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式政治模式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遭遇危机，曾经独步天下的西式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遭遇“普适性、真理性”危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崛起，势将引发一场科技和知识生产范式的革命。面对历史之变、世界之变，中国学术界要把握历史主动，积极承担战略使命，形成扎根本土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近些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经验包括：坚持问题导向，实现从理论验证向理论生产的重心转移；聚焦标识性概念，基于政治术语与本土实践加以提炼并进行学理化阐释；坚持方法创新，拓宽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路径与学科边界。放眼未来，应当构建适应并引领智能时代的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人工智能+学术创新平台、创新学术治理体系、促进学科之间融合，为人类文明贡献更多的中国知识和经验。
关键词：世界之变；中国之治；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构建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节点。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再度抬头，科技革命重塑权力格局——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世界之变。自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奉行并极力推广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及其支撑下的知识体系，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与解释力困局。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没有实现，不同的发展模式、治理理念和文明形态反而在时代机遇下焕发新生。
面对当今时代的潮流，学术界是抓住历史主动权，迎难而上，积极应对新的挑战，还是被动附庸，闭关自守，这对中国的学术来说，事关存亡。掌握历史主动权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过程中的优良传统。马克思指出，作为主体的人不是消极被动地被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他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着历史。历史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参与。共产党人要在正确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自觉发挥主动性去改变世界、创造历史，这就是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在这样的历史交汇处，中国的政治学人应当抓住历史的主动，加入解码中国之治、建构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的潮流中去，彻底摆脱照搬或套用西方理论和话语模式的状态，把根基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日新月异的改革变革实践里，围绕具有本土特色的政治实践问题展开研究，产出一套能清晰说明中国道路内在逻辑及其普世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与核心概念集群。这不仅是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界的战略使命。
本文将遵循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的顺序，首先剖析“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所揭示的知识体系竞争的历史必然性；继而梳理中国政治学在范式转换、概念创新与方法论自觉等方面的探索经验；最终前瞻性地探讨，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支撑智能时代知识创新的“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唯有在知识体系上实现从“依附”到“自主”的根本性跨越，才能真正确立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主性，从而不仅在实践上，更在思想上，为人类文明的新探索提供中国的答案。
一、“东升西降”的时代变局与知识体系的重构需求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历史终结论”叙事正在被现实本身所“终结”。“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正在动摇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石的传统知识范式的合法性，为中国进行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
（一）西方政治模式的系统性困境与知识合法性危机
冷战结束后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正陷入深刻的内部危机，治理效能遭遇严峻挑战。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制度设计中的短视化、民粹化、对抗性等“基因缺陷”在全球化负面效应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冲击下被急剧放大，具体表现为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社会共识难以凝聚、选举政治与长期公共利益脱节、政府决策效率低下与政策连续性缺失等“治理赤字”问题。美式民主体制已深陷福柯所概括的“否决制”（vetocracy）的困境，党派政治趋向极化，“为斗而斗”的党派博弈成为新常态，烈火烹油热闹选举的背后是许多社会议题长期悬而未决。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研究表明，美国政治体制设计已经陷入“不具代表性的少数派可以凌驾于多数派之上”的制度性僵局。社会信任下降也能够起到佐证的作用。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长期以来对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在2023年只有1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几乎总是或者大部分时间信任联邦政府。该数据同1964年的历史高点77%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明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信任裂痕。移民问题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福利国家体制的难以为继和身份政治盛行等，也在不断地摧毁着欧洲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
这一发展模式现状早已与“美国梦”及其普适性承诺日益脱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指出，美国社会已经具有“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特点。这一说法是对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美国梦”的莫大讽刺。这一判断能够得到数据支持。根据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人创建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world）的数据，截至2023年，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1%掌握着全国近35%的财富。这种两极分化使得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在价值观、利益关切和生活经验上出现巨大鸿沟，进一步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下民众支持反建制人物的现象。这种体制性的失灵不仅暴露了西方政治模式的现实困境，也动摇了其所依托的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凸显了西方理论预设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
（二）西方知识范式的解释力衰退与理论局限
与政治实践困境相伴随的，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特别是政治学范式的解释力衰退。长期以来，西方理论常将自身在特定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产生的理念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他者政治的标尺。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往往不得不被置于由西方概念和理论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其知识生产的标准与议程设置权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学术共同体垄断。然而，这套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预设与中国的现实经验严重背离。西方政治学建立在诸如“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个人主义方法论、选举是权力唯一合法来源等基本假设之上。而中国的政治实践展现的是一幅“国家—社会”良性互动、集体主义价值导向、选贤任能的绩效合法性优先的迥异图景。用基于对抗性逻辑的“威权主义”框架来简单套解中国体制，无法解释中国体制所展现出的强大治理效能；而中国在实现快速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独特经验——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等——也无法在西方范式内得到充分理解。这种现实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普世价值”以及西方政治学知识“普世化”下争夺文化霸权的实质企图。
（三）“中国之治”的实践效能与知识创新机遇
当一些长期标榜自己治理模式的西方国家，在面对国内外挑战，出现了制度困境、效能赤字时，中国在独有的现代化过程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稳定的、高效的、有序的“中国之治”。
与西方一些国家政党轮替导致的发展短视化、政策“翻煎饼”不同，中国形成了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连续性和前瞻性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一规划体系已持续运行七十余载，有力推动了中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五年规划”不是一连串面面俱到的指令集合，而是融合战略制定、目标拆解、进程监测和评价修正等于一体的综合治理流程，为各级政府和市场设定宏观战略框架。其在保持与国家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等长远目标紧密关联的同时，可依据实际情况展开科学评判并灵活调节，保证了国家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这种历经数十年、跨越多届领导集体“功成不必在我”的连续性政策，给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提供了稳定预期和制度支撑。这是“中国之治”同西方短期选举政治逻辑有所区分的关键所在。
“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统筹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动员执行能力，是“中国之治”的又一特征。这一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规模空前的脱贫攻坚战中，被发挥得最为酣畅淋漓。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社会严重撕裂、发展与稳定尖锐冲突、“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思考。
中国之治所展现的卓越实践效能，不仅验证了中国道路的可行性，更在全球知识体系面临重构的当下，为生成具有主体性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与重大的创新机遇。
（四）全球力量格局变迁对知识体系重构的迫切要求
经济基础的变迁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特别是知识范式的革新。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在引发对传统西方中心知识体系的再思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多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强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在2025年7月的最新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作出了更乐观的估计，将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4.8%，并指出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折年率为6.0%，这种乐观估计是基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被对其他地方的出口抵消。随着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传统优势受到挑战，建立在其单一历史经验之上的人文社科理论范式的普适性和权威性也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国际竞争样态。主要经济体与政治强国纷纷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美国2020年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领域以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2024年更新版进一步明确生成式AI系统（Generative AI systems）、多模型和大语言模型（Multimodal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用于训练调整和测试的合成数据方法（Synthetic data approaches for training, tuning, and testing）、计划推理和决策功能（Planning,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等作为人工智能战略突破的关键子领域。自2022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通过巨额补贴、税收抵免以及科研投资，吸引全球顶尖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土建立、扩建，并限制任何接受美国联邦资金支持的公司不得在中国或其他“受关切国家”扩大或新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制造产能。欧盟则实施《数字十年政策计划》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与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激烈博弈，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公共服务数字转型。这要求知识生产与学术治理体系必须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
二、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2025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希望复旦大学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教育科研改革，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界积极回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号召，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积极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政治学研究不是坐而论道、无本之木、自说自话，不是变换说法、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不是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垃圾泡沫，而要扎扎实实做出成绩。在成果上，学界基本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学徒”心态，主动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学术、教材与课堂，初步构建起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主体性的知识生产体系，彰显了中国政治学人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
（一）突出问题导向，实现从理论验证向理论生产的重心转移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突破体现在研究基点与范式的根本性转换上——“以外驭内”“以西论中”的“理论验证”“概念消费”式研究模式逐渐退场，转向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问题为核心导向的“理论生产”学术自觉，“以中国为关照、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论证”正成为共识。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虽然明确以中国为对象，但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潜在地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为圭臬。研究议程往往由西方学术界的潮流所主导，热衷于用中国的经验材料去验证、修正或挑战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型，而忽视了中国政治实践中自身提出的紧迫而重大的现实问题。这就造成了研究虽在中国进行，学术关怀与对话对象却在远方的尴尬局面，“在中国的场景里缺席，在西方的场景里迷路”。同时，一些研究喜欢以“威权主义”“市民社会”“民主化”这些从西方特定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概念范畴，来裁剪中国的政治现实。当中国实践不符合这些理论预设的时候，一些过时的研究模式就不是想着反思那些外来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把中国的经验当成“例外”，于是又掉进用西方理论来“纠正中国问题”的思路里去。此外，实证主义倾向使一些研究呈现出“小政治学”特征，关注点集中于技术层面的微观、局部问题，只做到讲清楚一件事情在地方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却忽视了讲明白事情蕴含的意义，导致研究成果受西式叙事主导或缺乏思想含量，不能形成对中国政治的整体性规律认识。
与之相比，近些年来政治学研究重视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内生性以及主体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实践及新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程度和提高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复杂的运作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转程序及所具有的治理优势、共同富裕实现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建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脉络当中，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新的范式打破了对西式“本本”的崇拜，也不再执着于制度的形式对比或者意识形态的标签化，而是进入中国政治的肌理之中，注重治理有效、制度适应以及政策回应等实质性问题，同时也重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实际内容。新的范式力图消除上下脱节的弊端即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存在的隔阂，一方面提倡研究者要有大局意识，要关心宏观的战略、根本性的制度，另一方面又要他们扎根到实践中去，做田野调查，从丰富多样且鲜活的实际治理经验中汲取营养，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践较好的良性互动。
（二）基于政治术语与本土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
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形成一系列能够准确表征中国政治实际、蕴含中国政治智慧且能和国际学界开展交流的标识性概念。它们不是直接照搬借用西方政治学术语来的，而是经过对中国道路、制度及治理体系进行深刻的理论加工提炼得出来的。其中一些如“运动式治理”“项目制”，是学者根据丰富的政治实践不断从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学术概念，另一些则是经过学理性提升的政治术语或者政策术语。尤其后者，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所遵循的规范不一样、所处的应用场景不一样、被置于的理论谱系不一样，所以转换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政治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中国政治学人借助“概念考古”的方式，对重要政治术语展开历史语义和制度语境分析，指出其理论指向。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例，此概念是从关系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远性的制度角度来研究党的领导，突破以往只把“党的领导”作为政治原则从文本到文本地予以阐述的研究范式，系统论述党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领导核心地位，是靠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体系得以实现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再如“自我革命”这个概念，为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提供了第二个答案。它不同于西方政治学中政党适应性、政治衰败等理论视角，从执政党主动地自觉地进行党内净化、自我完善革新提高的能力和过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内在原因。
其次，一系列政治理念与高频政治词汇通过理论建构和谱系对话完成了“学术化”的转化过程，避免了新理论提出时常见的“特殊主义”或“例外论”的陷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阐释与理论分析是一个典型。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为代表的突出选举程序的程序民主理论进行对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将民主实践贯穿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部环节。这意味着民主不仅发生在周期性的选举投票过程中，更体现在日常的政策制定、社会治理和权力监督的全流程中。由此既能避免选举之外广大政治过程中的民众失语，又能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真正让调动积极性成为“最大的民主”。与同样倡导更广泛直接民众参与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过分强调带有逆体制色彩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而是由国家和执政党主导设计和提供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协商会、基层民主恳谈会等制度化渠道，是“国家引导型”的参与模式。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作为重要实现形式的“协商民主”，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通过公共说理和理性论证来达成政治共识与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的范式也存在本质区别：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协商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内，协商更多被视为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社会认同、辅助执政党和政府治理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机制，协商的目的是“求同存异”。
最后，中国政治学人已有意识地将孤立的概念“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将分散的政策表述与实践经验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典型如“中国之治”这一标识性概念，已经从政治表述成功转化为重要的学术范畴，它既是对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概括，也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中国之治”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阐释其理论内涵：在体系层面，关注制度结构的完整性与协同性；在能力层面，分析政策执行、资源动员与风险应对的动态机制；在效能层面，则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实际治理绩效的转化路径。这一系统构建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指示精神，与“去中心化”的典型西方治理思路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理论创新。与之类似，“人民城市”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杨浦滨江时提出的理念，学界从主体性重建、权利配置与空间正义等维度，即城市建设依靠谁、城市为谁而建、如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等维度，将其理论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政治学的核心命题，避免了传统城市管理学过分强调技术与管控的倾向，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
（三）创新研究方法，拓展学科边界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治国理政传统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共同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最宝贵的资源。中国政治学界正致力于对此进行深度的学理性提炼，在讲好具体的、经验层面的“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阐述出可供对话、借鉴的“中国理论”。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以问题意识聚焦中国重大战略的同时，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开拓理论资源、创新研究方法。近年表现突出的一个方面是积极响应“两个结合”号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意味着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中国的基层治理、央地关系、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适应等具体实践中提炼新理论、概括新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更加注重从绵延数千年的治国理政智慧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中蕴含的自然观、天下观、国家观、治理观、民生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对“大一统”“民为本”“德治法治相结合”“选贤任能”等传统理念进行现代性阐释，探寻其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结合点，为理解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与独特性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视角。
学科体系的调整代表着研究结构的变化。近些年来中国政治学界不断地推进学科体系的改进与扩充，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特色突出且相互联系紧密的“大政治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学科体系的拓展紧扣中国政治实践核心领域和前沿议题进行。政治学二级学科数目从原来的7个扩充到10个，新设立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全球治理等专业。与此同时，在政治学科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学科，例如党史党建、纪检监察、国家安全、全球治理、区域国别等，展现出政治学为中国学科谱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积累的丰富成果和作出的一定贡献。
在此基础上，还存在一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高度理论潜力的研究领域，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尚未普遍形成稳定的一、二级学科门类，但已经在党校、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中，通过研究中心、交叉方向和联合培养等方式，聚集起规模化的研究团队和集中度较高的议题群。其中，“统一战线”可以视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的代表。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由毛泽东明确提出是“一门专门科学”。新时代围绕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制度实践，推动其逐步从政策话语和工作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资源与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调整以及部分高校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合作建设，统一战线在一些院校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或稳定研究方向，围绕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一战线中的民族与宗教工作理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统战文化等模块搭建起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体系。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统一战线聚焦的是在一个超大规模、多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政治联盟、广泛而有序的利益整合与协商共治，构建最大公约数、实现“团结—联合—合作”型政治的治理逻辑。它系统研究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等关键议题，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事务治理和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等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以个体权利竞争和利益博弈为主假定的政党政治与多元主义理论，为解决碎片化、多极化背景下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制度路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些学者将统一战线概括为立足中国经验的“团结学”。这一学问在比较政治学、政党政治、组织社会学以及全球治理研究中都具有天然的交叉点，既能与国际学界关于政治联盟、政党联盟、协商民主、共识政治等理论展开对话，又能以中国统一战线实践为例，向世界贡献一种不同于对抗性党争和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范式，拓展当代政治学关于如何在多样性中谋求团结、在差异性中塑造共同体的理论图景，从而能够提炼出“政治团结”“共识性民主”“协商式监督”等一批原创性并彰显中国特质的标识性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学科调整与特色学科设置的重心不应也不能停留于划分“学术山头”和分配学术资源上。学科调整是通过有组织的知识生产，将在中国实践中已有一席之地、展现一定理论潜力的议题纳入学科化、规范化的研究轨道之中。这一布局在增进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鼓励各层次党校、高校与科研机构立足自身办学定位与资源禀赋各展所长，在研究对象、方法路径与学术风格等方面形成具有辨识度的优势方向，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性学术生态。
三、智能时代支撑知识体系创新的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构建
当前，世界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周期。这种变化为我国学术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两个突破”的要求：“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国务院已明确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2025年8月21日，《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明确提出了加快实施六大重点行动，并强调：“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加速‘从0到1’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推动基础科研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提升跨模态复杂科学数据处理水平。强化人工智能跨学科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这些重要部署不仅关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紧迫课题：必须积极探索构建与智能时代相适应、能有力支撑知识创新的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
（一）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革命与治理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传统学术研究中从问题提出、资料搜集到论证展开的基本流程，推动着知识生产方式发生的变革。与此同时，计算政治学等新兴交叉领域持续涌现，对既有学科体系与学科建制构成调整压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若干结构性矛盾——例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衔接不足，科研组织的分割，知识生产的同质化倾向，以及过度倚重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机制等——在人工智能时代亦可能被进一步放大。在多重挑战叠加之下，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亟须完善。
对于智能时代机遇和挑战，亟待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当今科技发展趋势的学术治理结构。在另一篇文章里，笔者详细谈了五点建议：一要坚持守正创新，贯彻落实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方针。二要坚持系统施策，加强学术治理体系变革，为新质学术生产力提供支撑。三要端正学风，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术组织体系。四要坚持自主开放，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学术评价标准和规则体系。五要尊重学术内在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发展，提升学术治理绩效。
（二）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在“大政治学”相关的领域，中国式学术治理体系可以进一步在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改革既有弊病的基础上适应时代浪潮，为知识创新做好支撑工作。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借助人工智能突破研究范式。当前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应接不暇的新社会现象也呼唤着科技工作者予以回应。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当置身事外，甚至以为科技变革是无关于自身学科的事而漠然视之，应当意识到自身学科在激烈大国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紧迫感，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以充分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进一步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有关部门可以牵头制定研发课题，并进一步疏通产学研合作的渠道。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契机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将纳入社会生活新现象以及原有研究精度不高的社会复杂系统，研究方法将借助人工智能的海量数据挖掘、复杂关系建模和自主推理能力，实现从假设生成到验证的全流程优化。大规模仿真实验和智能体建模的能力，让人文社科第一次变成一门可实验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充分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投身这一变革，在智能时代的思想竞争中赢得话语权，为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在资源配套上，可以设立“AI+文科”学科交叉融合的专项支持计划，推动财政资金、数据资源、算力设施向交叉研究倾斜。
第二，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夯实学术治理的数据与算力基础。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等相关部署，要以“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为牵引，加快建设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数据集和智能化科研基础设施，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构学术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一是依托国家数据局与各部委建立“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建议整合统一规范、安全可信的人文社科数据平台，整合多个垂直领域数据库，内容涵盖各级政务政策文本、学术论文、专著、历史档案、社会调查等多源异构数据库，为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资料来源与训练数据基础。二是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相关企业基于垂直领域数据库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增强各学科专门的预处理模型工作，让文史哲研究者无需精通编程，即可调用AI完成智能问答、文献综述、模拟推演等功能。在研究的发问环节，大数据分析能使得研究者从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中挖掘出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的模式、关联与趋势，而深度语义分析能够辅助研究者完成文献梳理与理论建构，推动研究问题的创新性提出。在验证环节，研究者可以借助大语言模型的仿真能力，构建虚拟实验环境，生成多样化社会群体的“拟人样本”，从而在模拟政策干预等实验时，既能规避传统研究方法的伦理风险，又能实现过程的降本增效。进而，部分传统研究的“假设—验证—讨论”路径可能被“模型生成—模拟—调整—解释”替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发挥预言预警的功能。三是构建跨学科项目“揭榜挂帅”平台。在校级或国家级科研管理平台上，设立交叉研究需求的“榜单”。人文社科研究者可以发布他们需要技术攻克的难题，鼓励自然科学领域相关技术专家揭榜参与，平台提供匹配支持与资源对接，使交叉合作转向问题驱动模式。
第三，完善制度保障：健全伦理规范与评价机制。技术应用推进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制度建设。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当依照《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上位法，结合人文社科研究的实际状况来创建具有可操作性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指南。目前，有一些学术期刊已经要求作者标明AI生成的内容，在此之后可以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出版机构参照《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方法》，一起防止学术不当行为的发生。从评价体系来看，要进一步深化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改革，合理使用量化指标，不能只用文章的数量以及发表的文章所在的期刊级别作判断，要加强代表性作品考核机制，在学术考评时增加原创程度和实用价值所占的比例。另外，要建立一定的容错机制，在有组织科研的基础上按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来避免因过于强调绩效而导致探索性研究受阻。
第四，推动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发展系列交叉学科。智能时代，要积极建设符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交叉学科。当前学科壁垒仍是制约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障碍。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在具备条件的高校试点设立实体化的交叉学科学位点与教学科研单位，赋予其在招生指标、经费分配、教师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在“双一流”建设动态调整、学科评估等关键评价体系中，显著提升交叉学科学位点建设、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权重，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指挥棒，引导资源向交叉领域汇聚。应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法学”“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智慧治理”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新兴交叉方向，形成引领未来的学科集群。同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中设立高比例的“跨学部交叉专项”，并由跨学科专家共同管理。
智能时代，要进一步规模化地造就具有跨学科视野、多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研究者具备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超越学科界限的科研意识。这意味着学术探索的出发点不应是使成果符合某一特定学科既有范式的审美，而应是致力于研究并解答好时代提出的“中国之问”。在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实证方法的同时，必须警惕研究陷入对具体问题的“术”的层面，而缺乏对宏观人文社科理论“道”的深刻把握与贡献的风险。以数字人文研究为例，借助网络分析量化揭示文学叙事结构或历史人物关系网络，固然能激活海量文本下的“浅关联”，但这仅是研究的起点。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通过这些计算和实证方法，回归并深化对文明演进规律、国家治理逻辑、文化传承机制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解。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从专业课程向基础能力转变。建议将《数字人文导论》《数据思维与社科研究》《AI伦理与人文价值》设置为所有人文社科专业的必修基础课。培养目标不应止于教会人文社科学者使用AI工具，更要激发其利用AI重新思考本领域的核心问题、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
四、结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属于长期又复杂的工作，要有定力和耐性，也要有紧迫感和执行力。目前全球的知识布局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数据安全、伦理标准、评价机制的建立以及学科间的互相影响等多方面的难题纷至沓来，在此环境下中国的智能化行业不一定经常拥有竞争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形指出：“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政治学界不能简单地套用别人的理论、模仿别人的话语，而要掌握历史主动，从中国的自身历史经验、当代变革出发，关注“国之大要”，研究“国之大计”，服务“国之大者”，寻求并构筑起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推动学术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提升哲学社会科学为国家决策出谋划策、引领社会大众思想、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要重视把人工智能的极大潜力变成加强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强大力量，经由顶层设计同基层摸索相结合，技术创新和制度创建两轮并驱，持续改善学科生态，不断提升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解释力，真正实现中国在人工智能新一轮浪潮中的“两个突破”，从而为构建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时代特征、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根基。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作者张树华、陈晴，张树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会长；陈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