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一统观念虽诞生于战国时期，其成为国家形态始于秦汉，但其思想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夏商周三代广域国家诞生之初。上古先民打破族群区域而相互交流融合的生活实践，三代广域国家经营天下的历史，大禹因平治水土之德而有天下的圣贤形象，共同构成“禹迹”统一、向心的地理文化特征。《禹贡》以三代地理政治为蓝本，超越分裂的列国格局而构想大一统国家治理天下的地理秩序，将三代经营天下的努力转化为垂范后世的创新性地理政治思想，持续影响中国历代地理政治观念与实践。“禹迹”观念在大一统的长期历史演进中，也不断融合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地理与文化记忆，象征着被华夏文明和圣贤德行所泽被的中国大地。
关键词：禹迹；九州；大一统；地理文化记忆；中华文明
一、引言：关于“禹迹”的讨论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天下”“九州”“六合”“五方”既代表着中华民族及其所居住的广阔地理空间，也是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的重要地理空间象征，“同风”“共贯”“大同”则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对天下有着整体性的大视野和统一规划。那么，先秦时期普遍流行的“共天下”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其合理性如何体现？这种“共天下”格局与大一统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本文尝试从“禹迹”和“九州”这样象征着天下统一的重要地理和文化观念入手，考察先秦天下观念及其对大一统的影响。
《尚书 • 周书 • 立政》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孔传曰“以升禹治水之旧迹”，即以大禹治水所经之地视为“禹迹”。《尚书 • 夏书 • 禹贡》则集中记载了大禹以禹迹为基本范围将华夏大地别为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内容，作为记录中国早期地理状况的经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的地理文化认识。“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后世无不以此为依据展开地理研究，一些时期如汉魏甚至据其对州郡进行调整。对于这篇集中记述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经典，古人多以信古的方式对待。
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考古新发现等多方面的影响，学者以新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气候学等多学科方法和视角来考察并提出己见，因此关于九州概念、具体州名和《禹贡》成书时间等问题的讨论至今仍未有确论。关于《禹贡》成书，除古史辨派的战国说之外，还有王国维先生依据“二重证据法”提出的西周说，以及 1980 年代邵望平研究员依据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的周初说。新世纪初，遂公盨铭文和上博简《容成氏》竹简的发现，又将大禹治水神话的早期文字记载追溯至西周中期。而近年公布的清华简《四告》又有：“先告受命天丁辟子司慎皋繇，忻素成德，秉有三俊，惠汝度天心，兹德天德用歆，名四方，氐尹九州，夏用配天。”研究者也在持续论证清华简《四告》与《尚书 • 立政》之间的共生关系，以说明禹画九州说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此外，近年来研究者还结合考古学、古气候研究和早期书写研究等方面的论据，尝试将“九州”“禹迹”概念的形成时间上溯至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时期。
当然，诚如李零先生所说：“《禹贡》不管成书于何时，我以为它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夏、商、周三代递相成用的‘天下’概念，即一种以地缘济血缘之不足，借职贡朝服间接控御，‘柔远能迩’的地理大视野。”《禹贡》的成书时间以及“禹迹”“九州”等概念的最早形成时间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证明，但这并不影响“禹迹”“九州”等地理概念所体现的思想渊源。这些地理概念反映了最迟至春秋已有的地理状况和当时人们的地理认识，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可能确实又增补了战国时期的地理情况。正是“上古生活实践—神话传说—口耳相传—书于竹帛—文本增省”的形成过程，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上古中国一直作为“自在”事实而存在的“共天下”格局直至战国时期才“自觉”形成“大一统”观念这一问题。这反映了“禹迹”“九州”作为先秦时期不断传承的地理观念和文化记忆，是夏商周三代各区域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结晶，是人们不断追忆三代地理、认同天下观念的结果，是超越族群地域的整体性统一视野，在此后持续影响着华夏大地上的地理和文明观念。如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等组建的禹贡学会，在抗战期间致力于沿革地理、边疆史地研究，不仅推动历史地理学现代转型，带动边疆研究热潮，而且增进了民族间的信任与团结，激发国人反抗侵略、维护统一的爱国之心。
二、广域国家的初步形成
（一）古史文献记载中的早期国家诞生
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经历了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古史文献对此有大量记载。学者们从多个角度释读古史文献，阐述这一诞生过程。如蒙文通先生受其师廖平启发，提出“太古民族三系说”，根据地理空间将上古居民划分为活动于江汉或江淮地区的“炎族”、活动于河洛地区的“黄族”和活动于海岱地区的“泰族”三个区系。三系位于不同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在相互斗争中融合，共同形成华夏文明。“禹合诸侯于涂山，又合于会稽。”“文化各殊，及接触既久，渐以孕育新文化。及于伯禹，逐大成熟，而灿然有辉。风、姜、姬氏，融和为一，统曰诸夏……合诸小民族为一大民族，即以伯禹朝代之名，为此种族之名。” 三代势力由三系自东向西交替扩展，此为上古开化的地理顺序。徐旭生先生继蒙文通“三系说”后，于 1943 年提出部族“三集团说”，按地理区域将上古部族划分为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和南方的苗蛮，认为此后的华夏民族即是这三大集团相互融合的结果。除三系、三集团说之外，傅斯年先生继承王国维“殷周不同源”的观点，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从东西地理分析三代关系，提出“夷夏东西说”，即从上古地理角度来看，三代分属东西两系。
由于传世文献的有待考证和互不一致，关于上古时期地理区系的划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如 1980 年代杨向奎先生在批判傅斯年的基础上提出：东西是相对地理方位概念，但夷夏之间并不存在分明的界线，而是“内部混战，夷夏杂处，已由对峙而趋于融合”。
（二）考古出土材料中的早期国家诞生
传世文献的有待考证性并不影响其研究价值，考古学家对上古文献的地理记载进行对比和梳理，并以此作为考古调查线索，寻到了上古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中的发现，为考古学家跳出文献记载，主要依据考古出土材料展开上古史研究，提供了可能。如苏秉琦先生根据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地理分布情况，提出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即将“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六大区系的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构成了早期中国“满天星斗”的文明体，即《尚书 • 尧典》所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万邦”。在“满天星斗”的基础上，张光直先生进一步强调中国史前文明区系的一体性，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指出在公元前 4000 年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不同区域开始了相互作用的程序，不同文化区域 分别向外伸展和接触，相互连锁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这一“相互作用圈”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地理舞台，“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严文明先生在一体性的基础上强调统一性和多样性，提出“重瓣花朵”说，即中原如花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山东、江浙、长江中游、甘青、燕辽等五个地区如花瓣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又有闽台、粤桂、滇藏、新疆、内蒙和东北等文化区如外圈花瓣围绕，中心、内外圈构成重瓣花朵不可分离的三重向心结构。这一中国史前地理和文化的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相比较全球其他文明来说，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内有两河流经，四周有高山、海洋、沙漠、草原的天然屏障，形成相对独立又具有向心力的地理单元和结构，中原地区在此孕育并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四周形成稳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满天星斗”到有花心的“重瓣花朵”，反映了公元前 3000 至前 2000 年之间即“龙山时代”不同文化地理区系在漫长裂变、撞击与融合的演变中，经历群雄竞起又兼并归一的过程。
其后，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地区在此兼容并蓄的过程中“打破了龙山时代大范围内没有超越地域单元的大中心分布的情况”，在地理上首次形成了跨越族群聚落范围的广域王朝国家，建立起规模宏大、规划有序的“华夏第一王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组织力。根据“探源工程”考古学者们对青铜礼乐器、兵器、酒器和玉璋等出土材料及其地理分布的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地理区域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再藉由黄河、长江及其周边水系以及辐射四方的交通要道，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辐射范围更北达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至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至鲁豫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一时期虽未产生与此广域范围相应的地理思想概念，但确已形成大地统一、教命畅达的早期地理实体，影响着人们对自己所居之地的认识。
三、“中心—边缘”的动态地理意识
（一）“下域”与“五方”
《禹贡》记载黄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地质和气候考古研究发现，商都所在的平原，就是清、淇、漳三条河流在汇入黄河之前的上游部分排干此处积水所形成的冲积平原。面向平坦而辽阔的广大平原，容易使商人形成平面且均质的国土地理观念。《诗经 • 商颂 • 殷武》：“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人信奉“天命”，商王受天命而掌管普天之下的“下域”，因此平整、均质而无限的“下域”之地皆是商王代天而治的范围。从王都脚下的土地出发，商人以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来认识和观察整个“天下”。《商颂 • 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征）域彼四方”。商人以“方”称呼商王邦以外的诸侯国，而“四方”则是对商所统率的“下域”“下国”的泛称，是王畿区外与商有着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区域，其中既有已臣属于商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也包含敌对的邦方国。“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随着商人势力范围较夏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经由河道而不断与各部族交流往来、相互影响的经验，商人能够超越现有地理控制范围去认识、征服和治理遥远的地方。
东南西北“四方”和商王邦所在的“中”，组成了商人的五方意识。甲骨刻辞作：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小屯南地甲骨》1126）商人将方位神灵化，称四方神和四方风神，卜辞称“析”“因”“彝”“伏”，以及“协风”（东风）、“凯风”（南风）、“韦风”（西风）、“𨸜风”（北风）（《甲骨文合集》14294），有国之大事要向其祷告。唐晓峰先生认为：“上古时代对宇宙大秩序的思想构建，是早期地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一方面由于这种思想本身的定型，另一方面随着地上知识、社会事务日益繁多，地理学在发展中将渐渐远离对大宇宙观的想象，而更多地展开对地上事务的思考。” 将“四方”神灵化即是商人以宇宙秩序思考地上方位秩序的表现，“四方神”“四方风神”的灵验与否在卜辞中集合成为商王借神迹认识和征服四方的档案。除四方之外，卜辞中还出现了四土、四牧、四戈等与中商对称的观念，可见复杂不同的自然和地理情况在商人的想象中转化为均质的方位及其方位所显现的神迹。
（二）“四土”与“中商”
卜辞中出现方位性区域，表示“四土”等被视为商的势力范围。如贞问是否“立史于北土”——“癸酉，贞方大出，立史于北土”（《合集》33049），即是要在“北土”设立监察的军事长官以保护该地区的经济生产和土地安全。再如《逸周书 • 商誓》记周武王言：“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周即将自己所居之地视为商的西土。
四方、四土之诸侯邦族时服时叛，与商常有战争。
卜辞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武丁时期商王通过武力统治“南土”方国的过程。虽然这些“封方”，特别是处于边地、常受敌方侵犯的属地，在商朝实力减弱难以有效控制该地时，就有可能被敌方侵占甚至叛商，但这并不影响在商王视野中，四方属于商受命而有天下的范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商人并不将对土地边界的绝对控制作为“有天下”的依据，诸方国一时的反叛也并不影响商人以“四方”作为“体国经野”的对象。因此，尽管四方、四土的范围远超商人的实际控制区域，商王依然会为四方、四土求受年。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合集》20650）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并且商王通过征伐的方式努力使其势力和影响力达到四方内更多诸侯国，因此可以说商人所秉持的“四方”观念是一种无限的、开放的“四方”，这种无限性、开放性的天下观念持续影响此后关于“天下”的认识。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颂 • 殷武》）四方在空间上与商王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构成商都居天下之中而有天下的地理观念意识。卜辞中“商”与“四方”“四土”的相对使用，以及商人称己为“亳中邑”而称夏为“西邑夏”的用法，都能够证明商人这一意识的成立。随着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和人群结构的复杂化，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向心作用不断突出，使更多拥有技能的人自觉或被迫跨越血缘所在空间前往中心都邑，经济资源也源源不断向中心聚集，逐渐形成大邑商这样盛大的中央城邑，并形成与之相应的中心观念。宇宙之中、四方之中和社会之中逐渐开始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绝对而标准的中心概念。
（三）“内服”与“外服”
随着商势力的不断增大，商人以“内服”和“外服”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和安排国土情况的新变化。“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 服”训为“职事”，表示职官及其所服之事或外服诸侯对王室的贡赋。对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学者们基本认为由内、外服组成，内服即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区，以王邑为中心，包括近郊的东、南、西、北四“鄙”和再外一层的东、南、西、北四“奠”，也即内服。郑玄《诗谱》谓：“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奠以外称“四土”“四方”，即外服。奠与四土之间有“牧”，是与商结盟的部族首领。“四土”边缘有“四戈”，即边侯，是与“四至”相接的弹性伸缩边地。“四土”之外是“四至”，即“邦方”之地。
在内服，商王以王族和来自外服的侯伯方国之贵族担任重要职事；在外服，商王则册命原生部族或直接向其臣属势力地区任命侯、甸、男、卫等官职。这种内外服的安排，王震中称之为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处于‘外服’的各个诸侯邦国是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处于‘内服’的王邦即王国，属于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是王权的依靠和基础，而‘内外服’又是一体的。”“‘多元’是说它是由许多不同姓族的人们组成，包含有许多诸侯邦国；‘一体’是说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
龟甲刻辞还记录了向商王入贡的方国和数量，反映了四土各方国与商王朝的贡纳关系，显示出商权力所抵达的疆域范围：
周入。（甲桥刻辞，《合集》6649 反甲）
雀入龟五百。（甲桥刻辞，《合集》9774 反）
唐入十。（甲桥刻辞，《合集》9811 反）
羌入五。（甲桥刻辞，《合集》13648 反）
竹入十。（甲桥刻辞，《合集》902 反）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商颂 • 玄鸟》）以内、外服区分王畿之地和新的领土，以甸、奠、牧、侯等内外服官职作为外服中的地名，来标识和区分所属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田、自然资源、山川道路等，并不断通过占卜、贡纳和赏赐青铜器等来展示对这些土地、土地上的作物和收成的占有与保护，这反映商人有了较为明显的国土经营意识。这一安排也为西周所继承，成为周王朝服制的先导。
《墨子 • 非攻下》谓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四方、内外服等地理概念反映商的视野跨越了血缘和地理范围，将来自不同的血缘、部族和文化的人们安排到新的国土地理秩序之中，形成比现实更统一而整齐的政治地理意识。虽然四方之国时服时叛，商人也尚未对其所控制区域形成一个地理政治意义上的总称，但这种居天下之中而经营四方的意识随着新国土秩序内部的频繁交往与互动而实现更大范围的认同。新土地上的部族在文化上也越来越与中心城邑趋同，共同推动着国家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四、“统一—向心”地理概念的提炼
（一）作为天下道德中心的“禹迹”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 • 周书 • 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成王以洛阳为天下之中而欲经营洛阳之前，周公告诫成王要以德元行于 天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人的天下观与其天命观紧密相连。周以小邦而受天命，将“绝地天通”后被商人独占的上帝发展为脱离祖宗神而照临四方的普遍之天。“天命靡常 ”，“惟 德是辅”，周人降低了天和天命的祖先宗教色彩，以“德”建立起夏商周三代之统绪。同时，周人政治观念的革命使地理政治概念也从关于神迹的档案转变为关于圣贤德行的记载。商人此前关于“四方”的书写大多以商王占卜的形式呈现出来，“四方”在“四方神”的笼罩和庇佑之下，在卜辞中集合为神迹“灵验”的档案。而大盂鼎铭文则曰：“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殷周金文集成》2837）周人将商丧失天命的原因归为从四方诸侯到内服官员皆沉迷酗酒的行为，可见，人的德行取代神的灵验成为周人解释天命的原因。由于德性之天具有脱离部落祖宗神的普遍性，这种天命观也超越部落神、祖宗神的封闭体系而被周以外的诸部族所认同。因此可以说，周人的世界是以德配天的“天下”，更是超越周和各诸部族之上、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以德行受天命的连续谱系在三代和诸部族所构成的时空中被建构起来。
《尚书 • 舜典》有：“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因平水土而担任“百揆”，并继尧舜之后而有天下。《禹贡》曰“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表示禹不仅因平治水土之功而有天下，在治水成功后分封诸侯时也以德为先。周人崇夏，自谓为夏的后人，以夏之所在为己之疆域。《 诗经 • 周颂 • 时迈》曰“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思文》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尚书 • 周书 •康诰》曰“用肇造我区夏”。禹作为夏的始祖也被周人所崇敬，《尚书 • 洪范》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禹治理并画定山川土地，终结洪水导致的民无所居、人兽杂处的状态，使人们恢复有序的定居生活，人伦也得以发展。大禹治水之德被周人视为其最终得天命而洪范九畴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始终不忘“维禹之绩”，并将后稷之功视作“缵禹之绪”（ 继承了禹的功绩），将祖先所创建的功绩视为“登禹之绩”，称成王疆理天下为“以奉禹功”，将周人所生活的土地和经营的天下视为“维禹甸之”“ 陟禹之迹”。通过追忆禹之功绩、强调对大禹德性的继承，周人建立起以德配天而有天下的正当性。
天笼罩四野、无处不在，而承载天命的德性之地必然就是连结上天的大地中心，禹迹以及服属夏的族邦所居之地就成为天下的道德和价值中心。也正因此，武王克大邑商后，“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集成》6014）。“或”训为域 / 國，这是最早的“中国”概念，也是周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武王要在这里建一座新国（城）。西周天亡簋铭文有：“王又（有）大丰，王凡（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集成》4261）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结合《逸周书 • 度邑解》中“三涂”“岳鄙”“河宛”所代表的南北东三个方向，将“风三方”解释为周自居西方，三方为东、南、北，即武王在天命所集之“天室（邑）”举行丰祭，敬告上天他将要开始定居中国、经营四方了。成王继武王遗志在洛邑建都城，周公告成王：“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告诫成王既居“维禹甸之”所在的“中（国）”，治民就要以德行于天下，才能长久地配享天命。
（二）周人经营四方与“禹迹”认同形成
周人继承了商无限天下的观念，居中央而经营四方。《左传 • 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小盂鼎铭文有“王令盂……伐鬼方……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车三十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集成》2839），记述了西周早期武王至康王时期向北方的扩展和经营。《竹书纪年》载：康王“十六年，锡齐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公镈铭文曰：“王客我于康宫。呼（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质应京社，屏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汤。”“昭王南行，豫（预）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征南方。”其记述昭王为经营南国之地，先命南宫氏守南土、护卫蔡国（今上蔡）和应国（今平顶山），在今南阳盆地以东、淮水上游以北区域，以抵御自东边溯淮水而上的淮夷，再命其守随州曾地，经营区域遂南移至汉东，为周人绕过淮夷而开辟新“金道锡行”之经略做准备。又有驹父盨盖铭文曰“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集成》4464），反映了周向淮夷巡察索贡之事。可见即使淮夷域内若干族群时服时叛，周人依然视其为可驭之地。
周人以整个天下作为周所治理的对象，讨征不服之地，如昭王南征伐楚、厉王敦伐南国（域），使其效命于周。清华简《四告》曰：“孺子肈嗣，商邑兴反，四方祸乱未奠（定），多侯邦白（伯）率去不朝，迺唯余旦明孛（弼）保兹辟王孺子，用肈强三台，以讨征不服，方行天下，至于海麃（表）出日，亡（无）不率卑（比），即服于天，效命于周。”周人还不断扩大周所能治理的范围，从“中国”向“四方”扩展，如史墙盘铭文曰“（執）圉武王，遹征四方”（《集成》10175），《尚书 • 立政》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将天下的边界推向比现有地理格局更远的地方；在重要地理位置分封方伯诸侯，如大盂鼎铭文有“王曰：‘盂！乃诏夹尸司戎，敏誎罰讼，夙夕诏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集成》2837）。周公指导驻守封地的诸侯王公要吸取殷商坠命的教训，效仿先祖以德服人，为天子守土守四方，达至“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虽然四方之国时服时叛，但在周天子的视野中，不服之地和待服之地都被视为天下之内，是其受天命而“柔远能迩”之地，要以宗法和分封制度维系整个天下的秩序。
周作为夏人之遗，将德性发扬光大，不仅使周人所活动的“中国（域）”不断扩大，而且使“夏”从洛邑 / 成周的地理概念而发展为代表文明的“华夏”。《尚书正义》曰“‘华夏’，谓中国也”，与“四夷”相对。在以天下为范畴经营国土的努力中，周人活动区域即华夏之地不断扩展，而且与四夷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交往，使不同民族之间杂居共处、相互融合。
面对辽阔而复杂的地理空间，周人突破殷商时期单纯表示方位和区域的地理概念，用“禹迹”这样整体性的地理概念来描述周王朝势力所达的范围。“禹迹”作为大禹治水之德行所及之地，超越一般地理概念而成为华夏文明区的同义词，同时作为天下、道德、政治中心的观念被周边族群所接受，使其纷纷以“夏”自居、称与“夏”同源，认同禹迹之地所诞生的周礼文化，自觉将自身纳入周王朝的天下范围，从而将相对松散的联盟转变为共享华夏礼乐文明的共同体。
唐晓峰先生认为：“圣贤，而不是上帝，是一种新兴的人文社会权威，集思想、道德、政治于一体，这种权威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华大地，正是在这种高尚权威的背景下被整合起来的，而被整合起来的地域也因之集思想、道德、政治于一体。中华大地的这种属性，是其履历劫难而不可分割的根本原因。”周人政治观念为地理空间注入了德性政治的内涵，华夏大地成为以圣人所制之礼凝结起来的统一共同体。《礼记 • 大传》载“同姓从宗，合族属”。文化纽带超越地缘差异，使“诸夏”凝聚在“禹迹”所代表的统一的华夏大地上。
（三）天下统一向心的地理规划
遂公盨铭文曰：“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乃畴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嚮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所记为西周贵族“遂公”对历史典故的引用，其中“畴方”之“畴”，裘锡圭先生解作“类”，“畴方”即给“方”分类，似是与“洪范九畴”的典故联系了起来；李零先生释为“别”，似“禹别九州”之“别”。两种解释都能够将铭文与《禹贡》之“禹别九州”联系起来，反映在西周中期，禹对大地分类经营的记忆，和禹治水的故事一样，已经是贵族中广为流传的历史掌故了。
只是如《禹贡》中分州、贡赋这样具体的内容，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从自在的事实凝结为自觉的思考。平王东迁，王室既衰，混乱的社会礼序和分裂争霸的天下，催生了时人对礼制和统一的强烈需求。周人关于夏禹和禹迹的书写，以及周人经营四方而形成的华夏认同，持续影响春秋战国时关于地理政治的想象。以三代为蓝本，华夏大地开始在更为统一的视野中被展开和规划。
春秋时期，崇高的“天”依然被尊奉，但此时“天命”和“禹迹”为周天子所占有的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出现了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平行享有“天命”和“禹迹”的现象。如秦公簋铭文有“受天命鼏宅禹迹”，齐侯钟铭文有“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集成》4315），嬭加编钟铭文曰：“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白（伯）舌（括）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铭文中的“禹迹”“禹堵（土）”是各诸侯国认同华夏文明区的体现，同时，在各诸侯国对“禹迹”的争夺过程中，也激荡并孕育着一个整体性、大尺度地理规划方案的出现。
《禹贡》正是在此背景下追忆三代广域国家、展望未来大一统蓝图的政治地理之作，其内容包括分州、导水、田土、贡赋、贡道、五服等，被清胡渭总结为地域之分、水土之工、疆里之治、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祭、六府之修、土姓之赐、武卫之奋、圣教之举，可以说为后世地理空间及其秩序的安排提出了“垂范后世”的基本原则。分裂的乱世呼唤统一和秩序，《禹贡》并非单纯地理描述意义上的书写，而是以天下统一的视野对三代相传的有德之地展开治理的谋划。孔《传》解释“禹贡”为“禹制九州贡法”，揭示了《禹贡》及中国古代地理学乃地理治国之道的本质特征。
西周青铜器广泛分布，东北至辽西、北到汾水中游、西北到泾水上游，南至两湖楚地、东南至皖南苏北，显示出各地在青铜器生产、分配上受到中原标准化的影响。小麦在北方的广泛种植，“四时”观念在各地农业生活中的嵌入，也反映出周人将农耕技术和土地管理经验带入各地区，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不断趋同。这种生产和生活层面的长期交融与整合，对华夏世界统一思想的产生有重要意义，也影响着《禹贡》关于九州田土和贡赋的总结。《禹贡》按照流域、山川、土田、贡赋、贡道的结构来讨论九州。以考察土和田为例，《禹贡》以人力作用于土地所产出的作物情况来区分上、中、下三种田的类型，从而以人力因素克服各州土地状况的具体差异，以统一的标准去度量各州土田。这种统一的标准和视野贯穿了《禹贡》全篇，包括土、田、赋、贡、道都以统一的标准去考察，展现的绝非一隅之地的经验，而是以整体的山河大地为思考对象，是华夏世界的整体性认同在地理视野上的呈现。同时，《禹贡》也呈现明显的向心性，对各州通往“中国”的道路进行了描述。各州皆可以通过境内水道迂回而汇入黄河，意味着贡物和物资可以沿水道顺利进入“中国”，大宗物资能够在九州内顺利流通。
《禹贡》所展现的统一性和向心性原则，又使“九州”作为“禹迹”的别名而被奉为经典地理概念，在地理思想史中反复被引用。“九州的选择与组合，有一个现实经验知识的积累，但这个观念形成之后，其思想意义逐渐超越现实意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独立概念，并在思想史中被反复加工。”从禹迹到九州，从中原大地的华夏文明区到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地理版图，其间虽然屡有裂痕，但以九州为代表的统一地理观念始终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而凝结成全体中华民族永恒的共同信仰，并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禹贡》所展现的九州一统的格局、分类治土的经略、天下之中的极致标准和向心结构，是创作者追忆三代地理文化、超越列国变动无常的地理疆域而展望统一国家的思考成果。所谓“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还未有大一统现实，但关于天下统一的思想已经开始形成和成熟。
五、结语
从广域王国的初步形成，到区域方位性地理概念的生成，再到统一地理观念的提炼，《禹贡》的生成实质上与夏商周三代的地理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禹迹”“九州”等地理文化概念，源自上古先民跨越地缘和血缘区域而展开文化交融的生活实践与历史记忆。漫长而频繁的交往和生产生活实践，使先民对其居所的认识突破族群范围，在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协作中，形成属于同一水系及地理整体的感受。商周受天命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形成居天下之中而经营四方的意识，周人德性政治革命又使“中国”发展为与周边族群共享华夏认同的文明区域。天下的无限性与中国的向心性，推动春秋战国在分裂中以华夏世界为蓝本，构想大一统王权的地理政治原则。《禹贡》的成书和九州地理观念的成熟，既是中华民族早期生活和政治实践的凝练，也是垂范后世的治理原则创制，因此对具体州名和服制必然无法以实证方法到历史中验证。通过对“禹迹”“九州”和《禹贡》的考察能够发现，迟至秦汉才出现的大一统格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其地理面貌了，“在这一机制创立之前，它已经先期被展望、规划出来了”。而且这种展望又由于其源自上古时期共同的地理文化记忆，而获得了空前的认同性与正当性。
“禹迹”作为地理文化符号，在此后传播过程中又与北川羌族、黔南布依族等民族地区建构与华夏同根同源身份的大禹传说相融合，并发展出“碑刻题刻”“禹庙”“禹祭”等多种多样的公共文化元素和仪式，从而使“禹迹”及其所代表的治水德性精神和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象征。根据 2024 年发布的《中国禹迹图导读》统计，全国共有近 2000 处禹迹点，遍布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属黄河、长江、淮河等 11 个流域，涉及众多民族，充分展现了“禹迹”在当代中国的广泛流传。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标识和公共记忆，诠释了各民族人民主动接纳和创造共同记忆的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作者赵竞，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