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反思与中国实践特色，本文构建包含社会结构、社会事业、公共参与、社会价值认同四个核心维度的测度指标体系，整合宏观统计数据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微观数据，系统评估我国社会领域现代化的成就与挑战。研究显示，我国在人口素质提升、城镇化推进、社会保障覆盖、互联网普及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公众国家认同、社会安全感与幸福感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也面临少子老龄化加剧、城乡与群体间发展失衡、公共参与活力不足、数字素养鸿沟等问题。未来需以均衡发展为主线，通过深化户籍与收入分配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加强价值认同建设等路径，破解结构性矛盾，推动社会领域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领域；指标体系；均衡发展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维度的指标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列的独立领域与关键一环。社会领域现代化，聚焦“五位一体”中“社会建设”层面的现代化进程，特指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宏观过程中，与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直接相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核心的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变迁。其核心目标是建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具体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关键任务。
然而，如何科学地衡量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现代化的各层面发展是否充分而均衡？其国际比较的状况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图景至关重要。因此，本文聚焦于构建一个能够精准测度“社会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实证数据，系统评估当前我国在社会领域的现代化特征、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从而明晰未来社会建设的重点方向。
社会领域现代化水平衡量的关键问题，是厘定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变迁应该包含哪些成分或要素，以及相应的测量方式。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由工业化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变迁，因此应该从工业化带动的视角，概括社会领域现代化的内涵。如涂尔干认为，工业化复杂的劳动分工，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体系，导致了社会分化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埃弗里特·李指出，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与非农业的产业效益差异，拉动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城市化得以发展；阿普特、马歇尔等阐释了作为工业革命思想准备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和科学主义，带来现代知识教育的广泛普及和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由此可见，社会分化、城市化、现代教育普及、民生保障等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社会领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这些理论将现代化视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趋同过程。
以上述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为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始测量社会领域现代化的指标相继问世。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1966年提出的10项现代化指标中，包括了社会领域的城市化（指标为城市化率）、现代教育普及（指标为每百万人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居民健康（指标为新生儿死亡率、每百万人拥有医生数）、大众传播（指标为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报纸/广播/电视数）等方面的内容；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艾利克斯·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中，也依然是以城市化率、成人识字率、每个医生服务人数、人均预期寿命等作为社会领域现代化的测度指标。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对这类源自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社会变迁经验的理论学说和衡量指标构成了深刻的质疑与挑战。其一，发展理念与价值核心的根本不同。西方经典理论内嵌着“自由市场驱动”与“个体主义至上”的逻辑，将现代化简化为以资本效率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线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公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社会领域现代化的内容必须涵盖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包容性，其衡量指标必须包括公众感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福祉。其二，社会结构与转型动能的时代变迁。经典理论诞生于工业社会，其指标反映了机械化大生产与人口地理集中的变迁逻辑。然而21世纪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社会转型，数智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连接方式、知识传播路径与个人发展机遇。因此，社会领域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须纳入数字包容、网络素养、智能公共服务可及性等新维度。基于以上理论思考，并综合既有的社会领域现代化学说和中国政策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四个核心维度、多层具体指标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测度框架（见图1）。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刻画了社会领域现代化的立体图景。
其一，社会结构维度。这是现代化的基础骨架，主要考察由工业化、信息化驱动的社会构成要素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规模、素质、年龄构成、生育水平）、城乡结构（城镇化水平、户籍—常住人口结构、城乡关系）、职业—阶层结构（产业结构就业分布、职业构成、社会阶层形态）。该维度旨在反映社会基础的现代性转型程度及其支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二，社会事业维度。这是现代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主要衡量国家为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提供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源投入，涵盖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教育（各级教育普及率、质量与公平）、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政府投入、公众满意度）及网络信息应用（普及率、素养）。该维度聚焦发展的共享性与可及性，直接回应“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
其三，公共参与维度。这是现代化的治理活力体现，主要评估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包括组织参与（社会组织数量与个人参与率）、社会参与（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广度与深度）、社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参与情况）。该维度旨在考察社会力量的发育程度和治理模式的民主化、协同化水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实践反映。
其四，社会价值认同维度。这是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与社会整合基础，主要测量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态度与主观感受，包括社会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社会包容（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接纳度）、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自我阶层认同）、社会公平感（对总体及具体领域公平程度的评价）、主观社会感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及对共同富裕的认知与期待。该维度深入社会心态与文化心理层面，衡量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凝聚力和内在可持续性。
为确保指标测度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整合宏观统计数据与全国代表性微观调查数据。其中宏观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各部委发布的年度报告、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资料等。这些数据用于描述宏观层面的结构变迁和社会事业发展概况；微观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CSS是一项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访问对象为18—69岁的中国公民，其样本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该数据为我们深入分析群体差异（如城乡、世代、职业、教育）、测量主观态度与行为（如公共参与、社会信任、公平感、幸福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以上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数据方法的系统构建，本文尝试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进程提供一个既具有理论高度又有经验证据，既有宏观统计的“总体画像”又有微观调查的“个体感知”的评估，为理解其成就、剖析其挑战、展望其未来提供扎实的实证依据。
二、社会结构维度的发展特征与现实挑战
工业化是带动社会结构迈向现代的引擎，它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和能源，从根本上重置了社会运行的逻辑，大机器生产、工厂制和组织化的雇佣劳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引发了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聚集，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细密，造成了人口、城乡和阶层结构的连续变迁。人口结构的优化、城乡结构的平衡、“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和稳固，可以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人口结构变化：素质提升与少子老龄化挑战并存
人口和现代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口规模是影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超过现在所有现代化国家人口总和，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从人口素质来看，我国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比接近两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2年至2023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学人口的比例由10.2%持续下降至3.9%，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同期由4.7%上升至19.2%；我国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3年的11.05年。这一人口素质红利，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依赖人口数量向依托人口质量转变。然而，也应看到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2023年美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9年，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均为12.7年。
从人口增长趋势来看，我国的人口已进入负增长区间，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已在世界低组。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趋势是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龄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由2003年的12.41‰下降到2024年的6.77‰，目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持续的低生育率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50年的5.73下降到1990年的2.51，进入21世纪以来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至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1.01，远低于世界总和生育率2.25的均值，在全球国家和地区中排位在最低10位。
自2016年始，我国转向放开生育政策，但迄今为止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仍未显著提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至2023年的调查数据，在18岁至49岁已婚有子的人口中，生育多孩的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在2015年15.7%的人有再生育子女的意愿，但到2023年同类人口中这一比例下降为7.0%；表示不再生育的比例自76.4%上升至85.6%。
从年龄结构来看，我国老龄化不断加深，社会抚养比持续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增大。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生育率下降，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2024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2.2亿，占总人口的15.6%，已进入深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社会抚养比也在持续增长。从图2可以看到，近10年来我国社会总抚养比由35.3%上升至46.6%，其间少儿抚养比上升了2.6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上升了8.7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的社会抚养比更是高达49.7%。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压力增大，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口结构变迁呈现鲜明的“一体两面”特征。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构成了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而日益严峻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则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可持续性与社会代际平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轨迹，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统筹应对这一双重现实——既持续扩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优势，又能成功构建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二）城乡结构差异：城镇化进程与户籍制约问题
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明显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市公共服务亟待普惠化。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化在社会层面的另一表征便是城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由1980年的19.4%增长到2024年的66.9%，实现了较大程度的飞跃，超过了当前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56.9%，但在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居于中位，距离高收入国家80.9%的城市化率还有较大的差距，也明显低于东亚邻国日本（92.0%）、韩国（81.4%）。在金砖国家中仅高于印度（35.9%）而远低于巴西（87.6%）、俄罗斯（75.1%），略低于南非（68.3%）。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80%之后会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以此观之，我国大概在未来的十年期间也将进入“逆城市化”阶段，这意味着城镇化的规模扩张窗口期正在收窄，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变得更为紧迫。
我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明显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据“七普”公报，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二者之差为18.49个百分点。CSS调查2023年的数据也显示，我国目前18—69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4.5%，但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9.7%，二者之间有近15个百分点之差。其中华东、东北地区差别最大，分别为相差17.4和16.4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明显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我国的城镇化率是靠大量的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进城务工人员）拉动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本地户籍所附有的城市公共服务应该惠及这两亿多的城镇常住人口。
（三）职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到“橄榄型”的转型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对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被工业、服务业经济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经济活动，使得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职业基础上的社会阶层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已由“金字塔型”转向“橄榄型”：其间农业劳动者占比由2000年的64.5%缩小到2020年的20.5%，减幅高达44个百分点；工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分别增加了10、24.7、 3.8、4.7个百分点，展现了整个社会的职业阶层结构由传统形态逐步向现代社会形态过渡的态势。我国职业结构从“金字塔”向“橄榄型”的转型，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结构性变迁（见图3）。中间职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等）的快速壮大，构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不仅有利于消费升级、扩大内需，更有利于缓冲社会矛盾、促进稳定，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社会事业维度的覆盖水平与均衡性测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事业事关人民福祉，体现了现代国家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在我国社会事业特指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体现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包含社会保障、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内容。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网络信息应用五个方面可描述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事业领域的态势。
（一）社会保障：基本盘广覆盖与群体间失衡并存
社保基本盘覆盖范围广，城乡之间、职业群体之间参保差异大。十余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全国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从2013年的5.71亿人、4.98亿人、1.64亿人、1.99亿人、1.64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13.26亿人、5.38亿人、2.46亿人、3.04亿人和2.53亿人。特别是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近5年来一直维持在95%以上。各类社会保险的广泛覆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事业发展，奠定了稳固保障的基础。
但上述社会保险的覆盖存在着社会群体间明显的差距。从CSS调查2023年数据来看，作为“社保基本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高、覆盖范围广，尤其是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接近95%，且城乡差距不大。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覆盖率在城乡居民之间和不同职业群体间差异较大，白领的各项参保率均显著高于蓝领和农民群体，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见图4）。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保障建设在实现“基本盘”广泛覆盖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正面临着从“有”到“优”、从“覆盖”到“公平”的深刻转型。
（二）教育发展：规模成就显著与资源集聚挑战
我国教育事业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教育大国、强国。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各类学校在校人数由2010年的19922万人扩增到2024年的22876万人，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同期高校毕业生由575万人增长至1059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
年轻世代人均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平均值，高素质人口向中心城区汇聚。CSS调查2023年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18—6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这一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9年甚为接近。其中30岁以下群体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长，为13.9年；30—39岁年龄群体为12年，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具有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28.5%，其中30岁以下年龄组占比62.6%，远远高出其他年龄组的水平，将成为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优质劳动资源。从城乡级别来看，主城区高等教育普及率最高（47.4%），城乡接合区和镇中心区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分别为27.6%和28.9%，呈现出高素质人口汇聚中心城区的现象。但是这种高素质人才向中心城区高度集聚的趋势，也带来了区域与城乡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长期挑战。
（三）医疗服务：资源总量增长与城乡配置差异
医疗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医疗人均享有资源逐年增长，但医疗服务的城乡差距依然不容忽视。十余年来，我国医疗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医疗人均享有资源逐年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公共卫生机构1093551个，执业医师508.15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029.84万张，分别是2010年的1.16倍、2.1倍和2.15倍。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拥有执业医师数不断增多，前者从2010年的每万人拥有35.8张床位上升至2024年的73.2张床位，后者从每万人拥有18名医师上升至36名医师，均翻了一番，这表明我国医疗资源的不断增加和医疗系统的服务能力在持续提升。但也要看到，医疗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虽持续缩小但依然明显：目前，农村居民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相当于城市居民的80.9%，而每万人拥有的医师数则更低，仅为城市居民的65.9%。
（四）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加大与公众满意度提升
公共服务支出逐年增加，八成以上的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统计数据显示，十余年来我国公共服务支出持续增长，从2010年的30018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15038亿元，增幅为283.4%；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期也由33.4%上升至41.9%。这表明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对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较高。
CSS调查2023年数据显示，86%的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工作总体表示满意，尤其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满意度达到92.6%；相对而言，公众满意度较低的方面是“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73.5%）、“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73%）、“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75.1%），表明公众对当地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保障就业及提升服务意识方面有更高诉求（见图5）。
（五）网络信息应用：高普及率与数字素养鸿沟
互联网成为当今世界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也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2024年我国网民人数超过1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8.6%，远高于世界67.6%的平均水平，但距高收入国家平均93.4%的普及率还有相当差距。我国网民平均网络素养水平达到中等偏上，城乡之间、职业之间、年龄之间存在着素养“鸿沟”。以CSS 2023调查的网络素养指标来看，以百分制计的全国网民平均网络素养得分为66.2分，达到中等偏上水平。城乡之间存在8.2分的差距，城市居民网络素养更高；不同年龄组比较，呈现年龄组越偏小，网络素养越高的趋势，30以下年龄群体得分最高，为77.5分；不同职业群体比较，白领群体得分最高，其次为蓝领群体，农民群体得分最低，分别为74.9分、66.5分、51.6分，三个职业群体间网络素养差异较大，这也是线下的职业分化在线上空间的一种“映射”。
四、公共参与维度的水平与模式
广泛的公共参与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核心特征与重要方向。中国在公共参与领域尤为注重保障人民群众广泛而平等的参与权利，积极推动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联结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也在实践中逐步提升了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从而推动社会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参与型社会转型升级。公共参与中的组织参与是公民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表达利益、形成集体行动的基础；社会参与是公民影响公共议程、推动社会进步的常态化渠道，其广度和深度直接反映出社会的活力与开放度；社区参与是培育公共精神、解决基层问题、增强社区凝聚力的根本场域。这些多元化的参与模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持续的内生动力。
（一）组织参与：参与率总体偏低与结构上的年轻化、高学历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4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872119个，平均每万人拥有6.25个社会组织。这表明社会组织已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然而，根据CSS 2023的调查，公众的实际组织参与率仅为38.6%，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居民未加入任何社会组织，反映出我国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仍有待提高。从参与结构来看，社会组织参与呈现明显的年轻化和高学历特征。“80后”及更年轻世代的参与率高于整体水平，其中“90—00后”的参与率最高，达到56.1%。同时，受教育程度与参与率呈正相关，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参与率为67.6%，较总体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年轻一代和高学历群体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组织中，这一趋势也与高等教育普及和社会观念变化密切相关。
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发展，青年一代与知识阶层更具通过组织化方式实现社会价值、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在更广泛人群中培育参与习惯、拓宽参与渠道的紧迫性。
（二）社会参与：渠道多元化与代际分化模式
我国公众的社会参与渠道多样，但总体参与水平较低。根据CSS调查2023年数据，我国公众可通过党政部门、单位、社区、媒体和互联网等多种渠道进行社会参与，但整体参与水平仍有待提高。在所列的9类常见社会参与行为中，仅34.4%的受访者在过去两年中曾通过至少一种方式参与社会事务。从具体形式来看，“参加社区组织或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率最高（18.8%），其次为“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社会问题”（12.8%）（见表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会参与存在明显差异。90—00世代的综合参与率达到46.2%，显著高于总体水平。该群体在“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社会问题”（24.7%）、“在网络上发表对公共政策的意见”（6.9%）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参与率远高于其他年龄组，显示出其更倾向于依托互联网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的鲜明特征。这一现象也表明，互联网平台有效促进了年轻世代的社会参与，但不同世代在参与模式与渠道选择上存在结构性差异。
（三）社区参与：总体水平偏低与结构化的代际、教育差异
公众社区参与总体水平偏低。根据CSS调查2023年数据，过去两年内，公众在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志愿者活动、决策投票及反映问题这四类行为上的综合参与率仅为34.9%，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未曾涉足这些基础公共事务。从具体形式看，以公益服务为导向的“参加社区公益/志愿活动”（17.7%）和以行使权利为核心的“参与社区事务决策投票”（17.0%）是相对主要的参与方式。
进一步分析显示，社区参与在代际与受教育程度上呈现清晰分异。一方面，参与率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代际曲线：社会责任与家庭生活相对稳定的“70后”与“80后”成为中坚，而“50后—60后”及“90—00后”群体的参与活跃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参与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参与率明显领先，初中及以下群体的参与率则与之相差约24个百分点，这凸显了教育在塑造公民社区参与意识与能力上的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社区参与呈现出“总体参与不足，且参与结构深度受教育与代际影响”的双重特征。这不仅反映了基层公共生活活力有待整体激发，也提示了未来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需采取差异化策略：既要通过丰富参与形式、降低门槛以扩大普遍参与，也需特别关注如何唤醒“两端”世代（年轻与老年群体）的参与潜能，并着力缩小因教育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公民参与能力鸿沟。
五、社会价值认同维度的总体态势与群体分化
社会价值认同作为社会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也是推动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高度的社会信任能够为社会治理和市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预期；普遍的社会宽容则有助于包容多样性、激发创新活力，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开放性；强烈的社会认同感是凝聚国家共识、提升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对公平正义的广泛认同，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发展成果共享的根本前提；公众对社会状况的整体感受，则综合反映了现代化建设的接受度和人民满意度。下文将依次从社会信任、社会宽容、社会认同、社会公平及主观社会感受五个方面，呈现当前我国公众社会价值认同的总体态势与结构性特征。
（一）社会信任：高制度信任格局下的群体差异
公众的社会信任呈现“高制度信任、中等人际信任”格局，且存在城乡、代际与教育背景的结构性差异。根据CSS 2023调查数据，我国公众的社会信任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在制度信任方面，对中央机关、各级政府、医院等13类机构的信任评价经百分制换算后，总体得分为78.4分。分城乡来看，农村居民的制度信任评分（81.5分）明显高于城镇居民（77.9分），差距为3.5分；从代际来看，“90—00后”与“50后”的信任度最高，均为79.3分，而“80后”评分最低，为77.2分，相差2.1分；从教育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制度信任度最高，达80.5分，其他教育背景群体的评分则相对接近。这些结果反映出我国公众对制度机构的信任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尤其在城乡和部分代际之间存在结构性特征。
在人际信任方面，公众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平均评分为6.5分（10分制）。不同城乡、代际和职业群体之间的人际信任差异较小，分值波动幅度仅在0.1分～0.2分，表明人际信任水平在社会各层面分布较为均衡。
（二）社会包容：对边缘群体的接纳程度分化明显
CSS 2023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特定边缘群体的接纳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对有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刑满释放者的接纳度较高，分别是73.7%和68.7%；对乞讨者和婚前同居者的接纳度中等，分别为56.2%和55.7%；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患者的接纳程度最低，分别是20.3%和30.0%。由此可见，我国公众对边缘群体的接纳度呈现明显分层特征，对有明确法律保障或符合改过自新叙事的边缘群体接纳度更高，而对突破传统伦理认知或担心危及人身健康的污名群体接纳度偏低。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接纳差异明显。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对婚前同居者、同性恋、有不同宗教者、艾滋病患者的接纳程度更低。除了对乞讨要饭者、刑满释放者，城乡居民对其他群体的接纳程度特征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接纳。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公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整体包容度的提升将是大势所趋。
（三）社会认同：高度国家认同与乐观的地位预期
九成以上的公众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民族文化高度认同，对中国人身份感到自豪。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结合体。总的来说，我国公众的国家认同比例非常之高，98.4%的公众以拥有中国人身份感到自豪，分别有96.8%和96.3%的公众认为“中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好”“即使可以选世界上任何国家，我也更愿意做中国公民”，分别有95.8%和95.1%的公众认为“目前政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中华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程度差异不大（见图6），充分体现了公众对我国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我国公众社会地位认同呈现趋中性，对未来整体预期较好。数据显示，相较于5年前的自评情况，下层阶层认同下降明显，中下、中间阶层认同上升明显。此外，未来5年的社会地位认同向上趋势明显，表明公众普遍抱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四）社会公平：总体评价较高但存在城乡不公感知
我国公众的社会公平评价总体较高，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仍是主要问题。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价”的10分制评分中，我国公众对社会公平评分均分为6.7分。城乡、代际、职业类型的人际信任水平之间的均值差异不大，分值差异幅度在0.1分～0.3分之间。在对不同事项的社会公平评价中，各项公平感均超过50%，其中，“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感最低，分别为52.8%和53.9%。
（五）社会感受：幸福感与安全感的代际反差
安全感与幸福感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成效的关键主观指标。社会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物质与制度进步，更要落实于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安全感则源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与风险保障，幸福感关乎生活质量的提升，二者共同构成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现实反映，是检验现代化是否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尺度。
我国公众对社会安全的总体评价相当高。94%的受访者对总体的社会安全给出肯定的回答，且各社会群体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其中，人身安全、个人的家庭财产方面的安全感都超过了95%，医疗、环境、交通、劳动等领域的安全感也都在87%以上。未来需进一步提升的主要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和食品安全。
公众幸福感总体较高但存在结构性差异，呈现“年长群体高于年轻群体、低学历者高于高学历者”特征。在CSS 2023调查中，用“我相信社会上大部分人是善良的”“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等7个题目测量公众的社会幸福感，换算为百分制，总体得分为80.4分，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代际角度看，幸福感呈现随年龄递减趋势：“50后”得分最高（85.3分），“90—00后”最低（77.3分），两者相差达8分。在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幸福感得分（82.3分）反而高于高中、大专及本科以上群体，反映出幸福感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些差异提示我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关注年轻群体和高学历人群的心理感受与价值实现。
由此看来，我国公众的主观社会感受呈现“安全感托底、幸福感分化”的格局。普遍较高的安全感反映了社会稳定与秩序建设的有效成就，而幸福感在代际与教育维度上的显著差异则揭示了一个深层命题：在物质条件普遍改善后，幸福感越发取决于个人期望与社会现实的匹配度，以及价值实现的获得感。
（六）共同富裕：国民增收与收入分化并存的现实基础与民意挑战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奋斗目标，其实现路径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富裕，在此基础上通过收入调节政策，逐步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与群体差别，并使之处于合理差距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10年的419253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349084亿元，同期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2520元上升至41314元，其间分别增长2.2和2.3倍，呈现同速率增长态势。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增长同步，国家经济发展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朝着富裕社会、全民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然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仍在高位，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十余年来一直维持在0.46以上的较高水平。以人均收入五等份分组，最高20%收入组和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近十年来也一直在10倍以上。这说明这一期间我国居民的收入虽然整体倍增，但内部差距过大的状况依然存在，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仍须加大努力。
居民人均年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188元和23119元，前者是后者的2.34倍。按城乡各自的人均收入五等份分组来看，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均值与农村居民低收入组均值之比为3.33倍，中间偏下收入组为2.51倍，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的城乡均值比分别为2.51倍、2.52倍和2.11倍（见图7），表明城乡二元格局仍是实现共富的主要障碍。
公众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呈现复杂图景。CSS 2023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82.9%）认同在“大家过上好日子”基础上允许合理差距的“差别式富裕”。这与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实践路径相契合，也体现了人们对发展效率与动态公平的认同。同时，“共同富裕就是大家都一样富裕”的“平等式富裕”认知也获得较高支持（75.2%），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传统平均主义思维的延续，以及对发展成果共享的强烈期待。而对“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济贫”的“截高补低式富裕”认知支持率较低（33.2%），该认知在农村居民（42.3%）、低学历群体（47%）、农业劳动者（49.9%）及老年人（55.6%）中比例较高（见图8），既反映出部分群体对缩小差距的迫切愿望，也提示其在理解系统性、渐进性共富路径上存在认知局限。
上述宏观和微观的数据揭示，我国正面临“增长与共享”的动态平衡挑战。一方面，全民收入随经济同步增长，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依然过大，成为共富目标实现的障碍。社会主流高度认同共同富裕目标，并在原则上支持“有差别的共享”，但对于实现目标的具体政策路径尚未形成广泛共识。
六、结论与展望：迈向均衡发展的路径思考
从社会结构、社会事业、公共参与和社会价值认同四个维度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进行系统的测度，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领域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图景清晰呈现：一方面，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跃升，城镇化水平跨越式发展，以“橄榄型”为目标的职业—阶层结构持续优化，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基本织就，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这些结构性变迁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领域得到切实体现。公众对国家发展道路、民族文化表现出高度认同，对社会总体安全和制度运行给予较高评价，幸福感、安全感整体维持在较高水平，共享发展成果的共同富裕基础初步奠定。这一切都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的巨大潜力。
然而，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并非坦途。测度结果同样揭示出当前社会领域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构成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其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少子老龄化与深度老龄化叠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压力；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现实，大量城镇常住人口未能完全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除；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鸿沟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其二，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上成就斐然，但在失业、工伤、生育等险种上，不同职业群体间的参保率差异显著，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面临考验；高素质人力资源向中心城区过度集中，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网络普及率虽高，但不同职业、年龄、城乡群体间的数字素养鸿沟明显，线下社会分化在线上空间产生“映射”。其三，社会参与活力有待激发，治理模式需向“参与型”深化。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协同治理机制的效能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尽管年轻世代和高学历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和能力，特别是善于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声，但如何将这种潜能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有实效地参与实践，是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挑战。其四，社会心态与价值认同的复杂性不容忽视。年轻世代和高学历群体在拥有更高制度信任和更强参与能力的同时，其社会幸福感评分却相对较低，对社会歧视性待遇的感知更为敏锐。伴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和权利意识觉醒，公众的期望也在不断提升，对社会公平正义、个人价值实现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有效回应这些新期待，疏导社会情绪，凝聚最大共识，是维护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深层次议题。
展望未来，推动中国社会领域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紧扣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要求，将“均衡发展”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针对关键短板精准施策。首先，应以深化改革破解结构性制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调整，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其次，应在普惠、均衡、优质上下功夫，推进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并提升统筹层次，着力消除群体间、区域间的保障差异；推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下沉与均衡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大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让信息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再次，需着力构建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激发全社会参与活力。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特别是要重视并善用互联网平台，引导、吸纳年轻一代有序参与公共生活；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其专业服务和社会协调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最后，要持续加强社会心态引导和价值认同建设。在不断夯实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民的精神福祉和主观感受，特别是要回应好年轻群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关切与焦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更加宽容、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使每个人都能通过奋斗实现人生价值，从而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领域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复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彰显着基于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未来需要在巩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在社会结构的优化、公共服务的共享、治理力量的协同价值共识的凝聚中，最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作者李炜、米兰，李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米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