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促进各民族互嵌共融

赵泽琳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强调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载体。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需主动为促进各民族互嵌共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健全城市民族工作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城镇化率从 2012 年的 53.1% 提升至 2024 年的 67%，城镇人口达 9.4 亿。在新时代中国城乡结构变迁中，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流动、大融居趋势，尽管民族地区城镇化率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持续上升并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在此背景下，可研判今后一段时期城市民族工作将呈现三个趋势：一是少数民族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仍处于快速增长周期；二是民族地区 “新市民”与跨区域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将成为未来城市民族工作的两类重点群体；三是非传统民族地区短期或阶段性流入边疆民族地区的人群呈增长趋势，涵盖旅居、投资、工程建设等各类群体。

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顺应城市民族工作新发展趋势，必须在建设现代化城市进程中，进一步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城市治理体系统筹考量，将各民族互嵌共融纳入城市空间规划整体布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城市文化品格培育范畴，让城市成为各民族共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平台。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城市民族工作：

第一，顺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科学推进民族地区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做好民族地区“新市民”工作。“十三五”期间，我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规模达960万，且多数集中在民族地区。易地搬迁作为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建设的历史性举措，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近千万群众迁入现代化城市社区，实现从农牧民到 “新市民”的身份转变。民族地区这一“新市民”群体规模庞大，是衔接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新市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融入过程，本身就是各民族互嵌交融的过程。如果说易地移民是对城市人口结构的调整，构建互嵌式社区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那么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则应聚焦“人的融入”，推动“新市民”真正以城市居民身份实现互融共融。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人民为主体推进城市建设，保护城市文脉，彰显人文关怀，推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融入城市文化，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化。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城市文化必须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成为城市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引导各民族群众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积极融入城市文化、自觉维护城市文化，在“市民化”进程中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第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坚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为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公共性是城市的重要特征，促进各民族互嵌共融，既要坚守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补齐“城乡转化”过程中的供给短板与服务漏洞，助力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后享有“市民”均等待遇。一方面，要破除户籍城镇人口与常住城镇人口的差别化待遇，进一步推进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体系解绑；另一方面，要推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精准化，进一步推进依附于民族身份的帮扶政策解绑，逐步实现帮扶政策从“民族群体化”倾斜向“居民个体化”供给转变。

第四，关注人口双向流动与多维互嵌，城市民族工作需坚持大城市与小城镇并重、中东部城市与边疆民族城市并重。当前流动人口呈现双向流动、多维分布特征：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地域跨度广、分散程度高、民族构成更趋多元，在大中小城镇均有分布，大城市与部分中等城市已重视城市民族工作，但小城镇相关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水平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中东部地区流入边疆民族地区旅行、旅居、常驻、定居的人口规模逐步扩大，城市民族工作既要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城市的社会融入，也要重视中东部流入边疆民族地区人口的社会融入。同时，需建立双地共管机制与人口流出、流入衔接机制，进一步增强社保体系的跨城乡、跨区域联动性。

第五，建立健全城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制机制，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强化城市公共治理韧性。公共治理韧性强调城市在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与复杂问题时，具备快速适应、有效恢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必须能够妥善应对涉民族因素的舆情与突发情况，切实解决涉民族因素的民情与社情，让城市成为各民族安居、安全、安心的家园。要以系统治理破解民族事务治理碎片化问题，城市民族互嵌要求城市民族工作互嵌，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一步优化完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延伸民族事务治理的触角，增强民族事务治理的触觉，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精细化与常态化。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