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救国时报》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份海外报纸，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作用。面对国内舆论封锁，该报以社论为武器，通过“超越党派的民族话语策略”，采用“理智—情感”双轨动员机制，实现了从阶级革命向民族救亡的话语转型，有效整合了多元社会力量；在宣传策略上，依据不同受众实施分层动员，运用“家乡叙事”“文化救亡”“学业报国”等方式增强认同感和参与度；在舆论斗争中，积极揭露日本侵华阴谋、批判国民党内妥协势力，推动舆论转向“逼蒋抗日”乃至“联蒋抗日”。《救国时报》成功激发海外侨胞爱国行动、促进国共合作、重塑中共形象，并为抗战赢得国际支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舆论突围智慧与动员能力。
关键词：《救国时报》；社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动员
《救国时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份海外报纸，1935年12月9日在法国巴黎正式创刊，1938年2月10日停刊。作为中共第一家在海外创办的报刊，其社论作为报纸灵魂，能够最直接有效地传播党的思想政策，在民族危亡最艰难的时刻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动员的功能。目前，学界对《救国时报》社论在动员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舆论导向及动员策略等问题上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以《救国时报》社论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救国时报》社论文本，对这一时期中共舆论动员策略进行展现，进而探究《救国时报》社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动员机制、动员特点及其动员成效，以期深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同时为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历史的参考。
一、封锁环境下的舆论突围与社会动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立足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调整政策。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然而，中国共产党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外舆论场上却面临着严重的传播困境。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持续对中共苏区进行军事“围剿”，还在舆论领域对中共进行全面封锁和歪曲宣传。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等刊物大肆宣扬“剿共”政策，污蔑中共为“赤匪”“破坏统一”，制造反共舆论。1933年，国民党当局相继通过《新闻检查标准》与《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提出“不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新闻审查制度，尤其对国内报刊有关“抗日”“反内战”的报道一律查禁压制。许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乃至普通民众，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知之甚少。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更是难以了解中共的真实立场和政策主张。正如当时读者在给《救国时报》的信中所说“国内各报纸敢怒而不敢言”，这种舆论封锁使得中共及其政策的真实情况很难为国内外民众所知。在国内外几乎封闭的政治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理念，几乎被完全隔绝于国内外舆论场。如何突破话语封锁、传播政治主张、凝聚社会共识，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舆论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海外办报成为中共打破舆论围堵的战略选择。
1935年5月15日，《救国时报》前身《救国报》于莫斯科正式创刊，并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该报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大量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很快就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关注，成为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言论阵地。然而，国民党的舆论围堵一直延伸到海外。当局很快察觉到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并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施压，要求查禁《救国报》。在法国政府迫于压力令《救国报》停刊后，中共方面迅速调整策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派吴玉章前往巴黎负责《救国报》的出版。在向法国当局抗议无果后，根据法国共产党的建议，“法国政府自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以此规避法国政府的出版禁令。这一策略成功地保全了这块宝贵的海外舆论阵地。1935年12月9日，《救国报》以《救国时报》的名义出版第1期（原《救国报》第16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海外舆论斗争中的重要突破。依托共产国际的传播资源，中共成功建立了一条跨越国界的宣传通道，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舆论基础。
《救国时报》作为中共在海外出版的报刊，李立三、陈潭秋、赵毅敏先后任总编辑。其定位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刊，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主要媒介，也是中共在国际统战与舆论动员中的关键武器。与此时国内中共党报有所不同的是，《救国时报》不局限于阶级革命的话语体系，而是诉诸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感这一更大范畴的共识符号。《救国时报》整体版面较为固定，通常情况下每期为一大张四版，其中有11期是合刊，一般有八版。各版分别辟有以下主要栏目：第一版“社论”“要讯”、第二版“祖国消息”、第三版“侨胞生活”“国际消息”“读者通讯”、第四版“民族出路论坛”和“救国谈”等。“社论者，代表报社之意见，对于时事有所解释，批判及主张以期指导读者之论评也”，“社论是表明报纸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每期的社论是当期报纸的主题，其他的栏目和内容都会围绕社论的内容展开报道。《救国时报》每期社论全部都位于第一版的上半部分最醒目的位置，板块大小由当日社论的篇幅决定，通常篇幅较为适中，每篇字数大约在1000字至3000字。
《救国时报》的每一篇社论，皆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逻辑为主线，弱化意识形态对立，强调民族危亡之际超越党派、团结救国的迫切性，以此寻求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基础。因此，《救国时报》社论所承担的不仅是观点的表达，更是一种系统的舆论突围与动员。它既需要打破国民党官方舆论垄断，揭露阴谋、澄清误解，又需面向国际社会、海外侨胞乃至国内能接触报刊的民众，实现跨地域和阶层的动员，还需在批判与联合之间把握微妙平衡，推动“反蒋”到“逼蒋”再到“联蒋”的策略转型，最终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救国时报》正是在如此复杂的舆论环境下，以社论为武器，开启了艰难的舆论突围，担负起了自己的动员使命。
二、民族话语形塑与动员策略生成
在舆论突围的基础上，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力量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抗日整体，成为《救国时报》的核心任务。为此，其社论并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而是系统地构建一种超越党派和阶级的民族话语认同，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舆论动员策略。
《救国时报》创刊的重要目的就是号召全民族抗战，“本报这两年来的历史，即是为实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历史”。《救国时报》在出版之初，即标明“不分党派，不问信仰，举国一致，团结救亡”。对于各党派、团体、人士，“只问其是否抗日，不问其阶级立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救国时报》社论成功构建起一套“超越党派立场的民族叙事”框架。在此之前，国内中共党报主要采用激进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强调“苏维埃革命”“保卫苏联”“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例如，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发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932年中共中央提出各地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而《救国时报》所采用的“超越党派立场的民族叙事”，使之不再局限于阶级对立的革命话语，而是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符号，以“救亡图存”为共同目标，实现了抗日舆论动员的突破。
《救国时报》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发行152期报纸，现存144期。其中，143篇社论的高频词语云与词语如图1、表1所示。
这些高频词并非简单的词汇堆砌，而是《救国时报》为构建民族认同而进行的话语选择。
《救国时报》的社论首先致力于实现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的舆论转换。在国民党当局持续以“赤祸”“剿共”等对中共进行污蔑的背景下，《救国时报》并未陷入意识形态的论战陷阱，而是跳出党派视角，号召“不分信仰，不分派别，团结抗日，一致救国”。通过社论中出现的高频词“抗日”“救国”“一致”“团结”等具有高度包容性语言符号，将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和武装力量纳入统一的叙事体系，从量化角度印证了《救国时报》在话语选择上向民族主义叙事的显著倾斜。例如，在报道军队作战时，《救国时报》就对“淞沪抗战”进行高度评价，谓之“上海抗战实可谓为开我国抗日救国民族战线运动之先河”。对于国民党二十九军英勇抵抗日军的壮举，《救国时报》社论提到“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驻扎，为什么要撤退”，并有意识地使用“我军”“我国将士”等统称，弱化党派标签，避免强调“红军”或“国军”的身份差异。在呼吁团结时，面对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高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有民族革命的优良传统，有自卫抗战的决心，有一致的坚强的团结”，多次强调“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全国人民”的整体性，弱化阶级、党派、信仰之间的固有分歧。这种话语策略有效地消解了国民党宣传中对中共“破坏统一” “煽动阶级斗争”的污蔑，将舆论焦点从“谁代表中国”的政权之争，转向“如何拯救中国”的命运议题。这样的叙事语言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号召力，将一切愿意抗日力量凝聚起来。
《救国时报》社论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为旗帜，它并不回避国内政治分歧的存在，而是在承认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努力构建起一个“外御其侮”的集体身份认同。例如，在社论《大家起来拥护抗日前锋》中呼吁：“山西驻军的一切军官士兵们，你们处在最严重的地位，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到你们的头上来了……东北军的一切军官士兵们，你们绝没有忘记你们的家乡，已成了日寇的领土，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正受着日本的压迫蹂躏吧，你们如果想救国救乡，救父母妻子，救自己，便只有与中国红军联合实行抗日讨逆，打到东北去，收复失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社论中，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不问共党与否，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今日民族存亡的关键就在这里，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有全民一致的团结，要有真正全民一致的团结，便不只不能把共产党排斥于团结之外，而且联共是全民团结的主要枢纽”。这种超越党派的话语，淡化了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将政治立场问题转化为抗日态度问题，巧妙地将中共定位为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而非现有秩序的破坏者。它释放出一个核心信息：在民族存亡之际，内部政见分歧可以暂时搁置，必须一致对外。这种话语逻辑为后来中共政策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提供了思想铺垫和舆论准备。不过，民族话语的构建与认同并非消弭政治立场，而是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整合多元政治主张。对长期抹黑造谣中共的国民党，《救国时报》社论批驳的对象是国民党中的亲日派与软弱派的妥协分子；相反，对于国民党中的其他派则“团结一切可团结的有生力量”，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立场争取他们共同抗战，扩大抗日队伍。诸如在《救国时报》社论对1936年“两广事变”的观点，面对西南军队的抗日行为，《救国时报》的态度是“西南的抗日事业，正是全国民众抗日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只问抗日不抗日，其他对于我们都是次要”，这一声明成为《救国时报》超越党派的民族话语形塑的最好例证。
构建民族认同仅是第一步，如何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转化为切实的救国力量，则需要生成一套与之匹配的、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基于此，《救国时报》社论发展出“理智—情感”双轨动员模式，并以之为其动员策略构建的核心环节。
理智与情感作为推动人们社会实践的两种重要的精神因素，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者的交融能够实现更好的动员效果，使广大民众在理性和感性的基础上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积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救国时报》社论通过呈现一系列客观事实，诸如日寇的野心、中方胜利信息以及国内局势分析等构建理性认知，同时运用纪念日社论、烈士悼文激发民族情感，以强化受众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投入。《广田内阁与对华侵略》（第18期）、《福建危急》（第25期）、《华北局势与对日抗战》（第31期）、《成都事件与日寇的新进攻》（第53期）等多篇社论，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闽粤以及成都地区的侵略行为。特别是抗战出现暂时失利时，《救国时报》通过理智的分析与探讨，让广大民众了解到当前的抗战形势，以正确理智地看待抗战前途。淞沪会战后中方撤出上海以及山西战线撤出太原所引发的失望悲观的心理是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为了避免这种悲观的情绪持续扩大，需要呈现出客观的事实来消除这种情绪。当时国内南北方战线失利的部分原因是国民党内的汉奸与亲日派暗中掣肘以及脱离群众，那么通过积极地呈现中共所带领的八路军的胜利，“八路军在抗战中，无论在坚决勇敢方面，在战略战术方面，在军事纪律与政治生活方面，以及在民众关系方面，都表示了模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让民众认识到这一现状，从而重拾抗战胜利的信心。除了诉诸理性以构建共识，《救国时报》的动员策略也高度重视情感激发，通过唤醒民族历史记忆、塑造共同敌人形象、渲染国破家亡的危机感，激发读者的集体情感共鸣。在战争纪念日（“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西安事变）、英雄人物悼念（赵登禹、佟麟阁、冯洪国诸烈士）等节点，《救国时报》社论都会发表专题评论，通过回顾历史荣光与屈辱，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例如，在社论《九一八五周年》（第55—56期）中开篇提出：“在九一八五周年时，不仅东北未复，冀察名存实亡，而且日寇正作大举的新进攻，西攻绥远，南图闽粤，并利用所谓成都北海事件，要挟南京政府压迫全国抗日运动，禁止一切爱国团体，审查学校教科书，解散国民党部等，是日寇欲一举而完全消灭我国之独立自主、把南京政府变为彼之附庸，把我四万万同胞变为亡国奴隶，国命危急，真是到了空前的境地！”这种充满悲怆感的叙事，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民族义愤和救国责任感。通过这种情感的激发，能够使读者在理智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强烈的行为动机，从而推动广大民众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当中。
此外，《救国时报》社论还善于运用文化象征来增强动员的感召力。社论中频繁引用“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等典故与成语，将抗战诉求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强调“爱国无罪”“救国是天职”等道德律令，为舆论动员赋予道义上的正当性。
总之，《救国时报》社论并非被动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参与并主导了关键舆论场的形塑。它通过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话语认同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舆论焦点的转移，并通过“理智—情感”双轨动员与“文化象征”等一系列动员策略，将抽象的民族认同转化为各阶层民众可感知、可参与的行为实践。在国家危难之时，这种话语建构与动员方式成功地使《救国时报》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宣传角色，成为民族救亡的旗帜，通过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命运，推动形成更广泛的全民族抗战与国际支持，为中国抗战的舆论宣传贡献了重要范式。
三、多元受众的精准动员与策略实践
在构建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救国时报》进一步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实施了差异化的动员策略。作为面向海外发行的报刊，《救国时报》读者众多，“就地域来说，有国内各地以及侨居海外三十余国的同胞；就职业说来，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店员、职员、军人、自由职业者、教育界以至某些政治活动家的各界人士；就政见说来，有无党派的同胞，有共产党、国民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主义派、致公党、宪政党和其他党派的党员”。不同读者群体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与信息需求皆有差异。面对不同受众，《救国时报》社论通过差异化的内容编排、话语表达和传播渠道，实现了舆论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面对侨胞，针对他们身处海外、心怀故土的特点，《救国时报》社论运用“家乡叙事”的情感动员策略，通过描绘日寇铁蹄下的故土惨状，唤起侨胞的集体记忆与乡土情感。例如，社论《组织华侨救亡大会》开始就提到：“日寇进攻，如火益急，河北五省又沦亡了……北方几千万同胞又步东北四省四千万同胞之后，沦为异族奴隶。稍有血气的同胞，能不疾首痛心！”“目前国命之危急，更非前此国难所可比拟。现今不是简单丧失国权的问题，而是我大中华民族是否在地球上有继续生存余地的问题”。这种饱含悲怆情感的家国叙事，唤起侨胞们“疾首痛心”的情感。《救国时报》社论并非简单的情感激发，而是为侨胞提供了明确的行动路径和实践出口。1937年9月5日《救国时报》发表社论《侨胞一致起来！援助抗战、参加抗战！》，系统性地提出了侨胞参与抗战的具体方式：政治上“实行海外各地的反日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与祖国同胞共同促进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之反日各党各派的公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上“各地侨胞应即联合起来，共同讨论长期筹助战费的具体办法，如自认定期捐款，购买国防公债以及向各国同情于我国之人士募捐等等”；军事上“凡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有专门技能的侨胞、应该回国参战……尤其是有军事技能的侨胞……应即首先组织回国参战团，为国效命。其他侨胞亦宜加紧军事及其他方面的训练，以便随时均可回国服务”；外交上“根据所在国的具体状况，进行广大的、有系统的国际宣传，发展各邦人士对于我国抗战的同情，并联络这些人士及其团体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抗议、请愿、通电及其他方式，坚决要求各国政府及国际联盟主持国际正义，制裁日寇、援助我国”。这些表述从政治联合、经济援助、军事参与到外交宣传方面为侨胞规划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为其将爱国热忱转化为实践行动提供了明确方案。
不同于对待侨胞侧重于乡土情感唤起的策略，《救国时报》社论面对崇尚理性与深度的知识界与文化精英群体，则着力提升论述的理论高度与文化内涵，引导这一群体成为抗战舆论中的关键意见领袖和国际传播桥梁。面向这一群体，《救国时报》社论构建“文化救亡”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提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它刊发了大量具有分析深度的社论文章，例如《民族存亡的关键》（第9—10期）、《华北局势与对日抗战》（第31期）、《论施行征兵制》（第122期）等，这些社论不仅报道客观事实、分析国际局势、阐释抗战理论，更深刻揭露了日本摧毁中国文化教育的阴谋行径，“暴日又尽力摧毁我四千余年的文化，强迫当局修改教科书”，以此激发知识精英群体文化“卫道”意识与历史责任感。这种“文化救亡”与国际化的论述策略，有效地吸引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通过其学术网络、个人关系与国际平台，将中国抗战的真相传递到国际舆论场，在国际社会中发出中国抗战的声音。
同样，《救国时报》高度重视代表着国家未来的青年学生群体，对其采取理想引导与“学业报国”相结合的动员方式。一方面，通过报道国内学生运动、抗日游行和青年参军事迹，树立青年榜样，激发他们的仿效意愿。“学生在民族解放运动上尽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曾继承五四、五卅极光荣的传统，他们有‘一二 "九’‘一二一六’救亡的丰富经验，他们英勇的艰苦的奋斗着，将全国救亡运动一步步的向前推进；不但是因为学生是全国纯洁优秀的青年，他们心地坦白，忠心为国，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永不想作官发财，现在我们的思想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另一方面，社论也呼吁学生努力求学，为长期抗战做准备。“美国、马来亚等地航空学会里面和其他娴熟航空技术的侨胞，在德英意美等国研究军事的学生、工程师，化学师、医生，在法比等国有欧战经验的参战华工等，应即首先组织回国参战团，为国效命……其他侨胞亦宜加紧军事及其他方面的训练，以便随时均可回国服务。”这种既鼓励即时行动，又强调不断积累的“学业报国”的宣传策略，引导了学生将爱国热情转化为理性、持续的国家建设力量，避免了盲目牺牲，符合青年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与需求。
此外，《救国时报》还对妇女、宗教界等特定群体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动员策略。基于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与个性特征，社论采取差异化且具针对性的舆论动员。对妇女群体，号召她们“本着秋瑾之精神为妇女谋解放为全体同胞谋解放”；对宗教人士，则呼吁“大大的发展他们宗教固有的良好精神，来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到底”。这些策略尊重不同的社会群体，实现了最大范围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效果。
综上，通过多元受众的精准动员与策略实践，《救国时报》成功构建起一个覆盖多个社会阶层的抗战舆论共同体，将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转化为适应不同阶层的心理动员实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舆论斗争中的话语权争夺与策略调适
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始终面临着来自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以及各种妥协势力的舆论攻击。因此，《救国时报》社论在不断的舆论斗争中，构建出一套对抗与澄清的话语权争夺机制。这套机制并非被动地辩解，而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民族大义为旗帜的主动反击，展现出《救国时报》高度的斗争策略与舆论引导智慧。
《救国时报》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阴险图谋作为社论的首要任务。其多篇文章，如《广田内阁与对华侵略》（第18期）、《福建危急》（第25期）、《华北局势与对日抗战》（第31期）等，追踪并揭露了日寇在华北、闽粤、成都等地的侵略行径，“自占我东北四省以后，更进图华北；到今年的五月，不但在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之下，寇军已呈就要囊括华北之势，不但寇继南驶，闽粤日危，而且即我东南与西北等地也日益陷于寇方底阴谋与威胁之中”，将其领土野心暴露无遗。针对日本精心编织的“中日联合防共”“以华灭华”等政治骗局，《救国时报》社论进行了彻底而犀利的剖析。在《“中日联合防共”——日寇亡我之毒计》（第27期）等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寇认为：要灭亡中国，首先就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清楚的知道，要打击中国共产党专靠自己的武力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他的一贯的‘以华灭华’的政策，提出所谓‘反共战线’，动员一切卖国军阀来实行屠杀中国人民的‘剿共’内战；因此他要以赞成‘联合反共’，为解决中日关系的先决问题。”对于“以华制华”的阴谋，社论进行深入解释，就是“用中国人来监督中国人……利用各地方派别来建立许多自治政府”，以瓦解中国的抵抗力量。针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方面散布的所谓“地方事件”论调，《救国时报》社论给予了坚决回击。《全国奋起抵御日寇之新进攻》（第110期）一文指出：“日寇在卢沟桥的暴行，不是偶然的又一‘事件’；而是日寇夺我北方亡我全国的侵略政策中一个有计划有准备的步骤……日寇的挑衅，既然是原定的计划，既然有巨大的阴谋，则日寇绝对不会因在卢沟桥遭受挫折而放下屠刀。”“乃卖国无耻之亲日派份子竟极力宣传，谓卢沟桥的冲突为‘地方’事件。这显然是企图麻痹我国的人心，阻挠及破坏我国援助廿九军及全国御侮抗战的运动，以便利日寇从容实现其侵占北方、灭我全国的毒谋。”这种及时、有力的揭露，抢占了舆论制高点，有效地遏制了妥协论的蔓延，唤起了民众的最高警惕。
与外患相比，内部的妥协倾向同样是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阻碍。因而，《救国时报》社论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与妥协势力进行了持续毫不留情的批判。在其创刊至西安事变期间的64篇社论中，揭露南京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的就多达25篇。《国民党到底要做什么？》（第4期）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毫无作为，尖锐地指出：“也许这正是国民党惯弄的把戏，欲借一些做作手段，来掩盖门面，模棱词汇来打乱听声，这样来欺骗人民，继续暂时局面。”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暧昧态度，社论连续发文批驳：“这就是南京政府在事实上继续国民党五全大会前的一贯的‘杀同胞以媚外’的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极力卖弄了花言巧语的手段”，“只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口号，而无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办法”。这些批评直指要害，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救国时报》社论还对国民党镇压抗日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立即营救爱国无罪的被捕学生》（第21期）指出：“被捕之爱国学生……遭受刑行之待遇。爱国有罪，真是开中外未有之奇闻惨闻。”“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人士，一切爱学术爱人材的同胞，一切爱人道爱自由的同胞，一起愿意救援牢狱的人士……都应当立即一致奋起……实行坚决抗议。”这种谴责与批判，并非与国民党当局决裂，而是以斗争求团结，旨在揭露和孤立其中的妥协与亲日势力，从而争取广大爱国官兵与民众，用舆论逼迫国民党当局改变其媚日政策，走向抗日道路。
此外，《救国时报》社论还需面对各种针对中共及其统战政策的误解，这就要求其社论在话语权争夺中具备强大的阐释与辩驳能力。面对各方对中共抗日政策的误解和曲解，如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曲解为“与政府对立”的“人民战线”，“人民战线的实质就是共产革命”等谬论，《救国时报》社论进行积极澄清与正面阐释。社论《驳对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解与诬蔑》（第87期）进行系统批驳，“日寇亡我的最阴毒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日寇所极端惧怕的就是我国民族的统一；因此甘为日寇走狗的汉奸们这样造谣污蔑的反对团结民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无足怪”，指出这些针对中共的谣言乃是服务于日寇“以华制华”的阴谋。对于所谓“国共合作”就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的“输诚”“投降主义”的污蔑，社论《再论国共合作》（第92期）尖锐地指出：“亲日份子把国共合作曲解为共产党‘输诚’之用意，首先是企图用‘输诚’等的字眼来蒙蔽全国人民之视听……亲日份子把国共合作曲解为共产党‘输诚’之用意，是企图用‘输诚’等字眼，来激怒共产党人，来达到其挑拨破坏的目的”，并直接援引毛泽东等领袖的权威声明，“国共合作，绝非投降。我们既不出卖马克思主义，又不出卖中国人民；而在目前实现民族统一战线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唯一途径”。这种权威性的澄清，消除了部分民众以及中间人士的疑虑，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政治立场和原则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救国时报》的舆论斗争策略并非僵化不变，它的批判对象与话语力度，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与中共政策的调整展现出高度的策略灵活性。从早期的直接批判蒋介石个人，诸如《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第13—14期）、《除三害》（第15期）等，谓之“卖国专横，摧残民众，媚敌者上价，爱国者遭极刑，全国同胞之倒惩”。之后逐步转变为区分对待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对蒋介石本人则更多采用争取的态度。1936年8月25日社论《时局中心问题——国共合作》中提出：“国共合作……的中心关键，是在于……蒋介石先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社论首次用“先生”的称谓来描述蒋介石，从中可看出中共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公开宣言，社论赞之：“我们特别欢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的公开的宣言”，并随后多次对其进行正面报道，“国民党中有不少明达爱国之士，蒋介石先生亦曾有集中全国人材共赴国难之申明”。从“反蒋”到“逼蒋”再到“联蒋”，《救国时报》始终能把握舆论斗争的主动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面对西安事变后国内舆论场的复杂情势，《救国时报》社论立即呼吁和平解决，连续刊发《西安事件应当和平解决》（第73期）、《西安事件和平解决》（第74期），宣传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胸怀；同时刊发《反对亲日派制造内战》（第77期）、《再论反对亲日派乘机造乱》（第78期），抨击亲日派欲借此煽动内战的阴谋，谓之“他们所进行的实在是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不是什么局部事变，他们的阴谋实在要中国成为日本的奴隶”。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的反击策略，有效地瓦解了各种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攻势。
综上，《救国时报》社论在与各方的话语争夺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道义与立场优势。
五、舆论动员的实践效果与统一战线形成
通过多层次、多策略的舆论动员，《救国时报》在海外侨胞、国内民众乃至国际社会中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抗战初期产生了深远而实际的影响。要判断它的舆论动员是否有效，其最直接的体现首先来自广大读者的真实阅读反馈。在诞生之初，《救国时报》就开辟有“读者来信”板块，“比例占到了5.6%，几乎每一期都会有一到两篇读者来信”。对于读者来信，报社工作人员不仅悉数刊登并及时回应，更将其视为检验和调整动员策略的重要参考。一位读者来信疾呼：“在此日贼亡我国灭我种之秋，国内各报纸敢怒而不敢言，幸巴黎诸君子掬其心血，发为文章，揭日贼之阴谋，张民族之正气，宗旨正大，四海同钦，我侨胞敬之爱之重之！”还有读者来信请求扩大《救国时报》的发行，“救国时报在此地（新加坡）获得广大侨胞的拥护，要求订阅的一天多过一天，你们既从十四期，每期寄一百份，不够分派，请再多寄”。最令人感动的是来自抗战一线的反馈，1936年1月9日《救国时报》第九期刊登题为《东北义军致本报信》，其中提到：“我们此次接到贵报，大家都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我们的军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1）全军将士及兄弟须分组读完各期报纸；（2）读后各组分头进行讨论；（3）读后，报纸由各班班长保管，均须一律实行照报认字等等。”这种来自读者，特别是抗日一线将士的反馈，充分证明了《救国时报》动员的实践效果已成功触及目标受众，并激起他们强烈的情感反馈和行动意愿。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高度认同，《救国时报》成功地将舆论动员转化为具体的物质支持、政治行动和国际声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共形象的重塑与国际社会认知的转变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受国民党当局新闻封锁的影响极大，致使海外华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态度了解甚少，甚至很多国人对党的政策和主张产生误解。通过真实报道中共的抗日行动和政策主张，《救国时报》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污名化宣传，重塑了中共的正面形象。报纸有“红军率先东出抗日” “第八路军出动抗战”“山西战线的胜利”等共产党与日寇的作战报道，还有对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李红光、夏云楷诸烈士、方志敏烈士、冯洪国烈士等牺牲事迹的宣传，凸显了中共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为海内外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加入其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此外，报纸还大量报道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学生、工人、农民、东北抗日联军及广大海外侨胞的救国运动和爱国行为，通过社论“学生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生动刻画，使国内外民众对中共的抗战立场有了最真实了解。许多原本对中共抱有误解的侨胞通过《救国时报》了解了党的真实主张，转而支持或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层面，《救国时报》将中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强调“侵掠好战野蛮残暴的法西斯势力，是一切爱好正义和平的人类共同的死敌”，这种叙事框架有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并且，该报通过海外发行的便利条件，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真相的重要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舆论走向。
（二）国内舆论环境的转变与团结抗日政治压力的形成
《救国时报》通过持续不断的舆论宣传，有效地推动了国内舆论环境的转变，为促进国民党的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救国时报》在国内虽然受到封锁，但仍通过种种渠道传播到国内各界人士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时称“救联七领袖”）逮捕入狱。《救国时报》对此迅速作出反应，连续发表《争取》（第72期）、《应即恢复全国救联会七领袖之自由》（第92期）、《再一次号召国人——要求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第93期）、《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救联七领袖》（第101期）等多篇社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同时，对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等发起的十万人签名营救七领袖的运动，《救国时报》社论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并给予了高度赞扬，进一步扩大了事件影响。最终，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在囚禁八个月之久后释放了救联七领袖。为此，《救国时报》特发社论《欢迎沈章等七领袖出狱与张学良将军恢复军职》（第115期）来庆祝这“值得全国同胞兴奋庆幸的消息”。报纸还对国民党内出现的积极变化及时给予肯定，如对国民政府“对浪人走私的抗议，缉私连动的加紧，不准日人在成都设立领馆之坚持”等政策转向进行了正面报道，这种既批评又鼓励的态度，有助于推动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增长。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基础和核心。在促进两党合作方面，《救国时报》更是发挥了直接推动作用。中共第二次国共合作思想最早是在《救国时报》上提出来的，从最初刊登《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全程报道和阐释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救国时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营造了必要的舆论环境。
（三）海外侨胞的大规模动员与实质支持
《救国时报》对海外侨胞的动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影响力从报纸发行范围的迅速扩大可见一斑。“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创刊时仅销行五千分，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分，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四十三个国家，拥有九千六百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也都有它的读者。”在经济支援方面，侨胞响应《救国时报》所提出的“长期筹助战费”的号召，纷纷捐款捐物。据统计，抗战前四年，华侨捐款救国的总额共国币二十六万万元。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救国公债，海外华侨认购了其中的50%，并将全部认购金额作为捐款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这些巨额资金对抗战初期物资匮乏的中国而言，可谓雪中送炭，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宝贵的物资保障。在人力支援方面，《救国时报》的呼吁也得到了热烈回应。社论中“我侨胞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执干戈以为社稷的天职”的号召，激励了大量侨胞回国参战。“据国民政府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抗战期间，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约有4万多人。”来自美洲、欧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回国，加入各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38年2月10日，《救国时报》刊发社论《本报暂时停刊宣言》，宣布《救国时报》暂时停刊，其原因是“自抗战发动以来，各地侨胞回国抗战的络绎不绝，这种保护祖国的神圣事业，谁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反对的。本报同人中已经有一部分耑返祖国了，最近同人又决定全部返国参加抗战”。至此，全民抗战的局面初成，且《救国时报》本身也融入了其“毕生”为之呼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时报》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随即停刊。
六、结语
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救国时报》成为中国共产党运用报刊开展抗日舆论动员的典范之作。作为报纸上最具政治价值的内容，其社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要求。在国内封锁严重的形势下，《救国时报》作为中共的“喉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更是连接海内外抗日力量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它勇担使命，大力呼吁团结抗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抗战初期的中国舆论场呈现出多元并立的复杂格局。与同时期国内中共党报（如《新华日报》）及国民党主导的报刊（如《中央日报》《华侨周报》）相比，《救国时报》社论在其宗旨、话语策略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出中共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舆论突围智慧与统一战线思想的高度灵活性。从宗旨与立场来看，国民党系报刊强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宣传“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其社论多服务于巩固国民党政权合法性及“剿共”政策，对日态度在抗战前期亦常显现摇摆与妥协性。如《中央日报》社论重点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一切以蒋介石的意图为舆论引导的出发点，回避批评党内亲日派，甚至压制民众抗日呼声。而《救国时报》则始终坚持“抗日高于一切”，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为旗帜，呼吁超越党派分歧、实现全民族团结。其社论既揭露日寇暴行与国民党内妥协行为，也积极倡导包括侨胞、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多元群体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现出更广泛的包容性与政治弹性。在话语策略方面，国民党报刊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官方宣传模式，语言庄重但常流于教条，传播对象以国内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为主，缺乏情感动员与底层关怀。而《救国时报》社论则采用“民族话语构建”“重塑身份认同”“情理双轨驱动”等策略，既诉诸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又提供事实分析与国际视角。其内容不仅覆盖海外侨胞与国际社会，还通过“家乡叙事”“学业报国”“文化救亡”等多元主题延伸至国内不同政见和阶层群体，实现更广泛的社会触达。从传播机制与互动性来看，国民党报刊虽具备制度性信息发布优势，但单向灌输模式明显，缺乏公众反馈渠道，甚至因政策反复和压制民主而遭遇公信力危机。相比之下，《救国时报》开辟“读者来信”栏目，构建起传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及时回应读者质疑与建议，显著增强了舆论的真实性和说服力，这种开放姿态与国民党报刊的封闭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就动员效果与国际影响而言，《救国时报》凭借其海外发行的特殊地位，突破新闻封锁，客观报道中共抗战主张与实际战绩，成功塑造了中共作为抗日积极力量的正面形象。它极大激发了侨胞的爱国热情与物质支持，如促成侨汇捐款、推动青年回国参战，这些都是国民党报刊未能实现的动员效果。同时，该报将中国抗战嵌入全球反法西斯叙事中，在国际舆论场积极发声，影响了海外对中国抗战的认知与同情，这是同时期国民党报刊缺乏国际视野和传播能力所无法比拟的。
在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抗战已经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党派等小范围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救国时报》社论号召“四万万中国人团结起来，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不能战胜的威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也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国时报》的编者更是以停刊回国支援抗战的方式使“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呼吁变得具象化，成为全民族抗战最有效的动员。作为一种“审慎”的语言，《救国时报》社论以其超越党派民族立场、分层动员策略、情理交融的传播风格和双向互动的沟通机制，光荣地完成了它作为党报的使命，彰显了中共在民族关键时刻显现出来的政党使命自觉，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在多元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场发展统一战线、增强国际话语，仍是重大时代课题。《救国时报》社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构建和提供的舆论基础和组织动力，不仅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更为当前中共在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中增强话语权、发挥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更加重要”的作用提供深远的历史启示。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作者杜玉芳、于晨星，杜玉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于晨星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