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孔文化是儒家道统南移与地域社会深度交融的文化结晶，其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地统摄着“节义”“礼让”“弘道”“敦睦”四个相互关联的义理维度：“节义”是南孔文化的精神脊梁，“礼让”是南孔文化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弘道”是南孔一脉承载的核心文化使命，“敦睦”是南孔追求的社会理想与实践成效。南孔文化价值体系以“斯文在兹”为精神主轴与归宿，不仅构建了南孔家族在历史变局中忠守善道、以文化人的意义世界，更为理解中华文化变而不失其常的连续机制提供了鲜活样本。其立足民间、以文化人、以德润身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代语境下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深远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南孔；传承创新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发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一系列重要论述，夯实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基，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之学，垂范千古，其嫡系后裔历来被视为儒学道统的象征与承载者。自宋室南渡，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扈跸南迁，寓居浙江衢州，开启了孔氏家族“南宗”的历史篇章。此后，在元明清三代的政治变迁与地域文化浸润中，南孔文化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南孔文化之独特，体现于其在特殊历史境遇下对儒家精神的传承与实践。尤其自元初“孔洙让爵”后，孔氏南宗便失去了衍圣公的世袭爵位与庙堂的显荣地位，从文化正统象征转变为在南方地域社会中求生存、图发展的文化宗族，深入扎根于江南社会与民间土壤，催生出独特的应对历史挑战、赓续文化命脉的精神内核。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南孔文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孔氏南宗家庙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广，是浙江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南孔文化值得很好地挖掘和弘扬。”“南孔文化关键要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衢州历史悠久，是南孔圣地，孔子文化值得很好挖掘、大力弘扬，这一‘子’要重重地落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本文探讨挖掘南孔文化的价值体系，并系统阐述其作为有机整体的构成与运作逻辑，以及其对中华文化当代传承的启示。
一、节义：历史变局中的精神脊梁
南孔文化上承洙泗之风，下肇于宋建炎二年（1128）孔端友扈跸南迁，徙居衢州。这一宗族迁徙，不仅是孔氏家族一支血脉的空间位移，更是儒学道统在特殊历史关头的艰难抉择与战略转移。自此，与曲阜北孔同源共根的孔氏南宗，开启了一条独特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其间，贯穿始终、塑造风骨的核心精神，当首推“节义”。
（一）历史变局中的道义抉择
南孔的形成，本身就是躬行“节义”的直接体现，自南渡之初便与“节义”精神结下不解之缘。时遭“靖康之难”，金兵大举南下，汴京陷落，徽钦二帝“北狩”，不仅是王朝奇耻，更是文化危机。北宋灭亡，山河破碎，中原板荡，维系天下的秩序濒于崩溃。士民随宋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在当时不仅是一次政治中心的转移，更是文明火种与正统命脉的艰难迁徙。值此国破家亡、社稷倾覆的存续关头，作为孔子嫡裔、儒家道统象征的衍圣公孔端友，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抉择：是留守故土曲阜，在充满不确定性、难免民族矛盾突出的新王朝统治下延续宗祀，还是毅然追随飘摇南下的宋室，捍卫既有的政治与文化正统？孔端友最终选择了后者，奉像扈跸南渡。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驻跸临安，孔端友、孔传诣阙上疏，“叙家门旧典及离祖丧家之苦”。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 ，孔氏南宗开始祭孔于州学。
孔端友所“扈”的，远非赵构这位退守南方的帝王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已然崩裂却不容湮灭的政治正统。在儒家“华夷之辨”的语境下，终结五代分裂战乱、已享百六十余载社稷、维护高度发达文明的宋室，仍是华夏正朔所在。扈从南行的行动，宣示了孔氏对宋室坚定不屈的政治忠诚。这种在强权、危难面前坚守气节的姿态，其行为本身正是“节义”的彰显。孔端友所“奉”的，也不仅仅是两尊先祖的木刻遗像，更是儒家文化的圣物与道统的象征。在故土沦丧、家庙或将不保之时，他将圣像奉至江南，将家族命运与文明延续绑定，宣告了文化道统与华夏正朔的同在共荣。
孔端友的扈跸南渡之举，鲜明体现了“节”与“义”的统一，既是在王朝鼎革之际对故国的忠贞不渝，也是在文明危机关头对文化使命的勇敢承担。因此说，南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因安逸而生的文化分支，而是在战火的洗礼中，通过对政治与文化正统性的双重捍卫而确立其历史地位的。“节义”这一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南孔在面对历史变局时所展现出的文化定力与道德勇气，铸就了其精神脊梁。
（二）“节义”的精神内涵
“节义”精神可谓深植于儒家思想之中。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此句阐明了在富贵贫贱的考验面前，应当如何坚守道义，强调君子对于富贵的取得、对于贫贱的摆脱，都必须以“道义”为准绳。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句话揭示和确立了“士”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因为其弘道的责任极其重大，道路极其长远，所以必须有坚韧刚毅、奋斗终身的精神作为支撑。这里的“毅”，即包含了在漫长而艰难的道途中坚守不渝的气节。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三点正是“节义”在各种境遇下的具体表现，三者共同构成了节义之士完整的人格画像。
“节”者，意谓气节、操守；“义”者，意谓道义、责任；“节义”意指为坚守道义而不屈不挠的品格。南孔的“节义”，体现了其在巨大历史变局中对儒学道统的无比忠诚与不屈坚守，是南孔在历史洪流中得以屹立不倒的精神根基，是其文化人格的脊梁。南孔的“节义”精神，其核心在于对“道”的忠诚高于对“势”的依附。在儒家思想中，“从道不从君”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南孔在宋元更迭之际的历史抉择，正是这一原则的鲜明体现。南孔所坚守的“道”，是华夏的文化正统，是儒学的价值体系。当代表“势”的政权被视为非正统之时，他们选择了以不合作的方式，彰显“道”的独立与尊严。这种“节义”精神，塑造了南孔文化独具一格的历史命运与坚韧品格。在江南士民心中，南孔成为“故宋”的文化遗存，成为气节与道义的象征。明清鼎革之际，南孔后裔同样面临严峻考验，他们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许多孔氏子弟选择隐居不仕，以讲学、著述终老，保持遗民气节。他们的选择，正是“节义”精神的一脉相承，当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发生冲突时，优先坚守的是文化的尊严与道义的原则。后来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塑造正统形象，稳定其统治，南孔与之有所合作，如衢州孔氏家庙曾获康熙皇帝题赐“万世师表”匾额，但其内在的精神主轴，始终是对儒学道统的承续。这种超越政治变迁的文化贞定，正是源于其深植于心的“节义”观。
因此，“节义”构成了南孔文化的精神脊梁。它是在宋元鼎革等重大历史考验中淬炼而成的精神品格，是对文化与道统的勇敢捍卫。它使南孔从一开始就浸染了历史使命的崇高感，并为其后续的“礼让”“弘道”“敦睦”等行为，奠定了坚实的人格与道德基础。
二、礼让：时代漩涡中的生存智慧
如果说“节义”展现了南孔文化刚健不屈的一面，那么“礼让”则体现了其圆融通达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南孔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坚韧性与适应性，恰恰在于成功地将“节义”的刚性风骨与“礼让”的柔性智慧相结合。“节义”铸就了南孔的精神脊梁，“礼让”则成为其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得以存续血脉、拓展文化空间和发展路径的生存智慧，并内化为谦和、包容、理性的实践品格。
（一）政治博弈中的柔性智慧
南孔“礼让”精神最典型、影响最深远的体现，正是孔洙“礼让世爵”事件。孔氏大宗扈跸南渡后，金朝扶植的“伪齐”傀儡政权控制了曲阜，封孔端操为衍圣公，后来又封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此后金政权又在曲阜先后扶持孔拯、孔摠、孔元措三代衍圣公。蒙古军队攻占曲阜以后，孔元措避难徙汴京，蒙古政权就地封孔元措族弟孔元用为衍圣公。这导致北方地区金、元衍圣公并存九年，各自拥护势力，互相明争暗斗。元太宗五年（1233），诏令金衍圣公孔元措为元衍圣公，孔元用被免爵。孔元措逝世后，侄孙孔浈袭封。孔元用之孙孔治袭曲阜县令，率族人对孔浈“以不事儒雅攻之，且言浈非孔氏子”，导致孔浈被夺爵，此后北宗衍圣公爵位空缺四十三年。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欲以思想的统一巩固其政治统一。朝廷经过商议，认为“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征召故宋衍圣公孔洙入京，请其回曲阜奉祀。这一政治举措，其意图一在于弥合南北汉人的历史隔阂，将象征儒学正统的南北两宗合一，以示天下一统；二在于借助孔洙所代表的南宋正统遗绪，为新朝的政治合法性增添文化筹码。对于孔洙个人和南孔家族而言，如果接受这一安排，意味着可以重获衍圣公的爵位及中央政权的认可，得以重返权力中心。然而，孔洙作出“逊于居曲阜者”的让爵抉择。史料记载其理由多为先祖庙墓在衢州不忍弃去等孝道伦理层面的表述，但这背后，或许是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考量。若孔洙北归，南孔一脉在衢州经营百余年的基业将顷刻瓦解，南方儒学信仰的中心也将随之消失，这与其先祖南渡的初衷相悖。北归还意味着南孔将被纳入元朝的直接控制之下，其身份将从带有故宋遗民色彩的文化象征，转变为新朝的御用文化工具。孔洙的抉择，主动放弃了与北宗在政治名分上的竞争，避免了在元朝统治下可能出现的孔氏内部正统之争，也消减了元朝统治者对南宗可能凝聚反元势力的疑虑。通过“礼让”，南孔向元朝展示了不争权柄、但守祖泽的姿态，从而为自己换取了相对安全、独立的生存空间。
“让爵”之举，一方面避免了直接与元朝统治者合作可能带来的道义困境，另一方面则以看似退隐的姿态，坚守了南孔作为宋室遗脉的文化独立性。这可以说是一种“不食周粟”式的精神坚守，是以放弃政治爵位为代价，换取文化人格的完整与道义的制高点。孔洙的让爵行为，虽使孔氏南宗在政治上边缘化，却为其赢得巨大的声望，赢得民众的广泛敬重，为其在民间场域立足并弘扬儒学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元世祖称赞其“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此后，南孔彻底脱离对政治爵禄的依赖，其权威性不再来自朝廷册封，而是源于其文化担当和道德文章。由明代衢州知府沈杰制定并奏报朝廷钦准实施的《钦定孔氏家规》明文规定：“窃恐后世两派子孙互相嫌隙，妄起争端，不惟有违圣朝制度圣典，又恐背忘伊祖德让之风……行令在衢子孙永遵制典，恪守祖风。” 此家规以条文的形式要求在衢子孙要永记并继承祖上“德让之风”。“礼让”这一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智慧，使南孔得以从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将精力转向更能体现其核心价值的领域——文化教育与宗族建设。由“礼让”换来的道德声望和文化自主空间，为南孔此后深耕江南、化民成俗奠定了深厚基础。
（二）“礼”之精神的外彰与内化
南孔的“礼让”，源于儒家“礼”之精神内核。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孔子在此将礼让提升到治国的高度，认为：能够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么处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让治国，空有那些礼仪形式又有什么用呢？这揭示了礼的精髓在于内在的“让”的精神，而非徒具外表的仪式。孔子称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泰伯为了将王位继承权让给其弟季历，数次避让，远走他乡，其让德之高，难以言表。这个典故为礼让树立了榜样，为后世面对权力和利益时的谦退行为提供了典范。《左传·襄公十三年》载君子曰：“让，礼之主也。”此句极其精炼地概括了“让”在礼中的核心地位。所有的礼仪规范，其内在的驱动力和道德价值，都源于谦让之心。《礼记·乡饮酒义》载：“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君子互相尊重、谦让，就不会争斗；洁身自好，互相敬重，就不会怠慢。不怠慢、不争斗，自然就能避免冲突和诉讼。孟子亦言：“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从人性论的角度为礼奠定了内在根基，他认为“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意味着礼并非外在强加，而是人内心固有的善良本性的自然发露。
礼的本质是敬重、谦让与和谐。南孔将礼的这种精神，从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升华为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在面对权力时，其恪守礼的分际，不僭越，不阿附，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在与地方社会互动时，则以礼待人，以让为先，展现出谦和包容的大家风范。
“礼让”不仅体现在让爵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更作为处世准则和生存智慧，逐渐内化为南孔族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群体文化品格。由于长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南孔族人的主要活动场域转向地方社会和文教事业。他们多教书授徒，著述立说，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这种生存方式意味着其必须与地方的士绅百姓建立和谐、互信的关系。我们在南孔的历史中，看到的多是谦和有礼、包容开放的儒者形象。他们恪守礼的精神内核——敬与让。对待学问，他们秉持“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尊严，同时又以“诲人不倦”的态度有教无类；对待地方社会，他们以圣裔身份参与自治，以理服人、以德化人。这种由“礼让”内化出的谦和、包容与理性，使得南孔文化能够更好地与江南地域文化相融合。他们不再抱有中原文化中心的优越感，而是积极融入地方，吸收吴越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得南传的儒学更具地方适应性和生命力，极大促进了南方文化的繁荣。
“礼让”对于南孔而言，远不止是道德修养，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处世智慧。它使得南孔在失去爵位光环后，依然能够凭借道德感召力与文化影响力，在江南社会牢牢扎根。这种以退为进、以柔蕴刚的智慧，使其避免了在政治变革中倾覆的命运。“礼让”与“节义”一柔一刚，一弛一张，共同构成南孔立身处世的圆融智慧，又为其专心履行“弘道”的文化使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与社会基础。
三、弘道：斯文在兹的文化使命
南孔文化的精神价值，不仅在于其以“节义”立骨、以“礼让”处世，更在于它成功地将儒家思想的传承场域，从依附于王朝政治的庙堂，转向了深耕于社会肌理的民间，实现了从道统象征到教育主体的转向。这一转向，集中体现为“弘道”这一核心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失去衍圣公的政治光环，对南孔而言固然有其不利，但从文化发展的长远视角看，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解放”。它使南孔将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归到原初儒学精神，通过教育传播、学术研究和社会教化来延续和光大儒家之道。
（一）儒学传播的空间转型
孔氏南宗初建之时，在孔子圣裔的儒学道统象征与宋高宗扈跸之臣的政治身份双重作用下，成为南宋王朝正统性的文化象征。此时的南孔主要侧重于履行国家祀典，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元朝一统，衍圣公名号北归，南孔失去了这一政治符号。这一突变，截断了其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的传统路径，迫使其必须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支点。南孔家族告别了庙堂之位，转向广阔的民间社会，开启了深耕江南的“弘道”实践。
南孔践行“弘道”文化使命最核心、最有效的途径，便是投身教育。南孔族人或设塾讲学、或出任学官、或担任山长，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发展平民教育。南孔的教育事业首先表现为以家塾传承家学。南宋绍兴四年（1134）孔传致仕返回衢州，他博览群书，尤擅《易》理，利用家庙作为教授场所，学徒达千人，是为孔氏南宗家塾之萌芽。南宋末年，孔氏南宗建菱湖家庙，设“思鲁堂”专作讲学之所，此为孔氏南宗家塾之开端。明清时期，孔氏家塾授学仍承续不断。清咸丰二年（1852），承启家塾设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废除科举后，孔子第七十三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孔庆仪感慨旧学不足以图存，倡导新式教育，他把承启家塾改建为近代学校，初为“孔氏中学堂”，后易名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两等小学堂”再次改为“孔氏完全小学校”。因此，孔庆仪被后人赞誉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南孔的家学教育体系，确保了孔氏子弟能通经明史，承续学脉。这种家学不仅是家族内部的传承，其学风与成果也对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南孔族人还积极投身于书院教育。宋元至明清时期，南孔士人广泛参与主持书院、讲学授徒的教育事业，将家族积累的学术资源转化为公共教育资源。如南宋时，孔子五十代孙孔挺在磐安榉溪村创办杏坛书院。五十二代孙孔元虔在靖江西沙创建马洲书院。入元，五十四世孙孔思俊，历任庆元路鄮山书院院长、湘潭州教授，又在同安县尹任上创办大同书院。五十世孙孔元龙、五十三世孙孔演曾先后担任衢州柯山书院的山长，从学者甚众。孔克安、孔克原、孔克谦等皆曾任书院山长，或出资创建经营书院。明清时期，杭州四大书院中有三所皆由南孔后裔主理，其中万松书院更是在南孔学人主持下延续了450余年，成为江南文教的重镇。通过书院这一制度化平台，南孔学人系统讲授儒家经典，传播理学思想，为江南地区培养了大量儒学人才，在地理空间上构建了以衢州为核心的儒学传播网络。
（二）弘道：儒家精神的回归
孔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此句阐明了“道”本身不会自动彰显和扩大其影响力，必须通过人的自觉认知、践行和传播，才能使它发扬光大。这赋予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士人以文化责任感和主体性。南孔族人在让爵后转向民间教育事业，可以说正是“人能弘道”的生动体现。孟子言：“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这句话精炼地概括了弘道者的历史使命：守护古代圣王传承下来的“道”，并以此教育后代的学者，使道统绵延不绝、薪火相传。
南孔在宋元鼎革之后，其所有教育活动的本质，正是“守”宋室所代表的文化道统，“待”江南后起的学者，确保斯文不坠。孔洙让爵在政治上是一次退却，在文化上却是一次前进，它标志着南孔开始探索以文化教育为本位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恰恰更贴近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平民教育家本色。南孔的转型，在此意义上恰是对先祖事业的回归，也是对儒家原始精神的回归。孔子毕生事业，措心更多处正在于“学”与“教”。他汲汲惶惶，旨在行道，而行道之基，在于培养能够理解并践行“道”的君子。私学之兴，正是将道的传承权与阐释权从贵族垄断下解放出来。南孔的境遇，可谓与之颇有神似。当政治之路受阻，他们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孔子开创的更为本源的文化传承模式——教育。将“弘道”的核心从进行祭祀的庙堂，转向面向士子与民众的讲堂，这既是生存策略的调整，更是文化使命的重新定位。这一转向，使南孔摆脱了对政治特权的依赖性，获得了更为独立和持久的生命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南孔成功地将自身打造为活跃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的弘道实践，通过深入社会肌理的浸润，真正实现了儒学在江南社会的深耕。所谓“斯文在兹”，在南孔这里，呈现为实实在在的文化实践与文化担当。他们以自身的行动证明，道统传承的力量源泉不仅在庙堂，更在民间，在书院，在每一个受教化的学人心中。
“弘道”构成了南孔文化价值体系的活力之源与核心实践。通过从道统象征到教育主体的转向，南孔不仅成功化解了生存危机，更开辟了更为广阔和根本的文化传承之路。以学堂书院作为阵地，他们构建起广阔的儒学传播网络，将儒学思想深耕于江南沃土。更重要的是，其弘道实践超越了家族利益，上升为“斯文在兹”的文化自觉与担当，深入参与了宋元以来江南地区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的塑造。至此，南孔文化又完成了其精神内涵的一次升华：不再仅仅是孔氏一家一族之文化，更是扎根于东南地域、滋养一方文脉的公共文化资源。这为其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中的“敦睦”宗族与社会，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四、敦睦：修齐治平的理想实践
“敦睦”既是南孔家族内部基于儒家伦理的自我组织与凝聚的目标，也是向外部社会进行辐射与文化引领的理想追求。“敦睦”意谓亲厚和睦，尤其指亲属、宗族乃至社会关系、邦交关系的有序、亲密、和谐。它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构建从家庭、社会到天下的和谐共同体的要求。这一理念正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序列契合。相较于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治国、平天下，南孔的历史境遇促使其将这一序列的实践重心，尤为突出地落脚在“修身齐家”与“化民成俗”的层面，构建了一个内部团结有序、外部和谐文明的社会共同体模式，彰显了其文化体系的现实关怀与社会功能，为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的落地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一）宗族共同体的内部维系
南孔作为一个因历史变局而迁徙至衢州的外来宗族，在失去曲阜衍圣公府政治与经济资源支撑的背景下，要在江南地域立足扎根，其面临的首要且紧迫的任务，便是凝聚族人，维系宗族的稳定性与文化的延续性。为此，他们进行了高度自觉的宗族建设实践，将儒家的伦理思想转化为一套制度化、生活化的宗族组织与管理体系。
“敦睦”最基础、最核心的层面在于宗族内部的亲善关系，其核心德性便是孝与悌。孔子引用《尚书》中周成王勉励君陈的诰命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这句话点明了“齐家”与“治国”的内在联系，将对父母敬爱、对兄弟友爱的孝悌运用于政治，本身就是为政的一种方式。这意味着为政的根基在于伦理，社会的和谐始于家庭宗族的和睦。敦睦家族，不仅是私德，也是公德的起点。孔子的弟子有子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不冒犯尊长，就更不会作乱。孝悌是仁爱之本，一个人对家人的爱，是其在社会上泛爱众人的情感基础。敦睦家族可以是培养仁爱之心、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和实践根基。
在宗族维系过程中，孝悌传家成为凝聚宗族的情感与道德纽带。“圣人之正宗也……曰入孝出悌，谨行信言，爱众亲仁。”孝悌伦理是儒家家族伦理的灵魂，也是南孔构建家族共同体的基石。孝纵贯上下，强调对祖先前辈的尊崇爱敬；悌横联左右，强调同辈兄弟间的和睦友爱。南孔家训族规尤为强调孝悌家风，将其视为族人立身行事的根本。通过日常训诫、祭祀仪式以及族中长者的言传身教，南孔将尊祖敬宗、和睦兄弟内化为族人的道德自觉。这种伦理规范，成功地在宗族内部营造了基于血缘而又超越血缘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归属感。它使散居各处的南孔子弟意识到，他们不仅是血脉意义上的孔氏后裔，更是肩负着特殊文化使命的荣辱与共的道德共同体。由此所生发的内在凝聚力，成为深厚、坚韧的情感与道德纽带。
家规族训则成为维系宗族的制度化保障。为使宗族生活井然有序，除了道德教化的引导之外，还需辅以刚性的制度约束。南孔家族制定了完善且严格的族规家法，以《钦定孔氏家规》为总纲，各支派又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家规，如《镇江孔氏宗谱》所载《祠规》，《四明慈水孔氏宗谱》所载《家训》《祠规》，永康山西孔村《孔氏族志》所载《旧谱家规》等。其内容细致全面，涵盖言行举止、明理修身、宗族管理、祭祀礼仪、族学教育、劝勉奖惩等方方面面。如明确规定族人必须读书明礼，禁止从事有辱门风的职业；对于祭祀的流程、仪轨有统一规定，确保庄重性与神圣性；还设立对不肖子弟的惩戒机制，以儆效尤；等等。这些成文的族规家法，与孝悌伦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南孔宗族的礼法体系，实现了“以礼治家”与“以法齐家”的有机结合，从而确保宗族这个“小社会”的长久稳定与和睦。
家庙与谱牒则成为强化宗族认同的物理空间与历史载体，是南孔宗族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两大代表性物质与符号载体。从南宋绍兴年间的“权以州学为家庙”到宝祐初年的“菱湖家庙”，再到元明之际的“城南家庙”，明正德年间修建的“新桥街家庙”，南孔宗族先后计四庙。孔氏南宗家庙不止是提供一个祭祀祖先的场所，更是南孔的文化圣地与精神家园，是文化道统的物理象征。在定期的祭祀活动中，族人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缅怀，强化了血脉相连的一体感，激发了内心的敬畏与亲情，强化了对“南孔”这一集体身份的内心认同。家庙同时也是族内议事、执行家法、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是宗族权力的核心空间。与之相配套的是谱牒的修治，家谱是家族的历史档案，它清晰记载了世系源流、族人谱系、功名事迹以及家规家训。定期修治家谱，具有明世系、辨昭穆、敦亲睦族的重要功能。家谱将每一个族人锚定在从孔子到当下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赋予其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历史归属感与文化使命感。《孔氏南宗家规》规定：“南渡孔氏子孙，每十年一赴阙里，谒拜圣祖家庙，祭扫山林……会同南北宗谱……庶俾流裔清白，不致泮涣分离。且以见我国家一统，文明之化，普及南北。”
通过孝悌伦理、家规族训、家庙谱牒三个方面的系统性构建，南孔成功地打造了稳定有序且富有凝聚力的宗族共同体，从而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孔氏南宗血脉与文化的传承，其本身也成为践行儒家伦理的模范群体，并为周边地方社会提供了“齐家”的样板。
（二）化民成俗的外部辐射
南孔之“敦睦”，并未止于家门之内，其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在于，理解并践行“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之道，将敦睦精神由内而外，推及乡里，辐射到更广阔的乡里社会，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与教化之中，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实现了从“齐家”到“化俗”的跃升。
南孔家族通过家庙祭祀等活动，营造出斯文在兹的氛围，发挥着文化引领的作用。南孔家庙的祭祀活动，作为庄严盛大的公共文化仪式，吸引了地方官员、士绅以及普通百姓的观礼与参与，这使其超越了宗族事务的范畴，成为共享性的文化洗礼。“四方观礼而至止者，不啻溯洙泗而跻凫峄也”，江南士民能够亲近圣裔，亲谒家庙，亲身感受儒家礼乐文明的庄重与典雅，从而在内心深处生发敬畏与向往。
南孔族人以文化权威的身份教化乡里，于化民成俗厥功甚伟。圣裔的身份，使得南孔族人天然地享有极高的文化权威。南孔家族作为儒家文化在江南的“样板”，其本身就成为衢州乃至江南地区一个崇高的文化标杆。“圣门之训弟子，俱成法矣”，南孔家族为民众提供了行为的范式和模本。地方民众以能与南孔交往为荣，士人以其为砥砺品行的榜样。南孔家族本身的存在与行为方式，就是一种无声的教化。其严谨的家风、谦和的待人接物、对礼乐的尊崇，为周边民众树立了鲜活的行为标杆，“足为乡邦弁冕”。所谓见贤思齐，南孔的典范作用，对于提升地方的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风尚，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深远影响。此外，南孔族人通过书院教育、讲学活动等，培养了大量地方人才。这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子，其影响力渗透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或将儒家伦理带入宗族管理，或以其学识和威望教化乡里。南孔家族作为这一教化网络的中心，实质上扮演了地方社会文明引擎的角色。它使儒家的价值观念，如仁爱、诚信、礼让等，从书斋纸面走向田间地头，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从而起到淳风化俗的深远效果。这种文化向心力，促使整个区域形成了崇尚文教、讲信修睦的良好氛围，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促进了社会的敦睦。
五、南孔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中华文化当代传承的启示
南孔文化历经八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孔氏血脉的绵延，更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深厚与核心标识的鲜明。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阐述了“节义”“礼让”“弘道”“敦睦”四个核心标识如何共同构成整体价值体系以及其运作逻辑。“节义”是精神脊梁，赋予南孔文化在历史巨变中坚守道统的勇气与定力；“礼让”是生存智慧，提供了在复杂环境中灵活应变、以柔克刚的生存之道；“弘道”是文化使命，明确了其从政治象征转型为文化教育主体的核心使命，真正实现文化价值；“敦睦”是理想追求，展现了将儒家理想付诸社会实践，构建和谐共同体、功用普惠于世的卓越成效。四者构成了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南孔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对文化本位的坚守、柔性处世的智慧、化育为本的担当、构建和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研究南孔文化，不止是为了追溯一段历史，更是为了汲取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南孔文化的当代传承，绝非复古守旧，而是“旧邦新命”的实践。诚然，作为历史生成的文化，它承载着时代的烙印，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局限。我们需要在理解其历史本真的基础上，萃取其蕴含的普遍性价值，并寻找这些价值在当代社会新的生长点与表达方式。近年来，衢州整合各方资源，大力推进南孔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将南孔文化精神与城市定位、发展愿景相结合，在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城市治理能力上发挥重要作用，确立“南孔圣地 "衢州有礼”为城市品牌，打造打响“南孔文化季”等活动品牌；围绕打造“有礼之城”，推动“礼”从道德规范走向制度文明、融入基层治理体系，颁布实施《衢州有礼市民公约》，启动“千村修约”工程，推动“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2024年衢州市制定《衢州市南孔文化传承发展条例》，为在当代弘扬南孔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南孔文化八百余年的历史，是一部在坚守中应变、在应变中守道的历史。“节义”深层次体现的是文化本位的坚守，启示我们：文化传承的根本，不在于维系外在形式，而在于坚守核心价值。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文化面临各种思潮的激荡，唯有如南孔先贤般保持文化定力，才能在冲击碰撞中不迷失自我。“礼让”呈现出来的让中蕴含着守、退中蕴含着进的辩证法，正是中华文化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智慧的生动体现。在当代语境中，“礼”已创造性转化为社会治理与城市精神的核心要素。“弘道”的文化使命昭示着：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化民成俗，在于“道不远人”，在于浸润日常、走进大众的生活世界。“敦睦”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最高境界，是让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关系，使古老智慧生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承，追求的目标并非博物馆式的保存，而应指向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认同和伦理实践的新型共同体建构。
南孔文化价值体系为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范式：既要有“守”的定力，也要有“变”的智慧；既要有“道”的追求，也要有“化”的功夫；既要立足一域，也要心怀天下。南孔文化价值体系以自身实践昭示了一条“变”而不失其“常”的文明存续之道。文化之根不在于爵位之尊，而在斯文之实；传承之力不在于庙堂之高，而植于民间之壤；复兴之要不在于复刻古制，而贵乎激活其当下的生命力，使传统与现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实现契合和融合。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作者 | 孙海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