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上的文明是多样的，自古及今都是如此。未来世界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这是“文明冲突”论提出的大胆假设，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对这一重大问题，世人必须作出严肃的回答，提出应对之道。文明对话就是一种回答和应对之道，旨在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达成更多的相互理解，消弭冲突的根源。联合国通过设立“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和“文明联盟”努力推进文明对话。中国积极支持和深度参与了这一努力，并接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提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在国际上受到欢迎和支持。文明对话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可谓任重道远，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关键词：文明冲突；文明对话；全球文明倡议；文明对话国际日
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经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这是中国继2023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后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肯定。这再次触及世界政治中的文明问题。世界上始终存在着多种文明，这本来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从来如此而并非自今日始。然而冷战终结后，有知名人士提出了未来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重要论点，令世界为之侧目和警觉，文明对话就是针对“文明冲突”之论而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一新发展，必将有助于促进未来世界各国间就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持续开展对话。那么，文明对话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审视和思想溯源
根据上述联大决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为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一举措的指向，正在于超越影响巨大的“文明冲突”论。
（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
当冷战终结，时序来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受前人启发，提出了以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来理解全球政治的重大观点。根据他的观察，当今世界上存在八种文明，即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文明、拉美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东正教（以俄罗斯为核心）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以及中华（包括中国、朝鲜和越南）文明。亨氏敏锐地察觉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深层矛盾，因而就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先是于1993年在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重头文章《文明的冲突？》，继而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旨在对冷战终结后的全球政治演变和发展作出解释。该论试图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的界定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等，也依赖于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因此，“文明”是一个最大的认同单位；未来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将发生在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之间。
（二）对“文明冲突”论的反应
这一宏论提出后，一时语惊四座，引发了世界性的回响，其中质疑和否定者居多。“文明冲突”论，正如别的什么“论”一样，仍然是“深刻的片面”，但这种“深刻的片面”可能正是社会科学发展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就这一理论范式本身而言，当时同为哈佛教授的杜维明给予了一个颇为中肯且有保留的评价：“亨廷顿对正在到来的文明冲突的警告或许表明，只要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仍然存在，任何民族，无论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能把它的特殊模式强加于人。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遗憾的是，‘文明冲突’理论的潜台词仍然是‘西方/西方以外’这个主题，它推荐的行动方案仍然假定西方最终将战胜它的诸多敌手。”杜维明的这一评价清楚地揭示了“文明冲突”论隐含的最终目的，即旨在为西方谋求压倒其他各种文明，为西方谋求最终的“胜利”。然而，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在纷乱的世事中，人们隐隐地感觉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似有若无，若隐若现。或许正因为它处于深层，才不易把握，却又似乎在起着作用。一位英国学者就此指出：“在21世纪开始之际，尽管富有而自满的西方不希望伊斯兰教强大起来，但是，它再次成为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力量，成为亚非一无所有的人们的灯塔。它是人们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理想。”这强调了文明所具有的力量。当代的文明冲突论题，又使人联想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十字军东征，其所表征的宗教的力量，并联系到当下，如此等等。
（三）文明论其来有自
思想是具有延续性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文明论和“文明冲突”论也不例外。对此，前人已经进行过一些探讨，或多或少对今天的人们具有启发意义。
英国史家阿诺德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宏大的视野下，汤因比研究了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或仍然存在的二十多种文明，认为它们基本上都经过了起源、发展、衰落和解体的周期。在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它们当中有的湮灭了，有的时至今日依然富有活力。多种文明的存在，恰正表明了人类的多中心性，人类社会不是单线发展的，而是多线发展的。也因此之故，汤因比具有大历史观和比较观，这使其能够避免同时代人中经常存在的欧洲中心论。汤因比以文明兴衰构建起来的历史研究，固然不无可议之处，但其“深刻的片面”和思想深度不断对后世产生激励和影响。其中的“文明”概念，由于契合宏大叙事，成为无论是在历史学还是在国际关系学中都具有吸引力、反复得到讨论的概念。两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 "布赞和理查德 "利特尔在谈到国际体系规模扩展到全球范围时说：“产生于欧洲（西方）的新单位和互动能力革命使得一个不断壮大的文明通过支配、侵占甚至是毁灭其他文明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全球体系。”这种情况很可能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这种文明才是世界各文明中的标杆，殊不知若将其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待的话，这只可能是某种暂时的现象。这就提醒人们有必要也应该养成谦逊的品格，保持谦虚的态度。
在汤因比之前，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表了《西方的没落》，探讨了他所谓的八大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墨西哥文明（阿兹特克文明）。《西方的没落》对各文明兴衰持机械论式的看法，八大文明之间互不关联。斯宾格勒对其中的一些文明草草带过，而尤其关注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他称之为“浮士德式的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波罗式的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麻葛式—祆教的文明”）。三者当中，前二者构成《西方的没落》的主要考察点。斯宾格勒称，他研究的文明组群经历了平行的进程，互不渗透。它们全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生命周期：从充满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文化阶段，进入相当具有扩张性却世俗化的文明阶段。然而，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可能影响另外一个文明的特征。文明被视为相互不能理解的诸多文化。斯宾格勒将欧洲中心论归结为“史学的托勒密式体系”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他自己的“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式发现”。他的观点不会为古典的或西方的文明提供相对于其他伟大文明的特殊位置，其他文明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这些独立世界存在于历史的整体图景之中，与古典的或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并在某种程度上因“精神的伟大和激增的力量”而超过古典的或西方的文明。
汤因比从斯宾格勒那里获得过重要启发。根据他的夫子自道，“所有被称为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这两个观点也是斯宾格勒体系中的主要观点。当我在斯宾格勒的书中寻找我的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答案时，我发现我仍有工作要做”。他想做的这项工作，后来在多年间发展为洋洋洒洒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巨著。
无论如何，文明之间冲突并不是世人所要的，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征伐这种情景，令人不寒而栗。亨廷顿的论题从反面使世人警醒，必须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为此，不同文明之间需要进行对话，并经由对话而达致更大程度的理解。开展文明对话的倡议，是对此前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和纠偏，是着眼于人类未来的一种重要思想和举措，因而是一种积极的向善行为。
二、“文明对话”的实践探索和时代价值
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看来，各个文明基本上是封闭的实体，几乎不向外开放，也不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或者产生联系，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之间一定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历史上它们也有过冲突，但更多的时候不是冲突。
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启示我们，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打破了封闭性。它们之间可能一向都存在着联系和互动，只不过在历史的早期比较稀松罢了。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联系和互动已经是密集的了，成为一种常态。不过，联系增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理解也随之增长。由于文化、历史、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达成理解是不易的，而曲解、误解却是很容易发生且广泛存在的。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对话是减少误解、达成理解的一条重要路径，扩大和加强对话便是符合逻辑的必然选择了。文明之间开展对话，其理相同。
冷战终结后，对于如何认识和看待发生了重大变动的世界，人们有各种议论，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看法，诸如“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信息社会”“全球化”等，不一而足。有些人士试图寻找新的世界政治范式，“文明冲突”论即是其中一种大胆的论断。其中心论题是，未来世界的争斗和冲突将会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进行。此论的提出，可谓语惊四座，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这实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非常需要世人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前面已提到，亨廷顿的论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在他之前的学者阿诺德 "汤因比等人思想学术的启发，同时又有自己的思考和创发。
有鉴于这一重大问题，联合国适时地提出了动议，倡导世界进行“文明对话”。1998年11月4日，第53届联大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以增进各种文明间的了解和沟通，减少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此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包括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全球范围陆续开展。
令人们始料不及的是，2001年9月，在美国本土发生了“9·11”事件，造成重大破坏和人员伤亡。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透过这一事件，隐隐约约地，世人似乎看到了“文明冲突”的影子在背景处闪动。这对于整个人类实在是一个太过重大、太过沉重的问题了。同年11月，第56届联大就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是在“9·11”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后举行的，因此如何通过不同文明间对话、推动各国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就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就“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发表报告，指出文化和宗教多样化是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起因。联合国发起成立了“文明联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试图进一步推进文明对话相关活动和工作。该联盟由联合国秘书长发起创立，是一个致力于促进跨国、跨文化、跨宗教信仰理解和合作关系的国际联盟组织（UNAOC）。
联合国的这些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又任重道远。联系过往的经验，细究之下，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相互理解很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实现。近数百年以来，西方文明处于强势地位，习惯了以居高临下之势看待其他文明。殖民时代，欧洲大国以“开化”的上等人自居对待“非开化”的其他族群自不必说，在非殖民化之后，由于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在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欧美人士心理上的优越感仍然难以去除。不难看到，各个领域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颇为广泛地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对此，有识之士虽已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纠偏，但旧有的思维方式要得到克服并非易事。
第二，理解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来实现。在现实中，文明存在于各个具体的社会之中。经由初步的接触和短暂的往来，对其他文明可获得表层的理解，而要达成较为深入的理解，则需要经过一个历时较长的过程。因此，理解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真正的理解难度颇大。反之，各种各样的偏见是所在多有的，有的甚至极为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化解的。对此我们要有比较充分的估计。
第三，经由对话有助于达成理解。既然是对话，首先对话的各主体间就是平等或较前更为平等的，这就在前提上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论之弊。对话不是一次两次就可大功告成的，而应是持续的，需要不间断地进行。经由一个持续对话的过程，更有可能达成相互理解。
文明对话更是如此。在一个文明内部，常常就已存在多个社会，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差异，比如伊斯兰教内存在不同教派，教义也有所不同，不同国家的民众信仰不同教派，其中的矛盾错综复杂，然而并非不可调和。2023年，中国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主导国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主导国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沙伊和解成功，便是显例，这说明事在人为。文明对话和相互理解要求人们努力学习别国的语言，要“沉浸式”地体验、体悟对方的社会文化。这正是如今在中国备受重视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各国都需要开展对外部世界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原因所在。
“文明冲突”论自提出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此论应该已经得到了某些实践的检验。我们不妨以晚近二十余年间发生的四场冲突加以检视。首先，阿富汗战争。那场战争是美国为摧毁“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而发动的，此后又“扩大”为改造整个阿富汗国家，然而前后长达二十年却一事无成，最后仓皇撤军。这场战争应不属于“文明间”的冲突。其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与此类似。小布什治下的美国通过这场战争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然而事实证明伊拉克确实不拥有、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也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这场战争并非因为文明的不同而发生。再次，2022年2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了一场战后欧洲罕见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三年多。众所周知，俄、乌均属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显然这场战争不是“文明间”的冲突。最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接着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行动。此中似乎闪动着某些“文明”因素的影子，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属于不同宗教，而宗教被亨廷顿视为是文明的核心。然而，巴以冲突如果不说已长达上千年的话，若只从战后算起，也已有近80年了，绝非冷战终结后才出现。从这四场冲突看，它们都不能支持“文明冲突”论。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说此论是错误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呢？笔者认为，即便如此，“文明冲突”论仍然是有意义的，原因在于它时时在警醒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出现“文明的冲突”，其中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开展文明对话。
三、“文明对话”的中国贡献与全球实践
自联合国确定2001年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以来，不知不觉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从一开始，中国就积极参加“文明对话年”和联合国“文明联盟”的有关工作和活动。2012年中方主办“文明联盟”上海会议暨亚洲南太平洋地区协商会议，此次会议增强了文明对话意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方还为联合国“文明联盟”设立了常设机构，以保障相关工作的持续开展。
然而，“文明对话”重大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疑问还需要世人持续不断地作出努力。全球文明倡议便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又一接续，它来自中国。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注入动力，也为以文明对话应对时代之变提供智慧启迪。这一倡议把脉世界，题旨宏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明是多样而平等的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有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体认世界的实情出发。世界的基本实情是“多”，多样的制度、多样的生活方式、多样的宗教、多样的习俗、多样的追求，等等，也包括多样的文明。人类生生不息，千百年来都是这样，未来也必定依然如此。古往今来，不同的文明从来都是在交往互动中形塑的。在历史上，这种交往互动曾经是稀疏的，而如今是密集的。启蒙运动前，欧洲人曾经热衷于谈论中国，了解中国，甚至为中国的思想、文明而着迷，中国的很多典籍也在那个时候传播到了欧洲国家。近数百年来，西方文明因资本主义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科学技术的昌明而获得了强势地位，也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之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强势的地位引起了傲慢与偏见，兼之以对他者的恐惧，对别的文明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视之，“文明冲突”论便是在这种思维下产生的。对此，世人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使其消失于无形，才能进而走上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之路。故而，文明的多样性，是我们必须首先体认的一个前提，也是全球文明倡议中首要的一条。
各文明之间又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不幸的是，数百年来，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人，不正确地认为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等优越于他人。这假如是属于自我欣赏，倒也罢了，问题是一些人士根深蒂固地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打量他人和他国，因而误入歧途。而更具有破坏性的是，在一种强烈的文明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的驱使下，怀抱着改造世界的冲动，运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性地推行自身之所欲，结果往往却是造成了与其当初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走向其本意的反面。发生于二十多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两河流域文明遭受严重摧残、大量无辜平民丧生等种种令人痛心的后果，便是典型的表现。
究其实，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经历过一个发展的过程，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因此，它们都有“各美其美”的理由，也因此它们都应该肯定和继承各自文明中优美的质素。与此同时，它们还应该“美人之美”，欣赏和肯定其他文明中优秀的成分。文明之间这样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就会有助于世界的各个部分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二）文明之间存在共通的价值
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多样的，就必然存在着差异。正确的文明观，不是想方设法消灭这些差异，而是认为差异的存在本身就是源头活水、是生命力的来源。这是因为，只有存在差异，才有可能互动，才能进行比较，才有互相借鉴可言。一种文明，对于他种文明，在共存的同时，既要“送去”，也要“拿来”；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学习对方，共同发展进步，方是真谛。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共通的成分，其中就包括价值取向的共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正是这六种共通乃至共同的价值在不同文明中都是值得人们追求、也的确在为人们所广泛追求的价值。
和平作为首要的价值，在当下具有尤其突出的意义。当战争似乎正与人们渐行渐远的时候，不期然地在欧洲爆发了一场冲突，此即俄乌冲突，现已处于第四个年头。它加剧了政治关系紧张，恶化了全球经济中的供应链危机、能源供给危机、粮食危机等，这是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现实。当欧洲的战事尚未止歇之时，在中东地区的巴以之间又爆发了一场高烈度的加沙冲突，死伤枕籍，生灵涂炭，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和平作为一种价值，在今天具有新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发展作为另一种价值，毫无疑问在不同文明间也是共通的。多年来，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单独或共同为此作出过种种努力，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亚洲地区收效尤为显著。然而，发展的鸿沟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联合国继千年发展目标后又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仍处于为此而接续努力、负重前行的过程中。今天，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特别的责任帮助不发达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在必要时固然要“输血”，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造血”的机制，如此才能实现发展问题上各国普遍的长治久安，从源头上根治难民、非法移民等老大难问题。此外，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也都是“全球文明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中国重视文明对话
若干年前，汤因比探究了世界上二十多种文明的起伏兴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些文明已经湮灭了，但中华文明是为数不多的连续存在、从未中断的文明之一，其间虽经多次起落，尤其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苦难和曲折，但始终绵延不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中我们或可推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文明一定会在未来重新焕发出灿烂的生命和光芒。根据学者梁治平的论说，“这是一个从‘检讨中国’转向‘重思中国’的时代，一个中国人重拾自信心的时代，也是中国人重新建立自我认同的时代，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那个具有深切历史含义和认同作用的文明概念就变得格外重要”。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文明对话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多个场合进行了阐述。中国倡导文明对话也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全球文明倡议”则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延续了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一贯理念，也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它倡导世界上的各种文明进一步开展对话。2019年5月，中国主办召开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张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文明共同体，同时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追溯更早的话，中国在2001年就创办了《文明》杂志，二十多年来，该刊努力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致力于加强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中国在主张和推进文明对话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且仍将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的分析表明，世界是多样的，世界的文明是多元的，对他文化抱持尊重，对存在的差异心怀宽容，这是妥善处理世界上各种关系应有的基本态度。与之相反的，则是居高临下地不断说教，试图用某种“福音”来“拯救”他人。后一种情形也所在多有，然而已屡屡碰壁，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思。还有一些做法则属于“好心办坏事”，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方法失当。这些现象，都应该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多样的文明？如何处理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
文明对话是一种建设性的主张，谋求的是各种文明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处共生之道，必将得到世界各国和各方人士进一步的认同和支持。“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则应视为这方面的又一个表征。经过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文明对话必将在潜移默化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持久而积极的力量。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作者任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