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团结观共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依靠团结奋斗开创历史伟业，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新变化与新特点，围绕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理论体系。当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理论溯源体系构成与践行路径，持续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团结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统一战线所蕴含的团结真谛。202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回顾历史，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团结奋斗开创历史伟业，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团结奋斗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也实现了与时俱进的深化发展。当前，学术界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有所提及，但整体仍需进一步系统深化研究。从统一战线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进行理论溯源，同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体系构成进行全面提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践行路径，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理解和把握，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理论溯源
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理论渊源主要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团结观两大核心维度。二者相互滋养、相互促进，共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团结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文化中的团结理念源远流长，其思想脉络可追溯至古代各朝代的统治智慧。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便已围绕“团结”提出丰富主张，其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尤为突出。儒家学派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和互助，认为团结合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明确区分了“真团结”与“伪团结”——君子的团结并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基于思想交锋的共识凝聚；君子以道义团结众人，而非以私利相互勾结。这些论述为后世君子的处世之道确立了道德准则。孟子进一步推崇“人和”的价值，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和”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道家学派则从“道法自然”的视角倡导和谐统一，主张“无为而治”，反对过度竞争与冲突，为团结理念提供了朴素的辩证思维。诸子百家的团结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秦朝统一后，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的格局虽告一段落，但“大一统”的政治概念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的独特遗产。“大一统”一词约始见于《公羊传 "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民族国家层面的团结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石。至秦汉时期，统一的国家制度和中央集权思想初步确立，“大一统”理念开始逐步演变为各民族的共同民族观和文化观。西汉时期，汉武帝在政治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国家主流思想的统一提供了保障；在经济上，推进“和谐万邦”政策，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实现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凸显了儒家团结理念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唐宋时期，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儒家团结思想的深化密不可分，统治者通过士大夫阶层构建的家族、宗族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团结理念在社会基层的地位。在民族政策上，唐太宗提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强化了民族团结。明清时期，以儒家为正统的团结思想进一步融入社会责任与担当精神，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为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在“清承明制”基础上，提出“满汉一家”“天下一家”的民族理念，推动国家疆域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深度团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理念对传统政治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团结形态主要为家族、宗族和民族（国家）等不同层级的团结形态，且深受官方儒家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以血缘为纽带、以儒家倡导的政治伦理为基本行为准则、极具伦理政治学特征的团结理念。从统一战线视角观之，家族、宗族和民族（国家）事实上构成了具有广泛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古代的君王首先将儒家“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思想灌输于个人、作用于家庭、辐射整个族群、延伸至整个国家，使得团结的因子能够遍及整个民族国家，对巩固上述政治共同体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带有儒家政治伦理色彩的团结理念，在政治上助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一，在经济上推动小农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文化上强化“大一统”的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上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奠定坚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确立和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是具有独特性和深远影响力的理论。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予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核心理论支撑。
第一，以统一战线的视角观之，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内涵亦极为丰富。从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社会形态，并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根据这一逻辑，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需要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主张无产阶级参与武装斗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6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推动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可见，马克思主义团结观诞生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又反过来为运动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丰富内涵来看，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有着独特的理论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和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悲惨境地，提出了“阶级团结”概念。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要想真正使各民族利益趋于一致，就必须以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为必要前提。”这是马克思首次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思索“团结”问题。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然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同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和教育中逐步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这两个前提使得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亲手缔造的“掘墓人”，也决定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与联合，是一种阶级意义上的团结。当全世界无产者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无产阶级开始从自发的反抗资产阶级的力量转变为自觉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团结观也因此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具体革命形势的判断，提出促成阶级间的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指出，“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工人阶级政党不仅要正确分析各种力量，而且要正确组织革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合力，这一策略具有深层根源。一是源于无产阶级斗争的艰巨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力量强大，无产阶级与之相比力量薄弱，单纯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足以战胜自己的敌人，需要组成同盟军进行共同斗争。二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要想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统一战线策略。具体来说，各国各时期的革命具体情况并不相同，革命任务和革命对象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统一战线一定时期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联合的党派、组织或团体都要做到以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提醒各国工人阶级，在完成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任务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就要在加强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上支持并联合农民阶级，共同反对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为了工人团体的团结，马克思主张暂时放下党派分歧，力促第一国际内不同派别的工人团体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引领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三是源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原则性。联合各种力量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时刻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根本，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必要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理论观点，把坚持团结作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跨国界的特性，提出无产阶级要以跨国界的无产阶级大团结来对抗资本剥削。他们认为，在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跨国界团结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因此，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实现工人阶级的完全联合和紧密团结，“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为此，马克思提出的基本主张是：“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就“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以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进而建立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
通过理论溯源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具体体现，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时代特色。一是马克思主义团结观强调以阶级团结为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团结是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团结以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团结观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在实现团结的过程中，党的坚强领导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引导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因素，统一各方面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此外，坚持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团结与斗争既对立又统一，团结需要通过斗争不断加以维护和巩固，要在斗争中求团结。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团结观还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团结观认为，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进来，形成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由于不同阶级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故而在团结的实践中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力求在共同的目标下实现团结一致。三是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核心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各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阶级，他们的斗争是全球性的，应当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界限。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内涵和要求，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具有历史性、阶级性和现实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团结观。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核心领导力量。为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了伟大的历史责任，领导并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精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团结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法，区分“敌我友”，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随着不同革命时期特点有所调整，团结的革命力量也因此不断增长和壮大。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缩小为工农民众和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开始把统一战线的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着手构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一切支持抗日的爱国力量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对象。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力求通过政治团结的方式壮大革命力量，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目标任务转变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服务现代化建设事业”。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里明确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觉服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党的中心工作重心的转移，统一战线的目标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被定义为“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新时期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进入21世纪，胡锦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出强调“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而强大的力量支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始构建体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共同体团结新范式，积极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体系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新时代新变化新特点，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团结的重要论述，这些新思想新创新，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团结，如何实现团结”这一根本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搞好团结工作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本质要求、根本原则、实践要领和科学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贯通，理论系统完备、逻辑科学严密，有力回答了时代之问，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一）价值定位：团结奋斗是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伟大事业的历史经验，充分阐述了团结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我们明确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价值意涵提供了根本遵循。“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结与奋斗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之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团结与奋斗统一互促的关系。其中，团结侧重解决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问题，奋斗则强调前进道路上干事创业、敢拼敢干的精神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团结奋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回顾往昔，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共产党人以“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信念，凝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取得了无数次伟大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仍然秉持团结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正是始终坚持团结奋斗的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团结奋斗”中的“团结”是具有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团结，是具有坚定政治方向和共同意志的团结，体现出的是对党的信仰、对人民的责任和对事业的忠诚。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目标指向：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使命任务。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进入“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多，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亟须全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团结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形成共同推进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本质要求：巩固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表明，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要善于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因团结而兴”，突出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统一战线虽然既讲斗争也讲团结，但最终落脚点在团结，斗争只是求团结的手段。能否在斗争中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是检验统一战线工作好坏的重要判断标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搞得好不好的重要判断标准，就是能否真正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心向背决定着变局走向。只有牢牢把握人心这个根本，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上下同心、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在具体工作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深刻认识到，“只有积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才能更好地加强各领域统战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从而实现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有效对接、精准契合”，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新论断，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目前，根据党中央的最新要求，“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保障统战工作稳定、有序、高效运转，形成了统战资源集中优化配置，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共同推进统战工作的合力”。
（四）根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根本原则。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最后，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能够引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南。从现实逻辑来看，“对于中国这样资源有限、体制不成熟、社会尚未完全发育的国家来说要有序而规范地把握全面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就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发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不但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减弱，相反日益增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气势最雄伟的现代化事业，政治领导决定着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的成败”。因此，在中国必须要始终代表全国人民共同利益，具有独特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团结的主心骨和事业的中流砥柱，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实践要领：统筹把握“四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团结人心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需要处理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与斗争四对关系。这四对关系的概括可谓系统全面，是对“团结学”实践要求的系统总结。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是一体两面的，既要保持政治定力、固守政治底线，又要积极寻求共识。增强团结；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原则性和灵活性是辩证统一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应对，要善于在坚持原则中寻求灵活；团结与斗争也是相辅相成的，既要坚持团结为主，又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另外，在团结过程中，根据团结对象的不同，要重点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外同胞关系这五大关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六）科学方法：寻求一致性，画出同心圆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表明，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做好团结工作还需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重点是处理好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实现多样性和一致性的有机统一。在一致性中发展多样性，在多样性中维护一致性，这既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内涵所在。统一战线通过坚持求同存异为根本思维，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能最大化地增进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增进统一战线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又能最大化地包容统一战线的多样性，增强统一战线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力。首先，要坚持求同存异。在坚持统一战线过程中，要巩固和发展团结联合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广泛凝聚共识；同时也要发扬民主、包容差异，在民主的基础上求真团结。其次，要坚持统筹兼顾。在统一战线中，各方成员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因此，要注重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团结合力。最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确保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充分发挥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的思想和政治引领，汇聚团结奋斗的共识力量。当前，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深入落实，“全党做统战工作的大统战格局已经形成，统战事业蓬勃发展，统一战线同心圆越画越大”。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紧扣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理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团结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团结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飞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战略意义。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践行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团结”一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二十余次，足见“团结”对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随着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蓝图的逐步铺展，持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扎实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践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问题为导向，科学回应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着手完善。遵循知行合一原则，理论层面需聚焦新变化深化认识，实践层面需立足实际强化举措。
（一）理论深化：着眼新时代新变化，把握“团结学”发展新要求
第一，着眼历史方位新变化，把握“三个更加重要”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当前，我们需要根据这“三个更加重要”的内涵，深刻理解变局对统一战线作用发挥的影响。一是突出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作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一战线需树立底线思维，通过凝聚海内外各方力量，共同应对国际国内各种意想不到的安全威胁，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二是突出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统一战线还要强化战略思维，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协调各方利益、调动各方资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三是突出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方面的作用。立足“两个大局”，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需主动吸纳各类新兴社会阶层，整合多元社会力量，持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凝聚起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合力。
第二，着眼目标任务新变化，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任务。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式推进和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任务呈现新特征。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工作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更加注重凝聚海内外力量推动改革落地，与国家发展战略及宏观经济政策深度结合，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作为持续、快速的剧烈变化过程，现代化涉及经济增长、利益调整、阶层分化等多重挑战。统一战线工作需有效发挥“促进政治团结的战略机制”的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引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围绕现代化目标探索路径、凝聚共识；支持各界力量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搭建作用发挥的实践平台；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诉求，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社会基础与坚实政治保障。因此，统一战线工作需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国家现代化进程，将团结效能切实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能。
第三，着眼结构关系新变化，适应成员多元与互动复杂的新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成员内部结构、相互关系的新变化成为焦点。成员构成呈现显著复杂性与多元性，除传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外，互联网、高新技术、金融等领域催生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等新兴群体，其社会影响力、组织动员力和思想活跃度日益凸显。内部结构向多元化、细分化深度拓展，工作范围和关注点已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延伸至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新兴交叉领域，对团结工作的精细化、专业化提出更高要求。成员互动关系也受到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一方面，技术赋能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更加便捷深入，为凝聚共识创造新条件；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思想碰撞，提升了价值整合难度。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发展带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不同群体在资源机会分配中的客观差异，导致利益诉求多元化、差异化，社会矛盾风险点增多，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进人民团结带来现实挑战。因此，精准把握并妥善处理因结构变化产生的差异矛盾，有效协调利益、化解风险、增进团结，成为当前统一战线必须应对的核心课题，也是“团结学”理论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二）实践强化：立足新征程新实践，落实“团结学”发展新举措
第一，强化政治引领以筑牢思想根基，在凝心铸魂中把准团结方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是深化思想理论武装。要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尤其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其关于团结奋斗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团结学”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以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确保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为“团结学”的实践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二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学”，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团结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团结学”的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转化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以精准把握实情，在知行合一中破解现实难题。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丰富发展“团结学”的关键方法。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统战工作对象的新特点以及目标任务的新要求，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各领域统一战线成员。聚焦统一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围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平衡点等关键议题，开展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调研，精准掌握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利益关切与发展需求，找准团结实践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及时总结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和有效做法，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优化政策、创新方法、完善机制的实践依据。依托对实情的精准把握、对规律的深刻洞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实践提供精准靶向和鲜活素材，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
第三，突出问题导向以推动理论创新，在攻坚克难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实践问题。坚持和发展“团结学”，必须聚焦新征程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牵引。一要紧扣中心任务攻坚克难。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着力探索如何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在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素市场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关键领域，凝聚共识、汇聚智慧、形成合力。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针对民营经济人士思想引导和信心提振、党外知识分子作用发挥渠道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动员与发挥作用、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创新发展、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等实践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加强针对性研究，探索更具创新性、操作性的思路和举措。例如，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并引导其健康发展，如何创新平台载体有效团结凝聚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新兴群体，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增进海外中华儿女的向心力等。三要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鼓励基于实践的理论探索和跨学科研究，及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提炼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同时，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团结学”，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持续破解难题、积累经验、完善理论，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焕发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作者卢震、叶子鹏，卢震系紫荆学院[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联络部]讲师；叶子鹏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