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全球气候危机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悠久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传统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仍能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作为对上古气候环境尤其气候剧变的制度性回应，中国农历的创制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计量，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框架，其蕴含的“顺天应时”“阴阳调和”和“正朔一统”等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资源。中国农历不断适应“天运”丰富和完善，并吸收其他文明的天文历算成果，在当代视野下，其所代表的知识体系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观、共同体意识、文明互鉴精神以及可持续发展观、长时段思维、整体动态平衡能力，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实效性的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农历；气候危机；文明智慧；生态观；全球治理；文明互鉴
一、引言：气候危机与传统知识的应对
近年来，生态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极端气候频发，反映了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国际组织和国际气候监测机构就气候变化、全球变暖问题持续发出警告。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更新报告》，全球变暖趋势没有放缓迹象，2025年预计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或第三暖的年份。 2025年11月，当各国领导人齐聚巴西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国采取行动遏制全球变暖。古特雷斯表示：“根据科学评估，全球气温自2030年代初起将不可避免地暂时突破1.5℃，这将带来更极端的热浪、饥荒、灾害和流离失所风险，并提高跨越气候临界点的可能性，包括对亚马孙雨林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他强调把升温1.5℃“控制在最少、最短、最安全范围之内”，并呼吁建立“公平、可信、可操作”的融资与行动机制。这一诉求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对治理资源的需求。
2025年6月，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指出：“气候系统变暖趋势持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海洋变暖、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显著加速。”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有效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近年来，蕴含大量天人关系理念、气候治理智慧的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越来越受到关注。传统知识是传统社会在长期与自然环境互动中形成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是动态发展的知识、实践与信仰累积体，能够随环境变化持续调整；传统知识直接关联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是工具，更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的载体。数千年来，全球各民族为应对气候变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策和文化传统。例如对当代中美洲地区农民利用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77篇研究论文表明，传统知识在当地的传统民族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农历是古代天文气象学、农学乃至社会人文各方面传统知识的结晶，是自成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的重要代表。从起源论，它是古人应对气候环境、气候变化的智慧集中体现。在气候剧变当中，中华民族的祖先详实记录气候变化的种种表征，并尝试对气候变化进行归纳、解释和总结，为农业生产提供参照；进而由中央颁历法于天下，以统一的时间制度和权力体系，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周期尤其极端气候的防灾减灾效率。在人类再次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今天，以农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时间制度、生态哲学与知识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二、上古气候剧变与中国农历的创制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是人类由采集狩猎转向原始农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讲，中国农历孕育、起源于漫长史前史中先民的观象授时活动，进入农耕时代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但具体说来，上古时期的全球性气候剧烈变化是促使农历正式诞生的直接动因，亦即农历的诞生与上古先民应对气候不确定性的需求息息相关。
（一）气候突变与文明挑战
龙山时代正处于温暖期到小冰期的气候波动之中。此前中原气候温暖湿润，竺可桢将其命名为“仰韶温暖期”，认为当时中原年平均气温比今天高2℃左右。“仰韶温暖期”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历史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气候波动导致包括尼罗河流域、中东两河流域众多古文明走向衰落，而我国中原地区及其周边的新石器文化如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继走向衰落或终结。又如陶寺考古证实，“当时的陶寺曾有大片的水域和茂林，环境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陶寺早中晚三期均有气候波动”“并渐趋干冷”。
大禹治水正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中原地区一度气温骤降、植被枯死，抑或降水异常、洪水泛滥。相传大禹“奠高山大川”，疏浚江河，最终治水成功，但如此巨量的工程显然在青铜文明早期是不可能实现的。气候研究表明，降温结束、气候好转之时，“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同一时期，西部、北方内陆地区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农业生产毁于干旱，东部沿海地区龙山、良渚文化则因降雨内涝逐渐萎缩；气候波动导致人地矛盾激化，引发严重内乱、战争，当是加速衰亡的重要原因。如文献记载大禹时期南方出现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进而引发动乱，在征伐与被征伐中衰亡的史事；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原地区气候变化导致人地矛盾激化，中原部族遂有南下之意。《墨子》便记载三苗“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夏冰，地坼及泉”是冰雹和地震的表现，种种天灾严重危及农业生产，动乱中遂有“禹伐三苗”。经此降温，中原成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农业孤岛，厥有禹铸九鼎，开夏朝之基。
随着冰期结束，夏朝初年气温重新回升，进入夏—早商暖期。这一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了亚述、赫梯、中埃及等帝国文明，我国也进入青铜文明的大发展时期。而随后的中商冷期，气温再次波动，灾害多发，大量早期商代都城被遗弃。文献记载的商早期、中期屡次迁都，躲避灾害是其重要原因。盘庚迁殷之后，中原恰好进入了显著暖期。竺可桢称之为“殷墟暖期”，认为这一时期安阳年均温度高于现代2℃左右，1月温度更是比现代高3—5℃。大象、犀牛等热带、亚热带物种在中原大地驰骋，殷墟遗址中有梅子等亚热带作物。温暖的气候为盘庚迁殷后统治中心的稳定准备了物质基础。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与商末周初气候突变的时间相吻合。殷周之际，中原气候恶化，出现了严重干旱，在《竹书纪年》和殷墟甲骨中都能找到相应记载。土壤退化，农业逐渐转为旱作，野生动物南迁，大象逐渐淡出中原人的视野。四川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等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一度辉煌的青铜文化到殷周交替之际也逐渐萎缩，与气候突变不无关联。有研究者认为这次降温可能是过去五千年中国气候变化过程中最显著的一次，同期希腊、埃及、两河流域等地青铜文明出现衰落现象；甚或将这些文明衰落归咎于公元前1100前后冰岛Hekla-3火山喷发造成气候恶化，推测文献记载的商末“降尘”可能是火山灰下落。地处西北的周人趁机倾力东向，最终联合中原周边同样受灾的大小部落一举灭商。而到西周中晚期，中原极端气候增多，周人与北方部族的战争也明显增多，西周最终被申国勾结犬戎等所灭，这在时间上与公元前859年至公元前750年间全球性降温同步。其后，再次进入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
（二）失序的天时与维持文明存续的使命
从龙山时代后期以来，中国气温几经剧变，常常是短短数十年间气候迥异。气候波动、降水骤变、水旱不时，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加之由此引发纷争动乱，造成都邑盛衰和王朝兴替。一些曾经的通都大邑、良田人烟没于荒草，《诗经》中“匪风下泉”“黍离之悲”抒发了对故国昔年美好生活的追思与怀念，与此同时，新的繁荣之地、中心之城兴起。面对环境，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能动性。
人事活动与天道运行脱节，造成天人之关系失序，而气候变化造成的“历法失序”，无疑是极为紧迫的社会治理危机。先民早已意识到天时变化与气温降水失常有对应关系，而气候变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原有历法中的月份不再能对应四季温度变化。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这段对上古时期的记述，记录了两次气候异常：其一为“祸菑荐至”，气候异常的最直观感受是物候异常。“菑”通“灾”，本意为放火烧杂草以利耕种，此处意为草木枯死。其二为“历数失序”，直接表现为历法失去了预测天象的功能。孟陬即春正月，“孟陬殄灭”即历法上的正月不再是气温回暖走向新春之时。正月气温不能回暖，和新春不再有对应关系，导致农历失去辅助农业生产功能。摄提即摄提格，岁星在寅年的方位。“摄提无纪”即岁星运转出现异常，导致十二年一周天的纪年周期紊乱，无法纪年。
“闰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是对历法失序现象的高度概括，也表明了农历在传统社会的两大功能，即记录时间和辅助农业生产。
（三）“敬授人时”的时间制度
农历源自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朴素观察，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依照太阳的起落安排生活，“日”从而成为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日落而月升，日月是明暗交替的标志性天象，先民通过观测月亮的阴晴圆缺，逐步总结出约30日的圆缺周期，于是产生了“月”这一单位。寒来暑往、万物荣枯的周期，在根本上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结果，先民通过长期观察物候和星象，逐步掌握了回归年的节律。木星（岁星）约十二年绕天一周等运动，又被用以纪年。
面对气候剧变、历法失序、农时失序，为了精准还原气候节律，重建社会秩序，农历的修订和准确化势在必行。中华先民以“敬授人时”的时间制度回应气候挑战，展现出科学理性与主动精神。先民尝试通过观察天象而总结规律、修订历法，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预期。在历史的积累中，农历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观象授时最初是经验性的工作，需要专人持续观察并颁布时令。相传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专门安排官员负责天文观测和时令预测。考古发掘证实了先民对物候、星象的观测，如陶寺遗址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约建于公元前2100—公元前2000年之间，有学者认为“当为帝尧时代的遗迹”。陶寺观象台“通过夯土柱间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轨迹” 。随着观象授时经验的积累和文字的成熟，先民尝试将观测记录总结规律，并形成农历。
通过对日月星相和物候的观测，先民逐步确定12个朔望月与1个回归年的周期。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人已认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确定了约366日的太阳回归年周期。又因月球绕地球公转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不一致，如果按月球盈亏周期确定月份，则12个朔望月只有354天。为弥合二者周期的差值，古人采用“闰余成岁”方法，“以闰月定四时成岁”，通过增设闰月使历法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回归年。节气的诞生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观察太阳运动的规律总结，确立一整套天地万物的同步准则。相传尧舜时期已通过土圭测日影的方法确定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表示四季开始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节气也相继确定，最迟到西汉初期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已经完全形成，《淮南子》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
三、中国农历应对气候环境挑战的理念
作为对气候环境、气候剧变的制度性回应，中国农历的创制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计量，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框架，其蕴含的“顺天应时”“阴阳调和”和“正朔一统”等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资源。
（一）顺天应时：以时间管理对冲风险
在古人看来，理想的历法明确了天人关系，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运行并以收获敬神，最终实现灾祸不生、风调雨顺、收获不匮的稳定预期。农历强调按季节安排农事活动，让农业活动遵循气温和降水规律，本质上是根据自然节律，合理利用光热降水条件，尽可能规避环境风险，最大程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精细的农时管理对冲气候波动风险，以精耕细作达到高产预期。其中充分蕴含了天人合一、顺应时变的生态哲学，可持续发展、长时段思维的古老智慧。
农历以四季为序，安排每个月的农业、人事活动。为制定、完善农历，中华民族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天文观察经验，而早期农历在制定之初、误差可控时，的确是农业生产的可靠参照。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七月流火”意为大火星（心宿二）下落，气温即将转凉，于是需要“九月授衣”，即准备过冬衣物。“七月流火”出自《诗经 "豳风 "七月》，全诗八章，第一章记秋种春耕，第二章记植桑养蚕，第三章记纺线织布，第四章记猎取野兽，第五章记修葺房屋，第六章记作物丰收，第七章记打谷入仓，第八章记冬日宴饮，完整记录了农夫一年到头的劳作。每一章都以月份开头，顾炎武认为本诗的月份使用夏朝历法。这表明在历法正常运转时，中华民族的祖先熟练地按历法安排农时，实实在在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农历不仅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更为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准备了物质基础。如《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载“古之治民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礼记 "月令》按季节、月份列载甚详，推知当有更早的制度与观念依据。至董仲舒则认为，“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意即一岁应以春季为始，春暖夏暑、秋清冬寒，每个季节对应各自的气温，有各自的劳作顺序，为政也应当顺应天时天道。
（二）阴阳调和：整体动态平衡的时间坐标
中国农历是阴阳合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华民族就已使用阴阳合历。古人将太阴历的朔望月和太阳历的回归年统一到同一部历法中，统筹安排昼夜、四时节律，使历法既保留了月相变化的直观性，又确保了寒暑季节的稳定性，成为一套科学、实用的时间坐标，并且蕴含了整体协调、动态平衡的理念。
太阳历和节气直接反映的是日照对地球的周期性影响，其决定了寒暑温凉的总趋势；太阴历的月相朔望反映的是地球、月球的位置关系，其虽不直接驱动气候，但影响潮汐，并与物候、降水等地面现象有经验性联系。从实践中看，太阴历、太阳历二者各有所长：采用回归年，便于安排农时；采用朔望月，观测月相可以直观确定日期。
闰月的概念是阴阳合历的标志之一。英文中常将中国春节称为阴历新年（Lunar new year），这并不符合中国农历的实际属性。太阴历并不考虑太阳回归年，故其月份与寒暑不一定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按大英百科全书表述，阴历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当代最有代表性的阴历是伊斯兰历和犹太历。由于阴历不考虑月份与季节的对应关系，伊斯兰历十二月有时是夏、有时是冬，这与中国农历有着本质性不同。
准确的历法能“明时正度”，为农业生产提供参考，缔造“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的理想农业社会。在历法确定之后，天人和睦，物产不匮，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因而有信，神由此明德，人类在天地自然之间确立了稳定关系，社会道德秩序得以确立和维系。这里较特殊的便是“阴阳调，风雨节”，阴阳合历或是其原初的意涵之一。
（三）正朔一统：大规模组织行动的制度保障
为应对跨越区域的气候变化，组织广大人口进行统一的治水等行动，必须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和政令系统。而农历不仅是中华民族时间制度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的直接来源，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非物质文化载体。
农历的“元旦”作为岁首，又称正月朔日，即所谓“正朔”，其制定权自古是天下一统的权威象征。“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遵用王朝历书规定的纪年、授时方法，即“奉正朔”，是服膺大一统的表现。史载夏朝建寅，商代建丑，周朝建子。《春秋》正名分、复周礼，其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对于此六字，一贯讲“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逐字解析：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认为，以“元年春王正月”作为编年史的开头，是以遵用周文王所颁历法的形式来表达尊奉天子之意，“大一统”的表述由此发端。每月的首日即朔日也有象征性，周朝金文中表示日期的“吉日”与“吉”都是朔日。周朝确立“颁朔”之制，即“颁告朔于邦国”。诸侯国接收天子历书后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羊祭庙，即“饩羊告朔”，随后在祖庙听证，即“视朔”。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威下降，鲁国逐渐不再“视朔”，孔子门徒子贡便想废掉“告朔之饩羊”，孔子反对这种子贡的主张，对子贡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农历的制定权是中华大一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历来为儒家所重。
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明确从理论上对农历的制定权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将重修农历作为天下一统的重要前提。董仲舒指出，“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重修农历成为王朝鼎革后的头等大事，从此也诞生了研究古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学说——“正朔论”。从传统走向现代，时至今日，农历仍由国家统一颁行。
四、中国农历智慧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文明互鉴
农历从黄河流域发祥，起源于农业生产一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发展、交流推广，在守正创新中，成为一套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遗产。中国农历作为一种古老的时间制度，其内在的智慧，为解决当代全球气候治理困境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及其文明存续的必由之路。农历深植于农耕文明的底蕴，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顺应时变的生态观念，以及相应的长时段、可持续思维，整体协调、动态平衡能力。“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具有重要意义。
如农历的节气，将物候与气候结合，将太阳周年运动与地面草木枯荣变化对应，形成一套天地万物同步的历法节律，进而融天时、物候、农事、节令、风俗、政治等为一体。节气数千年传承有序，始终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围绕节气发展出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戏曲、美术作品等层出不穷，各地形成了许多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生产生活仪式和民间风俗。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气候责任
与农历所确立的统一时间观念相应，中华民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中央政府向天下颁布历书，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在统一的时间节律下生产生活。农历的诸多节日则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非物质文明标识，无论是分至祭日月天地、禴祠蒸尝、春秋两社还是上巳祓禊、四时改火、腊祭，无论是春节迎新拜贺、上元赏月观灯、中秋拜月团圆还是清明祭祖踏青、端午悼屈原赛龙舟、重九登高祈寿，农历节庆文化对生活温暖、对家国群体、对深沉历史的重视以及普天同庆、天人亲合、正德厚生的大格局，本质上是对共同体延续与繁荣的深切关怀。
中国农历文化是各地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如“节气形成于以观察中国黄河流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该遗产项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被列入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2014年，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仁赶分社被列入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又如春节、龙抬头、三月三、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节日，均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共享。
与农历创制相伴随，正是在应对共同的气候环境、气候挑战中，早期“华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萌发和强化。而在颁朔等制度形成的统一行政体系之下，古代王朝还成为敬授人时、务农重本、兴修水利、救灾保民的责任主体，共同体也在共享时间与生产生活秩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不断巩固。《周礼 "大司徒》中有“荒政十二”，即十二条救灾措施，包括救助灾民、降低百姓负担、减少开支、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在统一的政治权威和时间制度下，可以调动各地各阶层资源，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应对寒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制度和能力，并足以支撑大规模的防灾工程建设。
当今气候危机是全球各国的共同挑战。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11月3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在这一背景下，农历所蕴含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与责任伦理，以及具体所需的气候治理能力，值得我们深入阐释、充分继承与创新转化。
（三）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天体运行周期的变化，农历需要定期修订，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积极引入新的历算成果与观测手段，让农历的更新更加准确。中国农历在数千年间的多次修订中，还逐步吸收世界各地的天文历法成果，集百家之长，发展出一套富有包容性的时间体系。
曾有学者推测，上古天文历算可能吸收了西亚等文明的某些因素，但无确论。佛教等外来宗教带入印度等地的历法，如唐代开元年间印度《九执历》被译为汉文，一行和尚在制定《大衍历》时，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参考了《九执历》。元代大量引入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参与天文和历法工作，郭守敬编修《授时历》时得以参考阿拉伯地区的历法成果，明朝司天监仍将《回回历》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欧洲传教士将第谷体系、哥白尼体系和开普勒椭圆定律先后译介给国人，随后的《崇祯历书》《时宪历》都利用西洋仪器辅助天文观测，并参考了西洋天文学的若干学说。这充分证明了农历这一知识体系本身具有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潜力，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体现。
农历的完善，吸纳了来自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可说是多元文明成果融合的产物，是世界智慧的结晶。同时，农历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与影响。这足以证明，交流互鉴是激发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面对气候危机这一全人类课题，正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国际合作，依靠开放包容的文明互鉴，激发探索创新，方能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出路。
五、结语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关键转折点。中国始终积极响应联合国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低碳技术的主要贡献者、绿色转型的重要引领者”。在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挑战时，中国农历的生态理念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视角，可作为联合国气候治理方案的有机补充。推动农历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文明标识的全球影响力，也为构建更加包容、公平和实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作者 | 孙佳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周天一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