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教师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内涵的理解，加强对“政治共识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相关模块、条目的理论把握，提升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水平，2025年12月12日至17日，中央社院（中华文化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举办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专题培训班，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会委员冯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周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等4位专家来院作专题辅导报告。中央社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全体教师、其他部门的部分教职工、地方社院部分教师、院内班次部分学员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的部分博士生参加培训讲座。现将本次专题培训班主要内容报告如下。
一、周丹：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周丹研究员作“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专题报告。周丹研究员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三大核心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与深度解读。
（一）全面把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周丹强调，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所在，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键密码、理解中华文明本质规律的核心维度，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连续性是文明延续的根基与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基础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也为其他突出特性提供了可靠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重大判断得到大量考古成果与历史事实印证。西方定义的文明标准三要素（铁器、文字、城邦）存在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以国家出现为核心的文明标准更符合中华文明实际，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近年来，“早期中国文明多点爆发”理论得到印证，进一步夯实了连续性的历史根基。同时，强调连续性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明解构论的回应，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知识霸权的重要举措。
第二，创新性是文明延续的动力与自我革新精神。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核心动力，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精神品质。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发展中始终保持自我革新活力，即便在艰难处境下仍能延续发展。
创新性体现在多个维度：技术领域，“四大发明”等成果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影响深远；人文领域，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构成思想创新脉络；社会经济领域，16世纪以来长三角、珠三角萌发新传统，明代晚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18世纪中国思想变迁蕴含西方启蒙思想影子，表明中国近代化有本土动因。当前需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精神延伸到科技领域，破解“卡脖子”问题。
第三，统一性是国家存续的核心与民族凝聚的纽带。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塑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中华文明广土巨族、绵延千年的关键。
大一统观念渊源深厚，黄帝时期萌芽，战国时期明确提出，秦汉时期转化为现实。中国历代版图大体稳定，正源于“大一统”观念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确立了“大一统”的正面价值，其带来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使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中国人能协同合作，这与欧洲的长期分裂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包容性是文明共生的保障与开放胸怀的体现。
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是维持“大一统”的内在机制。
宗教领域，北京通州“三教合一”场所、观世音菩萨形象的演变体现了文明的包容性；民族融合方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文明交流方面，敦煌莫高窟是文明互鉴典范，“东学西渐”使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深受影响。这种包容性是主动借鉴、消化融合的过程，体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胸怀。
第五，和平性是文明发展的底色与世界责任的担当。
和平性是其他特性的必然结果，促进中华文明“既久且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文化”蕴含“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理念，决定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历史上，朝贡体系是和平交往的重要载体，与西方扩张掠夺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和平性也是中国的责任担当，中国提出“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胸怀天下”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二）深刻阐释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从中华大地长出、文明更新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现代化道路选择，这一规律在两者的深度契合中得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现代化共同特征，更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形成鲜明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相互呼应：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核心是“不是少数国家、少数人的现代化”，契合中华文明“天下大同”“胸怀天下”理念。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将改变西方现代化逻辑，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全新选择，体现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文化情怀。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平等富足”“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一致，摒弃西方贫富两极分化弊端。中国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从生产环节奠定共同富裕基础，兼顾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区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核心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契合中华文明“克制内敛”特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重视精神世界，这种特质能应对新技术革命风险，避免“技术异化”“物质主义膨胀”。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天人合一”理念有天然亲近性，支撑中国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现代体现，践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理念。和平交往是中华文明历史主流，中国通过搭建国际平台、推动文化出海等践行和平发展理念，回应世界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
（三）系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行动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相关要求，系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原则、总体要求与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坚守两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中华文明、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从“培育和践行”转向“弘扬和践行”，需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作用，融入日常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避免形式化。第二，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重点是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构建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需坚持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型业态，推进文旅融合。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应纳入现代文明成果，文化体制改革可探索资源整合模式。第三，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人才是关键，需培养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人才。人才培养要兼顾传承与创新，鼓励跨学科融合。第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核心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通过搭建国际平台、实施文化出海战略，坚持以文载道、以文传世，坚守文化自主，扩大国际交流。
二、刘作奎：理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打造自主知识体系
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刘作奎研究员作“理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一种话语叙事的分析框架”的专题报告。报告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叙事分析”课题研究情况，提出该课题旨在架构中国与欧洲都能理解的文明交流互鉴框架，既让欧洲人理解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也让国内各界明晰其相较于欧洲所谓文化交流交往的先进之处。
（一）核心议题与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上，文明交流互鉴是客观史实，自中欧古代丝绸之路起延续数千年，涵盖器物、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交往。但西方秉持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等，难以认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相关研究有历史积淀，西方则缺乏对话与共识。
研究传承方面，欧洲文明研究脉络深厚：陈乐民先生出版《欧洲文明扩张史》（后改名《欧洲文明的进程》）；其后，郭建新教授主编的《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卷本项目推进至2025年；当前的研究延续此前两代学者研究传统，推动第三代研究延续。
政策导向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等，强调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延续相关话题。构建中国自主的学术和话语体系，需解构西方话语叙事范式与框架，这是本次研究的重要目标。
（二）话语叙事发展演进的知识脉络
话语叙事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基础，是知识生产和扩散的重要一环，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扩大国际话语权中作用日益重要，成为多国决策界和知识界重视的新领域、新制高点。
叙事研究是跨古典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文本分析。历史学科中，其受20世纪初至下半叶哲学语言学转向影响，思辨派（如兰克学派）强调挖掘原始档案还原历史，认为历史学即史料学，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分析派侧重探索语言对认识的表达，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观点，成为二战后史学理论发展重要方向。
20世纪50年代后，历史学研究受结构主义等思想影响，语言和叙事分析深化：1952年哈里斯《话语分析》为话语叙事分析起源；1960年罗兰・巴尔特等学者的研究，让话语叙事结构和功能受广泛关注；福柯学派聚焦话语叙事体现的社会秩序等，史学理论探讨核心转向“讲述了什么及如何讲述”。
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语言转向，建构主义等学派开展战略叙事分析，“软实力”“话语霸权”等概念凸显。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语言暴力形成话语霸权，中国曾长期面临国际舆论“卡脖子”问题。
历史学和语言学对战略叙事至关重要，叙事需结合历史细节与现实话语，中国历史学家坚守史实真实性，可选择性呈现历史但不虚构。西方话语叙事进入个人史阶段，易导致历史碎片化、虚无化，中国坚决反对；各国均在探索自身叙事，话语叙事竞争激烈。
（三）西方“二元对立”文明交流观的话语演进逻辑
西方文明交流观秉持二元对立思维，源于基督教一神教传统，强调非此即彼，形成先进与落后、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分析框架，与中国文明观本质不同。
其文明叙事演进漫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东方野蛮落后、西方先进”认知；罗马帝国晚期以东西方替代内部划分；伊斯兰影响扩大和基督教扩张强化对立；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确立西方优于东方基调；二战后东西方阵营对立将二元划分推向极致；冷战后经萨义德等人批判，影响有所弱化但仍深远。
1700-1850年，欧洲构筑东西方对立话语体系：西方被赋予勤勉、自由、先进等优越标签，东方则被贴上非理性、专制、落后等负面标签，康德等人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进一步强化这种对立。
西方文明叙事具有选择性史实、切割历史连续性、对立化文明观念等特点：片面强调西方优越性，割裂历史引导认知，否认与其他文明联系，将自身发展道路自诩为唯一正确道路，排他性强烈。
这种叙事受结构主义影响，布罗代尔认为结构影响历史流速，结构主义预设的二元规定构成历史学元叙事，带有偏袒和宣传目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马克斯・韦伯将西方中心论学理化，均是该逻辑的延伸。这种结构主义遭到后现代主义批判。例如，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系统批判西方二元对立叙事，揭示其“东方”是主观建构，服务于西方优越感。
（四）用唯物史观解构西方文明观话语叙事
西方文明话语叙事错误构筑“语言或叙事决定历史”的逻辑，认识论有误。历史首先是事实，其次是认识和理解，最后是语言或叙事，客观历史事实、历史认识、表述语言共同构成历史意义显形形态。
西方学界对文明研究分为属性类（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和话语类，前者陷入机械唯物论，后者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两者间缺乏互动桥梁。
马克思主义辩证看待文明发展，既强调客观性，也重视主观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从物质实践解释观念形成：马克思认为文明是物质和精神生产成果总和，文明形态变革与社会形态更迭紧密相关，文明进步源于生产力增长和文明交流互鉴。恩格斯批判将文明进步归功于头脑的局限，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五）文明互鉴的历史构筑：西方文明的东方性及文明间关系定位
人类文明无绝对优越者，这是文明互鉴的基础。西方文明是在吸收东方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发展的，文明交融是历史常态。
东西方文明历来交融：公元500-1800年东方文明促进西方崛起。从时间维度看，公元前至公元1500年东方文明领先，公元1500年后西方逐渐崛起，东方领先时间更长；从全球空间视角看，不同时段有不同文明中心，欧洲中心论不成立。
西方文明发展离不开非洲和东方文明贡献：非洲炼铁技术、作物驯化等为欧洲工业奠定基础；印度洋贸易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中国航海技术、国家治理思想等对西方影响深远，18世纪“中国热”中，伏尔泰等思想家吸收中国思想，中国官僚制、文官制度为西方提供借鉴。
18世纪中西文明互鉴的收获：从认知范式变革看，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实现中国化，收获可能更大；从本质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是互相学习，不应以胜负、多少论。
中国在文明互鉴中需坚守主体性，避免盲目照搬，同时超越东西方对立划分，以“中国与世界”视角推动平等对话、包容互鉴。
（六）坚持唯物史观与创新性话语叙事结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坚持唯物史观与创新性话语叙事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新叙事的基本动力。
要牢固树立唯物史观，通过考古、原始档案研究等还原历史真实，以长远时间史观和宏观空间史观挖掘核心史实，避免历史碎片化，围绕文明发展核心问题和时代需求开展研究，克服西方文明构筑的史实不完整、主观性偏见等问题。
需具备创新意识，脱离西方式的二分法和对立观，强调文明交往的连续性和人类共同进步性，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社会构建的系列论述，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超越西方文明叙事，需挖掘具体史实辩证分析，结合史学、话语基础与新范式、唯物史观、时空观，坚持辩证唯物立场，打破西方话语框架。
三、臧峰宇：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2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教授作“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专题报告。臧峰宇教授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体现了“两个结合”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方法，为理解中华文明史、把握“两个结合”提供重要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随实践丰富发展的开放式理论体系，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需兼顾历史、理论、实践逻辑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辩证统一。
（一）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涵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等重要内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理解新时代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只有立足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与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提炼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彰显“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气质等，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特性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彰显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原则的提出促进文化繁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个面向”等要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视为事关国运兴衰的大问题，明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展现开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为古今文化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现实可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通文化古今之辨；通过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文明倡议，力图破解中西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体现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自觉。
（二）文化守正创新的理论逻辑与“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丰富发展其内涵，对其作出原创性贡献。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有直接现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已上升为战略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文化自信与开放姿态，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到新高度。深刻揭示“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是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要贯通魂脉与根脉，实现“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自身也获得中华文化性格，破除传统与现代对立观念，实现文化综合创新。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历史必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良渚、二里头等遗址印证五千年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五大文明，获得实体性内容。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才能扎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如同佛教中国化一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经典和文化成果。
（三）体用贯通的实践逻辑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指明方向。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并进行原理性阐释，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方略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实践性与中国古人“知行合一”高度契合，文化建设需以实践为导向，实现“自觉而博识的实践”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活力，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按照“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前，博物馆利用效率提升、文创产品丰富、文化产品海外市场扩大，但仍需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需推动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深层次文化需要日益凸显。信息化时代，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矫正认知偏差，引导公众参与文化创作，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坚持胸怀天下、开放包容，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古代丝绸之路积累了丰富的文明交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倡议，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进入重要阶段，要以礼敬人类文明的情怀，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和知名人物，贡献中国智慧。
（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四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需从多方面着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重大制度创新，决定文化发展方向。我国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教材编写等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维护文化和历史安全，巩固其指导地位。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西方文明观存在差异，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为文化建设提供启示。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格局，早期文明遗址展现多样形态，形成的礼乐秩序值得总结传承，挖掘经典思想精华、实现返本开新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必然，催生数字文化经济。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国家创新能力排名提升。需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传统文化数字化表达（如《长安三万里》《黑神话：悟空》等成功案例），同时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发展具有“四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思想引领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研究其哲学境界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强化精神凝聚力，融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精神风貌；提升价值感召力，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避免物质主义误区；扩大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消除文化认知差异。
（五）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部署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强国建设是重要内容，需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是当代中国人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文化之争本质是价值观念之争，要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现象，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大力繁荣文化事业。这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培养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十五五”时期是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推动人文经济学发展，促进文化与科技、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建设旅游强国。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深入推进文明对话，加强中外学者深度交流，聚焦人类根本问题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成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
四、冯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
12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会委员冯俊教授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专题报告。报告聚焦主题，围绕五个核心问题展开深入阐释，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与阐释提出意见建议。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回应时代呼唤、解答重大文化课题中创立并丰富发展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背景与关键节点
世情、国情、民情的现实需求催生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需凝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维护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
相关重要会议和场合推动其逐步形成：2013年、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先后明确提出“两个巩固”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九个坚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首次提出“两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等创新观点；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命名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七个着力”；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文化强国建设。
三次宣传思想（文化）相关会议意义重大：首次明确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和“两个巩固”初步思想；第二次系统提出使命任务和规律性认识；第三次正式命名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凸显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三者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共同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革命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的延续和新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路径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要锚定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坚定文化自信与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要求。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依托，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底层逻辑高度一致，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1.“两个结合”的提出过程与核心内涵
“两个结合”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早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后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了系统深入阐发。“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第一个结合”：核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赋予科学理论鲜明中国特色。
2.“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解放的体现
一是突破旧观念束缚，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二是坚定文化自信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破解近代以来的文化焦虑，实现精神独立自主。三是深化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解放思想认知。四是指明文化发展方向，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从党的理论创新史看，“第一个结合”是多次思想解放的结果，“第二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三）为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1.“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与历史演变
核心是如何对待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本质是处理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命题紧密相关。
历史上四个典型时期：西学东渐时期的初步碰撞，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长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的激烈对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争论。历史上的争论多陷入二元对立误区，未能找到科学解决路径。
2.新时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条件与路径
新时代更有条件破解该争论，根本原因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两个结合”实现文化融通，解决古与今、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提供支撑，摆脱文化焦虑，避免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第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破解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辨证取舍传统文化。第四，开放包容与胸怀天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打破封闭保守与全盘西化的极端思维。第五，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具有文化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吸纳人类优秀成果。
（四）文艺如何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文艺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本质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文艺的审美鉴赏家和评判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根本办法。
2.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
文艺是弘扬中国精神、传递文化基因的重要形式，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两个结合”的生动载体。
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创作优秀作品，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优秀文艺作品需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第二，充满创新创造，在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拓展，杜绝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第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需“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坚守。第四，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居首位。
3.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文艺是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最佳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要求：第一，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第二，讲好“中国特色”、“中国梦”等各类故事，坚持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第三，采用小切口叙事，创新对外话语方式，结合国外受众习惯和特点，让中国故事获得国际认同。
4.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信任支持文艺工作者创作，营造良好环境。
（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演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部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党的二十大将“文化强国”纳入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将其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七个着力”实践要求；2024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聚焦文化强国建设；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
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七个着力”首要任务是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党管宣传、意识形态、媒体、互联网原则。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传承中华文脉：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优化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机制，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创新对外话语方式，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