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6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二十三届年会发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中央社院）研究成果报告·202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报告·2024》，反响良好。在此发布，以飨读者。
今天发布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报告·2024》。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报告·2024
2024年以来，学术界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75周年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契机，以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一些过去长期关注的研究议题、也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在方法、视角等方面不断突破创新，充分展现了学者们在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对中国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学术担当。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要特点
2024年，在中共中央举旗定向、科学擘画的引领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迈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年，重大会议精神的思想引领与重要文件的顶层设计，为理论研究廓清了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多党合作事业的蓬勃实践，为学术探索提供了丰厚沃土与鲜活案例；中央统战部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的应运而生与协同发力，则为提升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此背景下，学界围绕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命题，理论自觉显著增强，研究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展现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蓬勃活力与清晰路径。
（一）重要会议的召开以及系列文件的出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2024年，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决定》，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年底，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文件，为本年度理论研究确立了根本遵循，是学者们深化创新研究的重要依据。2024年围绕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规范性研究有声有色，离不开中共中央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举旗定向。
（二）多党合作实践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年是多党合作事业守正创新、蓬勃发展的一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监督，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发挥了积极作用。理论界围绕多党合作生动实践展开实证研究，丰富了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的知识生产与理论供给，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丰富了理论来源。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的成立为强化相关研究进一步添翼助力
2024年，中央统战部牵头成立了北京、上海、吉林、山东四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并且于12月在中央社院基地召开了首次工作会议，近五十名统战干部和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作”三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相关研究的科学性添翼助力、凝聚智慧、形成合力。首批研究基地的成立，展现了有组织科研的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方向更加明确，保障更加有力，学术共同体逐步形成。
（四）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理论自觉逐步形成
回顾2024年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到，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丰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共识正在不断深化。理论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深化研究，成果丰硕。统战部门加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指导和保障，更是使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整体合力越发壮大、学术氛围愈发浓郁。
二、2024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以“新型政党制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结构与功能”“理论基础”“协商民主”“人民政协”等关键词搜索，共得到文献 367 篇（包括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刊评论等）。其中，期刊论文占比最高，共计279篇，其次为学位论文和报纸评论。集中对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可得到七大类重要议题（见表1）。
从发文单位来看，高校是发文的主力，特别是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表现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基地的作用开始突显（见表2）。
按照七大类重要议题选择代表性论文，我们将本年度的研究总结评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24年度，学者们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形成过程与制度演化展开纵深探讨，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格局。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75年演进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探索（1949-1956），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定型（新时代以来），揭示了制度演进“有实无名—有实有名—名副其实”发展过程。尤其是“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这一新时代政党关系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政党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有的学者提出文化与政治复合动力框架，将制度形成机理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力量失衡的结构性压力、中华文化“大一统”与“和合共生”的价值牵引、统一战线实践策略的推进作用，通过挖掘“文化驱动力”概念，揭示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传统政治文化中“执两用中”“兼容并蓄”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有的学者构建了政党选择—制度适配—国家创建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破解了后发国家政党碎片化与治理低效化的悖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打破传统社会结构，依托民主集中制构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借助多党合作完成民族共同体塑造。这一路径既遵循政党主导现代国家建构的普遍规律，又凸显中国特殊性——通过非竞争性政党关系实现超大规模国家的稳定转型。
这些代表性论文采用制度史与社会史交叉视角、比较政治学框架，以及文化政治学路径，较往年显著提升了研究的理论深度，也表明我国学者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增强了对国际学界“非西方政党制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回应。
（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本格局和结构的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在不同历史阶段保持稳定，同时在体制机制和具体内容上不断调整完善。2024年度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实现了从“制度描述”向“理论解释建构”的跃迁，围绕“制度—国家—民主”的互动内核，形成了三大理论突破：一是在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政权、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的探讨中，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民主合法性生产机制，本年度研究突破传统“民主—威权”二元对立框架，以权力政治学视角重构中国式民主的理论逻辑。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公意型政党领导”与“程序性民主扩展”的双向互嵌，构建了独特的民主合法性生产体系。
二是提出党导民主秩序的历史生成与结构张力，既有秩序建构的政治整合、社会整合的协同作用，塑造了“权威—包容”复合型政治秩序，又通过在制度广场中对刚性原则和弹性机制的巧妙配置，在超大社会复杂治理中实现可控的动态平衡。
三是在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和政党关系问题上，运用跨国比较视域，学界提炼出中国政党关系的“目的型合作”特质，相较于西方交易性契约合作形成使命驱动型制度合作。
这些理论创新，显示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在理论上尝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通约的学术话语，平衡理论自主与国际对话、实现制度稳定与改革创新的辩证统一，预期将成为学界持续探索的问题。
（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和价值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制度功能。不同的政党制度，在现实的国家治理中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体现着自身的价值。围绕这一领域，本年度，有的学者尝试从政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以为人民谋幸福为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载体、为民族谋复兴为价值旨归，构建责任共同体。有的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一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以“多元一体”政治结构解决传统文明转型中的整合难题，确立文明主体性；另一方面，破解人类文明困境，通过消除绝对贫困化解“平等悖论”，以并联式发展模式突破现代性危机。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全球文明秩序的贡献，依托政党责任论与文明对话机制，为构建新型国际政党关系提供中国方案。
较之以往，本年度相关研究成果在学理性上呈现出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识和文明主体性，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展现出更为鲜明的历史自觉、文化和制度自信，为深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知和理解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和优势的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显著特征，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有效的人民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2024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和优势的研究，实现了从制度描述向理论模式建构的跃迁，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突破。学者们从复合型权力结构、融合型民主形态、五位一体架构来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性创新与文明特质，重构了政党制度分析的原有模式，打破西方政治学“竞争—垄断”二分法；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植于“大一统治理传统”与“和合共生伦理”的双重文化基因；强调其超大规模国家的适应性优势；从政党—社会关系、政党—政权关系、政党—政党关系分析中国政党关系“非对称但非对抗”的特质。
在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与模式问题上，本年度学者们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模式创新，围绕制度特色、文化根基、治理效能三重维度形成理论突破。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治理协同五位一体架构，突破传统政党制度的“竞争—垄断”范式。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四个特性：凝聚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合法性与制度刚性；包容性，依托“和而不同”文化基因的“中心—多元”弹性结构；正义性，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民至上”价值的程序化落实；发展性，表现为制度自我革新的动态能力。有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风险抵御韧性、共识生产效能、政策延续性保障，从而具有超大规模治理的适应性优势。这些代表性论文不满足于制度描述和优势阐释传统路径，推动研究从“特色提炼”向“理论输出”升级、从“中西对立”转向“类型学比较”，反映出学界持续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实践转化为非西方中心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努力。
在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融合”机制，避免西方选举政治中“民意短期化绑架政策”的困境，规避民粹政治陷阱；通过“协商共识型决策”替代“对抗否决型博弈”，以“合作监督”取代“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逻辑，突破否决政治困局。有学者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重关系优势，从“利益代表”到“整体整合”重构政党—社会关系，从“轮流坐庄”到“协同治理”重构政党—政权关系，从“零和博弈”到“和合共生”重构政党—政党关系。这些代表性研究，普遍注重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化逻辑，突破制度描述与优势罗列的浅层研究，为解释中国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政治学注脚。
总的来看，本年度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和优势的研究，在打造本土化学理概念和比较视野的纵深拓展上取得了进步，部分研究开始触及制度运行中的深层矛盾，如协商民主的程序正当性与实质有效性张力等，展现出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
（五）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和理论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2024年度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文化渊源与理论基础的研究，呈现出从传统文化基因解码到现代制度文明建构的系统性突破。学界围绕“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通过历史溯源、文明比较和理论重构，构建起传统文化基因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映射图谱。在文化基因的溯源上，有的学者提出的“天下为公—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三维框架，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制度人民性、党际关系、协商机制的塑造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多元一体”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有的学者提出“公心—公利—公制”的递进式转化模型，凸显制度对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性重构。
相较于往年研究，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尝试通过政治话语分析和文明比较视角，取得的成果凸显三大特征：一是“两个结合”理论自觉提升，研究普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视为制度创新的双重动力；二是文明主体性意识强化，学者普遍立足中华文明连续性视角；三是突破宏观制度比较的局限，深入微观机制进行精细化研究。
（六）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大力推进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年度，学者们学习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文件展开一系列研究。一是围绕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核、文化基因与国际传播展开深度探索，实现了从“解构西方”到“主体性建构”的转变，体现出理论体系学理化、话语结构层次化多维度、推动政治优势与话语优势相互转化、讲求传播策略的特点。二是在制度效能研究领域，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的效能生成逻辑，注重文化与制度互构、回应西方现代化理论，实现了从强调“制度优势”到阐释“效能转化机制”的转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呈现出理论主体性觉醒、文化自觉增强、方法论多元整合、问题导向深化的鲜明特征。
在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问题上，本年度相关研究聚焦不断增强多党合作制度自信这一核心命题，围绕理论体系建构、话语要素分析、现实困境突破与创新路径探索展开系统性论述，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从被动辩护转向主动建构，从制度自信迈向话语自觉，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和“中国之智”的学术跃升。有的学者提出，应遵循本体论建构—认识论批判—方法论创新逻辑，通过增强人民属性、厚植文化底蕴、夯实学理基础等路径推动政治优势向话语优势转化，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有的学者认为，应以政治话语主导、学术话语支撑、生活话语普及的三层结构以及理论性、实践性、价值性、制度性四类话语形态构建话语体系。
在关于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本年度相关研究围绕制度优势转化逻辑、传统文化资源赋能、效能生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性探索，形成一些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成果。有的学者提出制度优势转化的文化赋能路径，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激活“家国一体”传统文化资源，以组织协调、记忆动员、权威引领三大机制破解国家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不足难题。有的学者强调党的领导是制度效能生成的根本前提，和谐党际关系是动力源泉，人民中心是价值遵循，与时俱进是实践保障，尝试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制度效能生成逻辑。较往年，这些代表性研究反映出本领域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将制度研究提升至现代化的高度，增强了学术解释的纵深性；二是推动制度效能研究从理论阐释向实践转化延伸；三是拓展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七）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着力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和条件，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24年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双向深化”特征：一是横向拓展：在理论上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为轴心，构建覆盖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基层的复合型协商体系，通过规则中心型、委托代理型、博弈均衡型模式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困境，以人大“选举+协商”双轨机制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逻辑。二是纵向贯通：聚焦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三维定位，以“包容型团结—协商型民主”二元内核激活制度效能，通过“界别嵌入式参与”实现民意结构化整合，推动协商式监督从“柔性建议”向“责任型约束”转型。这些研究实现了一些理论原创新突破，以“责任政治”强化民主监督逻辑；通过制度—文化互构解释确立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主体性叙事，以解构“选举中心主义”话语霸权；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开创基层协商民主的微观机制分析途径。
在关于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问题上，本年度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就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着力健全协商民主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立党的领导核心与多元参与主体的“一核多元”主体结构，系统整合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基层等七大协商渠道，通过差异化功能定位与协同机制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的学者提出农村协商民主规则中心型、委托代理型、博弈均衡型三大模式，尝试为基层制度化提供分类框架。有的学者论证人大制度中协商民主的正当性，通过立法审议、票决制等机制实现“选举+协商”互补，强化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有的则聚焦立法协商的全程整合，提出立法协商需强化人大主导、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程序规范，破解部门利益裹挟困境。这些代表性研究反映出学界力图突破宏观叙事局限，引入多种分析框架，深化问题导向，提炼实践逻辑，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中国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供学术注脚。
在关于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问题上，本年度，围绕这一主题，有的学者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从“三个是”扩展为“五个是”，需从价值、制度、实践三个维度综合把握。有的学者强调人民政协以“包容型团结”与“协商型民主”为内核，新时代需强化专门协商机构效能。有的学者提出，人民政协通过界别设置、协商互动和商量整合三重机制实现结构性民意整合，是“嵌入式参与”的典型实践。有的学者则提出，协商式监督具有责任驱动属性，需在权责结构优化中衔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行使的监督，本质是政治监督，需聚焦依法治国成效、治理现代化部署、民生问题解决、公权力运行四大领域。这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不同层次的创新，首次将责任政治理论引入协商监督研究，揭示监督效能与责任伦理的内在关联，填补民主监督理论空白；多角度、系统性回应“政协何以成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理论命题，强化专门协商机构定位的历史合法性，呈现出从“应然”转向“实然”的理论取向。
三、对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展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孕育而生、不断发展完善的。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学术界应更加深入把握制度的历史逻辑和本质特征，不断完善适应现代治理需求的制度安排。今后研究中，应继续从历史演进、制度功能等角度梳理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轨迹，揭示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结构关系与运行机制方面，未来应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其他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秩序安排；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深入探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如何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安排形成共识、服务决策，提升治理效能；继续深入研究如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民主党派提高自身建设水平等议题。
在制度功能与治理效能方面，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深入研究如何在政治上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研讨如何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等。
在文化渊源与文明价值方面，应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入挖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认同，关注制度价值的现代化解读，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在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方面，需要跨学科视野下持续丰富制度话语和治理话语，坚持“两个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表述。可深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总结，推进学术研究与公众话语的互动，探索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要把制度自信、理论自觉、文化主体性与制度现代化有机结合，纳入学术话语体系中加以阐释和论证。
展望未来，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要保持战略眼光、注重问题导向，进一步朝向建立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目标而努力。
（执笔：高国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