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这一体系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需要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方能全面把握其内在结构与动态关联。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明确的行动框架，可从智能、绿色、融合、完整、先进、安全、创新、开放、动态、韧性等十个维度阐释其主要特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协同的资源配置体制、国家创新体制、国家决策体制、信息治理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提升国家能力。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要把握好危与机、内与外、新与旧、发展与安全、质和量、系统平衡与重点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从而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与相互赋能——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进步与制度—文化创新的协同演进。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国家能力；系统平衡

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家竞争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系统提升的关键节点上。在这一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成为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和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所指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021年我们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十四五”至“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是实现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而“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现“十五五”规划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就为“十六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可以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贯穿“十五五”到“十六五”时期的十年的“关键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系统把握其核心构成与演进逻辑，为深刻理解这一复杂系统提供学理依据，并为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多维特征

《建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表述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于这一核心表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概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内涵：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因而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第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体现一国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指标，是国家能力的集中呈现，也是大国之间进行战略博弈的基础。第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和根基在于构建强大的“现代化的实体经济”，这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柱。第五，“现代化的实体经济”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强大的现代化制造业上，因此，发展现代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大力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第六，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引领，科技创新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得以不断动态前进的核心推动力量，这就是我国近年来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加强科技自主可控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七，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重要支撑，通过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链来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使之融入现代化制造业，同时着力培育和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相应地，《建议》中提出了一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的、动态的、“四位一体”的行动框架：第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第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第三，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促进现代化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助力，提高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水平。

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与行动框架分析，可进一步将其主要特征系统提炼为以下十个维度。

第一，“智能”（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是一个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要在所有产业中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化，尤其对于那些传统制造业（如采矿、冶炼、机械制造等），要进行大力度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

第二，“绿色”（生态可持续）。中国是全世界绿色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我们认真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责任和义务，持之以恒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推动传统的高污染和高能耗的重工业制造业向低碳、循环、环保转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产业已经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和生态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积极的贡献。

第三，“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要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要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融合。

第四，“完整”。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一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协同性、稳定性特征，是我国经济和产业韧性的重要支柱。我们要加快构建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安全性，这不仅对于产业协同和融合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异常重要。

第五，“先进”。我们所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立在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先进的产业体系，是以先进科学技术引领的产业体系，是必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中高端位置的产业体系，是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我国依靠一亿件衬衫交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低端化制造业时代已然永久结束，而代之以高端化先进制造业的崭新时代。

第六，“安全”。我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高度注重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要坚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坚持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这是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基石。

第七，“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精神，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要从模仿和跟随阶段走向领跑和自主创新阶段，要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起来，使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起来，共同打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

第八，“开放”。尽管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会变，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趋势不会变。我们要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以积极的态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争取在全球化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第九，“动态”。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具备一种动态调整的特征，要具备一种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能够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态势的变化、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而进行动态的调整优化和自我矫正。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绝不是一套静态的、绝对的产业体系，而是一套能够适应未来变革的动态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时刻坚持“系统动态平衡”的观点。

第十，“韧性”。“韧性”即一个国家产业体系具备较好的抗压能力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当面临外部冲击时，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具备很好的弹性，能够运用系统性的体制力量，来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比如，在新冠疫情时期我国通过建立“链长制”等制度性体系，成功地应对了外部的不利冲击。再比如，在应对美国“脱钩断链”威胁的情况下，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维持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对于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所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内涵、行动框架与多维特征，系统勾勒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图景”与“静态结构”。然而，这一重要任务的实现，绝非自发过程，其根基在于强大的国家能力支撑。因此，深刻阐释国家能力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石作用，成为逻辑的必然延伸。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国家能力建设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后盾和保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但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所谓国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系统性建设，在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所具备的，能够有效协同政府、市场、社会与公众等多元主体，进而高效实现资源整合与配置、科技创新与驱动、政治共识与高效决策、信息治理与运用、社会凝聚与文化引领的综合实力。在这种综合实力的支撑之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具备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第一，国家能力不是单一的政府能力，而是“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协同的系统性的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政府在国家层面制定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也需要在各级政府层面形成高效能的法治能力，从而形成优良的产业营商环境，有效推动产业积聚和企业创新。没有政府所营造的法治环境以及政府的强大执行能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不可能成功建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绝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政府效率极低、法治环境极差（不能有效保护产权，如美国的“零元购”）、国家治理体系极为涣散的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依赖于国家的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完备度（即具备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如金融交易机制、劳动力要素交易机制、技术交易机制等）。市场运行效率越高、市场完备度越高，则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成本越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现代化产业体系越容易培育壮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优化，各种市场交易机制不断建立完善，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当然，我国市场化的深度还不够，还需要继续在市场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如各类技术交易市场、数据交易市场等。社会层面的建设和公众的动员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当一个国家在社会层面能够保持活力与和谐，当一个国家的公众能够在各个领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释放创新动能，这个国家就具备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微观基础。

第二，建设强大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一个国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最有效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产业和领域中，从而有效提升优化产业层级，实现国家战略，这是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二战”之后，美国以举国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形成了强大的世界领先的现代化信息产业和现代化制造业，其资源配置体制的效率是极高的；政府的战略引领和产业政策扶持、要素市场化机制的全面建立（如推动技术创新的私募股权市场的完善），是其中的核心密码。

第三，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制。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前提。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完善人力资本的分配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激励手段（如股权激励）鼓励创新。科技创新还需要建设完备的知识产权交易机制，同时注重知识产权的落地转化。当今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加大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同时加强企业与高校、政府等主体的合作，形成一个“企业—政府—大学创新共同体”。要大力变革教育体制，鼓励地方政府建立更多的地方性的技术院校、职业学校，鼓励卓越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办学（合作办学校、办专业），共同推动职业院校的发展，推动技术的产业应用。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要鼓励政府、银行和产业园区加快形成“耐心资本共同体”，为科技创新提供资本助力。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包括主板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为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是发达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经验。在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市场的崛起，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更新的关键因素。美国约四成的上市公司曾获得风险资本支持，其中大部分风险资金投向初创期企业。我国在风险投资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创新体制的根本保障，在于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尊重科技、尊重创新的氛围，要在大学中建立一种最有利于创新的体制，鼓励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鼓励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在自由碰撞的基础上进行前沿性的理论创新。国家还要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创新的生态链，鼓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联合与协同，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科技进步。

第四，建设有效的国家政治认同体制（决策体制）。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具有高度适应能力、高度动态发展特征的产业体系，这就需要具备快速决策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的政府与之相配。快速形成有效的国家政治认同，快速进行国家层面的决策以有效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我们要推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社区层面的治理现代化，完善相关决策制度，提高决策效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政治体制，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决策能力，强化国家政治认同。一个在政治认同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一个在决策上低效涣散的国家，是很难快速抓住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历史机遇并进行快速精准科学决策的。中央始终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有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其深意在此。在政治认同和科学决策机制上不断完善，从而创建一种最有利于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政治体制，是中国未来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前提。

第五，建设有效的信息治理体制，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有效治理，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要强化数字治理，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智慧平台建设，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决策与服务效率。要鼓励各地和各主体数据的共享，建立数据要素的交易平台，推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使信息这一要素在全社会中充分自由流动和合理有效配置。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要推动治理手段的数字赋能，依托信息技术实现治理流程优化、决策科学化与服务精准化。

第六，建设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匹配的社会文化体制。这一社会文化体制的核心功能是凝聚人心，倡导创新，强调协同，注重社会和谐与文化自信，其核心价值观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从而形成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心理认同。

第七，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的具体操作层面，国家能力集中体现在产业营商环境建设上。笔者曾经提出构建一种将国家逻辑、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和产业逻辑深度兼容耦合的弹性体制，从而营造一种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优良产业营商环境。产业营商环境包括以下六要素：一是宏观环境，包括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信等）、社会秩序条件（治安环境和社会诚信度）、生态建设条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地区产值、人均收入等），这些基础性的宏观环境决定了产业或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二是制度环境，主要是法治环境、政府效能、财税体系的完善、系统化明晰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扶持政策。三是产业生态环境，包括产业链的完善度、产业集群的发育程度、产业集群之间的上下游交易的便利度、产业的技术生态（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平台）等。四是市场环境，即市场的成熟度、各类线上和线下交易平台、多元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融资体系的完善以及总体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环境等。五是人文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地区为产业发展所准备的历史和人文条件，如人文风气、文化设施丰富度、文化服务业的繁荣度、教育培训体系和人才储备条件（是否具备丰富的地方性大学和职业学院）等。六是国际化环境，包括一个地方的对外开放度、国际贸易便利度、国际品牌展示平台的完善度、对外交往人才的丰富度等。以上六个方面的产业营商环境体系，都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体现，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把握七组辩证关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培育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不论从顶层设计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系统动态平衡”的方法论，坚持制度设计、制度变革、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与科技进步的整体观念、全局观念、系统观念、动态调整观念和均衡观念，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运动过程。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七组辩证关系。

第一，把握好危与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大分化、大调整、大重组、大转折，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局部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冲突、产业链断裂等风险频发，世界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全球格局剧烈变动，但世界多极化、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政治、军事、产业、金融、贸易格局的变化总体对我有利。我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抓住这个重要的窗口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全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争取在2035年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议》稿从这个基本定位出发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既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个“时间窗口”的提法富有深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以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确定性，应对全球格局的不确定性，要在“危”中把握“机遇”，在“变”中把握“常”。这个“常”，就是我们需要始终不渝坚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第二，把握内与外的协同关系，以内为主，内外兼顾。世界大国，无不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建立在本国的内部需求上，将外贸依存度指标压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一条基本经验。违背了这条经验，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而忽视了本国的内部需求，就会使本国的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续的。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了动力。近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基本得到调整和扭转，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已经调整到比较理性的合理空间（36%左右），与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这一比例畸高的情况有根本性的区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动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依赖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基本建立。中国当前强调“双循环”，而不单一强调“内循环”，即基于这一事实。当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参与者，中国在坚持内循环为主体的前提下，仍不能放弃对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努力，仍然不能放弃国际市场，要两条腿走路。我们一方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又要主要立足内循环，提升内需，练好内功，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李强总理指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绝不是不要国际循环，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多途径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加快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安全韧性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三，深刻把握新与旧的辩证关系，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我们现在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体系的转型。但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旧有的传统产业基础之上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旧有的传统产业体系并不是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处于绝对的对抗关系的一种产业体系，旧有的传统产业体系经过改造和升级之后，就可以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对其进行改造。所以传统产业不会消失（比如采矿、冶炼、机械、纺织等），而只能通过改造升级的方法使之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在于大力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使传统产业的运作方式得到彻底转变，焕发新的生机。当前我国一些传统制造业行业正在进行深刻的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笔者于2025年11月对鞍钢集团进行实地考察时看到，鞍钢集团经过“十四五”的智能化升级改造，传统的钢铁行业正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鞍钢集团在“十四五”期间累计放行数字鞍钢建设项目319项，总投资61.7亿元，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成效显著，并积极推进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大模型赋能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科技研发、财务审核、设备管理、客户服务等场景成功应用，选矿黑灯工厂、5G+智慧炼钢、绿色智慧透明工厂等标杆示范相继建成，产线自控化率和智能化改造完成率大幅提升，实现钢铁行业轧钢工序全栈自主工业操作系统“零”的突破。我们要高度重视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建议》提出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等。据测算，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初步估计未来5年会新增10万亿元左右市场空间。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之外，我们还要加快培育新动能，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

传统产业的改造，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能实现了彻底的转换，但这一转换是较为长期的转换，不可一蹴而就。这就是《建议》中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稳中求进”的深刻用意所在。“因地制宜”“稳中求进”的精神实质是努力构建一种弹性的制度机制，避免刚性的制度设计，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在一种弹性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渐进式实施，而不是执行一种刚性的、僵硬的、一刀切的政策框架。在传统产业改造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一些地区执行刚性的政策，希望一步到位、立竿见影，希望把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统统去掉，希望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地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问题，结果手段简单粗暴，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和民生，对地方经济打击很大。盲目“去工业化”、盲目去产能、盲目砍掉传统产业是十分危险的，其思路是错误的。我们在传统产业转型中，要有系统性的、渐进性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要有照顾到技术创新渐进性、民生就业和新旧转换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要注重新增长点的培育，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动能转换过程自然而然地进行，而不是以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和就业为代价去实现“去制造业”“去工业化”。要实现动能转换与经济增长和民生建设的兼容，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攻坚期和过渡期，在新动能和新产业的“立”完全到位之前，先不要急于“破”传统产业，新旧之间的过渡要“软”、要“柔”，不要“硬”、不要“刚”，要衔接自然。这就是中央始终强调“先立后破”的深意所在。《建议》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原则”，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一定的禀赋条件，要坚持科学理性、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警示是非常及时的。要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模式，将传统产业改造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视为一个多部门联动、多目标之间实现正反馈的系统工程，将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工业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向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倾斜的财政政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迁移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链构建等方面的工作统筹起来，从而形成合力。系统推进的转换模式，既利用政府各部门和各领域工作之间的互动性（比如工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互动）所带来的正反馈效应，同时又在时间和空间上注重动能转换的先后顺序设计和空间转移，使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皆在一种成本较低的状态下实现和实施，从总体上降低社会震荡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

第四，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本质特征和要求，就是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可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大挑战的今天，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球的高度，深刻把握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新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主权安全，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防建设；要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在一些关键产业领域（比如芯片等）高度重视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高度注重技术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农业和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等，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全过程、全领域中，在发展中不忘安全，在发展中强化安全。

第五，把握好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发展主线。但“高质量发展”本身是一个“质”和“量”兼顾的整体目标，既要实现提质增效，提高经济发展的“质”，着重培育新质生产力，着重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着重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要在提升“质”的同时，注重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和扩张。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总量的合理增长和较快增长结合起来，并行不悖。《建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至关重要”，为此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在提醒要把经济建设的“质”和“量”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重视“高质量发展”，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量”的合理增长，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量。有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量，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民生建设、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就具备较大的回旋空间。

第六，把握好系统平衡与重点推进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需要重点推进的核心战略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目标，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在重点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多目标的兼容，要注重在多目标中实现系统平衡。《建议》强调“强化系统观念。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我们要系统谋划和协同推进“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推进。要注重在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中遵循系统动态平衡观、整体观和全局观，注重政策之间的配合和互动，注重非经济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致性，注重政策出台过程中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部门协调，避免部门之间、政策之间的割裂。尤其要注意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瞎折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动能转换、环境保护、城市管理、行业整顿中执行严厉的行业政策和城市管理政策，甚至在执行过程中违背法治精神和公民权利，这些非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对企业投资预期、对公众信心造成消极影响，必须加以纠正。

第七，深刻把握市场和政府的辩证关系，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归根结底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为此，我国必须在未来“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议》指出，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着力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持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2025年9月11日，《国务院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发布，同意十地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这对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目前我国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市场要素流动的机制还不顺畅，仍然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劳动力要素（人力资本）、资本要素、知识产权（技术）、数据要素、土地要素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这就极大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进而影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当然，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政府的行为不仅是“有为”的，还应该是“有序”的、“有界”的。“有为”意味着政府应该在法治建设、营商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的产业引导政策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序”意味着政府的“有为”不是毫无章法的乱为，不是盲目的作为，而是根据市场的规律，遵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科学有序地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有界”意味着政府的行为要有界限，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既是有限的，又是受到法律法规约束的，不能以“目的正确”代替“行动合法性”。一个“有为”“有序”“有界”的政府，就能够最大限度增进市场的功能，而不是削弱市场的功能；就能够遵循市场的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违逆市场的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

四、结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深化体制改革要同步推进相互赋能

“十五五”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阶段，抓住这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能的彻底转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极为重要。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物质支撑，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举措，是提升国家能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也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为我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开辟新赛道、发展新动能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保障。它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也不是指向单一的产业层面，而是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视角，以技术和制度、文化相匹配的视角，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与相互赋能。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作者王曙光，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