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两大奇迹”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本文从大历史观出发，建构“集聚—积累”框架，分析创造“两大奇迹”的原因。“集聚”是指一种政治组织能够集中资源、凝聚共识的能力；“积累”则是指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实现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积累的程度。只有在“集聚—积累”良性互动下实现强“集聚”、高“积累”，才能同时创造“两大奇迹”。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两大奇迹”，主要是因为在具有强“集聚”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三大资源的有效积累。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更应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积累三大资源，既要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问题，更要防止“组织失灵”。
关键词：大历史观；“两大奇迹”；集聚—积累；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
一、问题缘起：“两大奇迹”的同步性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发展奇迹主要体现在增长速度快，且持续时间长。具体来说，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贫积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 年 GDP 总量突破 130 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大部分时间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1978 年到 2024 年，第一、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由28.2 ∶ 47.9 ∶ 23.9 调整到 6.8 ∶ 36.5 ∶ 56.7，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主要体现中国社会在较长时间内历经巨大变迁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考验，仍然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动态平衡。具体来说，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外，国内七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尽管国际环境存在局部冲突，但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道路，长期维持国内稳定；中国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中国有效应对一系列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挑战，巩固了人民政权、保持了大局稳定，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称之为“奇迹”，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远超预期，在纵向的历史对比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中彰显出“当惊世界殊”的巨大优势。同时，“两大奇迹”基本同步发生，相辅相成，更凸显这一成就的来之不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往往不是均质的，而是具有地域特点或者领域特点，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观念冲突、环境破坏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因；而一个社会的长期稳定，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一旦处理不好这种平衡就会压抑社会活力，阻碍经济发展。实际上，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国家能力的支撑，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推动力”上，更体现在“平衡力”上。那么，中国何以有能力同时创造这“两大奇迹”，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共生？这将是本文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框架创新：大历史观与“集聚—积累”分析模型
长期以来，学界对“两大奇迹”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其成因的分析，形成一系列代表性观点：关于经济快速发展，运用“官场＋市场”框架，重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原因；从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一角度，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主动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解析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密码；基于国家能力，突出党在推进经济发展、促进市场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社会长期稳定，从历史角度梳理党自成立以来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历程，并总结宝贵经验；以社会治理为视角，运用需求—回应框架分析中国社会何以保持基本稳定；从党领导下的韧性治理、与时俱进的国家能力和社会行动者促进治理现代化三个层面，分析社会长期稳定的形成机理。上述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从国家能力视角，在总结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对“两大奇迹”分别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两大奇迹”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其创造也处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受特定国内外形势制约。因此，对“两大奇迹”成因的解释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展开。
（一）大历史观的方法论意义：长时段、广覆盖、宽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历史观不仅关乎历史研究，更着眼于为现实提供镜鉴。它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抓住里程碑式的历史节点，重在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趋势，以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的重要作用”。从大历史观看“两大奇迹”的产生，必须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把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规律，深刻认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
从大历史观视角看，经济发展绝不只是经济问题，与政治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因为传统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完全竞争和充分市场，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现实是市场运行需要付出成本，市场交易存在费用问题。人们希望降低市场成本、减少交易费用，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国家成为最权威的制度供给者。社会稳定同样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治理问题，其与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因此，“两大奇迹”的创造，实质上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结果。
（二）“集聚—积累”模型建构：概念内涵与四象限分类法
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发展或是得益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或是得益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前者主要在于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后者则在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改革以解放生产力。无论是生产力层面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强力政治组织的推动。只有这种政治组织才能够集中资源“搞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发展；还能在维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推动改革而不至于“翻车”。社会长期稳定，同样需要强力政治组织的维系，以及实行“长期主义”的治理。
因此，本文尝试提出“集聚—积累”的四维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两大奇迹”的创造。所谓“集聚”，概言之，是指一种政治组织能够集中资源、凝聚共识的能力；所谓“积累”，则是在稳定的环境下，实现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积累的程度。根据“集聚”能力的强弱与“积累”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见表 1）
第Ⅰ种模式为“强集聚，高积累”，这种模式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第Ⅱ种模式为“强集聚，低积累”，这种模式下经济可因政治强力短期内“跑得快”，却“走不远”，因为无法带来社会长期稳定；第Ⅲ种模式为“弱集聚，高积累”，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长期稳定，易导致国家“大而不强”；第Ⅳ种模式为“弱集聚，低积累”，意味着政治组织治理能力不过关，既无法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又无法维护社会稳定。显然，中国的情况适用于第Ⅰ种模式。
三、集聚能力生成：战争—竞争格局中的政党锻造
（一）历史困境：从“双战格局”（内战 + 外战）到组织破局
从大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贯穿始终，战争与竞争交织演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国之内的不同阶级和群体，都处在这样一种战争—竞争的格局中。由此，国际社会上形成了国家竞争体系，不同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要么展开竞争，大搞军备竞赛，要么爆发局部的或者全面的战争，甚至导致世界大战；国内则表现为不同地域、群体竞争上的各类“锦标赛”，或者爆发战争导致统治集团的更替。我们可以大致将一个国家的内、外环境划分为战争与竞争状态。其中，竞争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战争，而是一种整体和平的状态。（见表 2）
第Ⅰ种模式意味着一个国家既存在内战，又面临外战，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大致可以对应这种状态；第Ⅱ种模式意味着一个国家有内战，但世界相对和平，当前国际形势大致可以对应这种状态；第Ⅲ种模式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相对和平，但面临着外部战争的环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内战的参战国大致可以对应这种状态；第Ⅳ种模式意味着国内外均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当前国际社会最有可能争取达到的理想状态。
一个国家若要在战争—竞争格局当中赢得生存，既要有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增加，以及军事实力增强；还需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增强汲取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将这种能力约束在不影响社会活力的限度内。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能力的体现。战争—竞争格局促使各国努力提升国家能力，促进科技发展，有效集聚资源；反过来，国家能力的提升也进一步帮助国家在这一格局中获得更长的存续时间。
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战争和竞争。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奠定了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格局，此后虽经分裂，但整体上导向一统。民族融合不断发展，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书写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在外部环境上，中国再未面临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规模与对等级别的国家竞争体系。“处于这个战国竞争体系中的国家，无论在战争能力、国家构建、技术发明、经济规模等方面都几乎是对等和旗鼓相当的，因此在产生哲学家、纵横家、思想家、科学家、数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工程师、工匠的概率方面也都几乎同样是对等的和旗鼓相当的。处于这种竞争体系中的国家，可以长期相互模仿、学习、竞争、借鉴，甚至在王室之间通婚，因此在科技、情报、知识、人才、商贸、资源和信息等各方面都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既相互拆台又相互结盟的对立统一体。”而古代中国内部虽有王朝更替，但在制度上基本是“萧规曹随”，“百代都行秦政制”，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便是每个王朝末期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在没有国际战争环境的刺激下，仍然无法转化为科技进步的动力。
因此，在这样一种内、外部环境中，中国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巨大发展的机遇。然而，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逐渐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国家竞争体系的覆盖面从欧洲扩展到了全世界，中国也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内忧外患之下，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在世界权力结构中丧失原有地位。
那么，如何从第Ⅰ种模式中突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创造“两大奇迹”的基本前提。应对国内外战争，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又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而这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在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各类政治力量登台亮相，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集中资源、凝聚共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创造“两大奇迹”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政党筛选机制：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革命精英的先进性淬炼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集聚”力量，带领中国从第Ⅰ种模式中杀出重围？这是因为，从理论层面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其性质、宗旨决定了它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从实践层面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成员的先进性上，特别是在建党初期，筛选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大量新思潮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并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作为救国良方。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择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生命危险，要求能够不畏生死。这本身就能筛选出一批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再者，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但从阶级出身看，早期特别是初创时期的中共党员，有产阶级不在少数。他们加入共产党，也就意味着脱离原生阶级，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例如出身地主阶级的彭湃散尽家财闹革命。可以说，经过筛选的这样一群“生死看淡，财产不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基因中就带有先进性。这是中国其他政党组织所不能比的。
（三）组织能力建设：培养、净化、团结机制的系统整合
筛选机制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要不断加强组织能力建设，从而保证党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因此，还有三大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培养机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夯实组织建设，严密组织体系，使各级组织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教育群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在革命实践中选拔人、锻炼人、培养人，锻造了一支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坚强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熔炉，能够让人百炼成钢。
二是净化机制。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断增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三是团结机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注重“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阶级关系，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由此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作用，“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四）历史转折：从革命集聚到建设集聚的逻辑延续
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强大“集聚”能力，能够动员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与之比肩。而这种“集聚”能力，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理解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一方面要看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要看经济发展时间。
理想状态下，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但现实的要求是必须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大历史也要关照“小时段”。只有从现实的“小时段”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奇迹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同时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建设任务紧迫繁重。一是要恢复国民经济，战后重建家园；二是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移风易俗；三是要剿匪、反霸，扫荡残敌，推进土地改革；四是要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等等。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使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为创造“两大奇迹”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施数个“五年计划”，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创造“两大奇迹”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新中国在短短七十多年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中国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总之，当国家在战争—竞争格局中面临危机时，迫切需要强集聚能力的组织来“破局”。在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其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初心使命的崇高性、组织运行的严密性、联系群众的紧密性、严守纪律的坚定性，最大程度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集中起推翻三座大山的磅礴力量，凝聚起人民群众对党的高度认同，形成了强集聚力，最终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应对民族危机的过程中，锻造了强集聚力的中国共产党。同样，若国家要在战争—竞争格局中立足生存，同样需要强集聚力组织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稳固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强集聚力的领导核心，中国经济很难创造快速增长的奇迹。
四、资源积累机制：长期主义下的战略安排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同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保持社会长期稳定，需要系统性积累三大资源——物质资源、智力资源与精神资源，还需要三大要素的保障——制度、法治与规划。这同样要在强“集聚”能力政治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一）物质资源积累：科技驱动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双重引擎
物质资源的积累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中国在历史上长时间处于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重要的投资品。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而引发农民起义，社会进入动荡期。当改朝换代，社会回归稳定后，大量资本仍然主要流向土地，而非用于科技研发或者促进工商业发展。封建王朝的更替便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基础之上。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外部冲击下逐渐瓦解，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从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上学习西方，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的工业化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上进展缓慢，积累起来的物质资源也大量被战争消耗。这也是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无法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物质资源的有效积累。一方面，新中国重视以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已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阶段。在此背景下，新中国奋起直追，确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不仅通过挖潜、引进、模仿、学习，迅速掌握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还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突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基础研究学科布局，积极推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若干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时，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另一方面，新中国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在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新中国迅速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确立 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物质资源的积累还可以从外部得到。新航 路开辟后，欧洲国家依靠海外殖民与掠夺积累了原始资本，促使工场手工业迅速向以机器为核心的现代大工业转变，最终促成工业革命。但中 国并未走上海外殖民这一道路。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封闭性，不仅阻碍商品贸易，更阻碍信息与技术交流。尽管当 时有个别口岸开放，但相较于整个庞大的国家来说，这种交流无异杯水车薪。新中国成立后，积极融入世界发展，即便面临“封锁”，仍有一定的对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跟上时代步伐，融入世界发展。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1978 年为 206 亿美元，2023 年达到 59360 亿美元；2013 — 2023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4%，增速高于同期全球货物贸易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
（二）智力资源积累：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质变
智力资源的积累则是促进物质、精神资源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智力资源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盘”。1949 年，全国约 80% 人口不识字，大学在校生仅 10 多万名，教育基础极其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普及义务教育，不断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基本实现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截至 2023 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1.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5.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60.2%，有 2.91 亿名学历教育在校生。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其创新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高校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在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高校牵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分别占总数的75.5%、75.6%、56.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智力资源的积累，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消弭。教育不仅成为人才培养的蓄水池，更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一方面，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作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能够容纳大量人口，并为其提供思想道德与生存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教育也是保证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重要途径，而且这一途径性价比最高，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从而引领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
（三）精神资源积累：意识形态整合与文化自信的建构路径
精神资源的积累解决人类发展、享受需要，既包括精神文化产品，又包括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党和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奋斗共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精神资源的积累不仅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凝聚力和向心力，还有助于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为创造“两大奇迹”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四）三大要素保障：制度、法治与规划
实现有效积累，离不开制度、法治、规划三大要素的保障。制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保证资源积累的有序进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以及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法治则带来稳定预期，促进资源的长期积累。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创造出“两大奇迹”，同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规划则针对“市场失灵”等问题，提升资源积累的针对性。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中长期发展规划能够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助力创造“两大奇迹”。
总之，要实现长期的资源积累，一是需要稳定的领导组织，二是要有长期的规划和完善的制度、法治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长期稳定。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实现长期执政的过程，也是中国实现资源有效积累的过程。
五、党的领导赋能：“集聚—积累”互动下中国从“立足”到“复兴”的阶段跃升
“集聚”与“积累”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只有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同时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若只“集聚”，不“积累”，经济或许短期内有所发展，但社会无法实现长期稳定；若只强调“积累”，不注重“集聚”，社会资源积累的数量可能是庞大的，但质量无法保证，最终可能导致“大而不强”。例如，苏共虽具备“强集聚”能力，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但忽视了社会资源的有效积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导致发展失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因此，创造“两大奇迹”，既需要强“集聚”能力，又需要高“积累”程度。
（一）实现“集聚—积累”互动的良性循环
从大历史观之，封建王朝在建政初期经济会有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这与轻徭薄赋、社会安定有紧密联系；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家的“集聚”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土地私有，地主阶级有其自身利益，既可以是皇权统治的代理人，又可以是国家“汲取”资源的抵抗者；“家天下”模式也很难凝聚共识，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换一个皇帝并不会改变其生活模式。再者，从新朝平定天下到爆发起义，间隔长则五十年，短则数年，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得社会资源的积累受到很大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是无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创造“两大奇迹”，主要在于实现了“集聚—积累”互动的良性循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集聚—积累”互动，强调“立足”，主要是为应对国内外战争，“集聚”的领导核心、“积累”的资源均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集聚—积累”互动，强调“站稳”，主要是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自身实力，稳定国内秩序，在“ 冷战”国际格局中站稳脚跟；“站稳”目标虽然实现，但由于过于注重“集聚”，无法实现“集聚—积累”的均衡，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集聚—积累”互动，强调“发展”，主要是着眼国际新形势，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增强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发展离不开上一时期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而针对上一时期存在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集聚—积累”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均衡的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集聚—积累”互动，强调“复兴”，主要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二）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关键在党
无论是集中资源、凝聚共识，还是有效积累三大资源，在“集聚—积累”互动的良性循环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创造“两大奇迹”，关键在党。我们不仅要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更要防止“组织失灵”。
具体来说，一方面，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政策方针的贯彻“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增强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作者王怀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