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向其表达敬意。会后，又亲自找李鼎铭，进一步了解和讨论详细办法。同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并先后在陕甘宁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对于各抗日根据地克服敌伪‘扫荡’、顽固派封锁及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 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为人民服务》中又一次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过程功能案例，李鼎铭先生提出建议、进行利益表达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经过利益综合而进行了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这样的政治过程能够建构政治文化、推动政治民主、输出政党制度。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并肩战斗、共同协商建立新中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各民主党派提出了大量提案，进行了充分的利益表达；中国共产党经过利益综合，广泛吸收各方意见，然后制定与实施政策。如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歌时，“马叙伦率先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徐悲鸿等许多代表表示赞成，但一部分代表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支持马叙伦的建议，赞同用原来的歌词，并认为‘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 年 10 月 1 日，马叙伦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庄严豪迈的开国大典。听到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雄壮国歌响彻云霄，马叙伦感到无限幸福和自豪。大典结束后，他饱含激情写下大幅作品‘得宿’二字，以表达自己追求真理、为正义事业流血奋斗终于安得归宿，以庆祝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幸福的共同夙愿终于得到实现。此外，每年 10 月 1 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也是在马叙伦的提议下确定的。”

又如政协代表在讨论国号时，“董必武报告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并说：‘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经毛泽东审定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关于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代表们发生了争论。9 月 26 日，应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张元济、陈叔通、沈钧儒、周致祥、何香凝、黄炎培、张澜、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陈嘉庚、司徒美堂等 23 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并商谈国号简称问题。周致祥、司徒美堂、沈钧儒等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由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可见，各民主党派已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它们积极进行利益表达；中国共产党则主导进行广泛的利益综合，通过集思广益，听取各方意见之后进行决策，制定并实施政策。这充分体现了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民主党派在整个转换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功能作用。

五、结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生成及其启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深深嵌入特定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环境中。20 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建立了政治体系，民主党派产生并且进入这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后，结构功能发挥状况完全不同。国民党在一党专制的封闭体系中拒绝吸纳民主党派，导致其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结构和功能，最终未能输出稳定的政党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开放政治体系，吸纳民主党派进入政治结构，充分发挥其体系功能和过程功能，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制度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系与社会结构互动规律的深刻体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经验为当代政治制度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要保持政治体系的开放性，不断增强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开放的政治体系能够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有效的政治结构和功能，产出政治产品，从而推动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民主的重要路径。开放的政治体系把民主党派吸纳到政治体系之后，民主党派在政治体系中输入自己的要求和支持，经过转换过程输出政策和制度，最终形成政治产品，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和民主进程。三是民主党派在政治体系中充分发挥体系功能和过程功能，是推动政党制度运行的重要动力。民主党派的体系功能和过程功能发挥得越好，我国政党制度就运行得越好，这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发所形成的基本政治逻辑。四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在开放、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作者廖艺精、肖存良，廖艺精系上海开放大学杨浦分校讲师；肖存良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