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构建以人为本、安全可信、包容可持续的技术治理体系，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然而，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还需要对因技术过度运用可能引发的种种新型风险引起足够重视。过度运用技术、打破原有平衡，实际上也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漠视，其深层根源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如资本逻辑的深度驱动、效率至上主义的迷思、社会治理的滞后以及公权力的行为动机与作用机制。因此，正视并应对由于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新议题和新挑战，是全人类需要承担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责任。迈向以人为本的治理路径在于：一是正本清源，在人与技术之间确立优先偏好秩序；二是多元共治，推动国际共识与合作机制的形成；三是人民至上，让人民掌握技术发展的罗盘。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AI技术；技术风险；演进逻辑；治理路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内容之一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新课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多有关注，但尚未对技术过度运用可能引发的种种新型风险引起足够重视。在心怀激奋拥抱快速发展的时代机遇时，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一些冷静的辩证思考。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如何用民主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章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给决策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增加难度’。”关于高质量发展及其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本质上也要遵循这一辩证思维。
应当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源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源消耗。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而高质量发展是在此基础上的理念跃升，是适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需要的选择。当前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虽然技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甚至具有独特性，但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发展不存在一个“度”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同样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消耗和攫取，这种“技术性消耗”往往更具隐蔽性，需要我们特别重视。比如，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一般指计算机设备或数据中心处理信息的能力，但其基础设施的运转高度依赖电力支撑。再比如，自动化带来的劳动岗位的减少甚至消失，就凸显了劳动岗位作为一种特殊资源的稀缺性。因此，有必要对技术过度运用给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应对。
二、从增长极限到技术风险：发展议题的演进逻辑
科学发展观问题的提出，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1972年，一本篇幅不算太长的小书《增长的极限》风靡全球，书中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人类难题：如果按照这样的模式继续增长的话，要不了100年，地球上的很多资源将被耗尽，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面临生存困境。这本书在1992年和2004年进行了修订，补充了新的数据，完善了原来提出的观点。
我们有幸与该书作者之一的乔根 "兰德斯（Jorgen Randers）结识并多次交流。2012年，兰德斯又写了一本专著《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为什么是2052？道理很简单。以2012年为原点，往前推，从1972年《增长的极限》问世到2012年，正好40年；往后看，再过40年，就是2052年。兰德斯非常看好中国，对中国在2012年后40年的发展非常乐观。
我们在跟兰德斯的交流中，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自《增长的极限》问世以来，从这半个世纪的增长态势来看，似乎比他们当时想象得还要快，但并没有出现所谓资源枯竭的迹象。恰恰相反，从最近几十年的资源开掘来看，无论是发现量还是开采量，似乎都出现不减反增的趋势。我们也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增长对资源的依存度日益降低，大家对资源枯竭的担忧也随之减退。《增长的极限》译者之一李涛在“译者序”中就指出，“如果说极限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某些资源会消耗殆尽的话，那么，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技术的进步会为我们找到替代资源，甚至是发明不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技术”。
我们承认，从资源与环境研究的经典视角来看，资源过度开发所引致的耗竭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但人类社会并非自然系统的外在力量，而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循环交换形成一种可调整的动态平衡关系。然而，人类又是自然界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人类是迄今为止自然界中被发现的具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存在，尽管这种能力也是有限的。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与规模。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自1970年以来平均下降了惊人的69%。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高速发展进程中也曾深陷资源过度消耗的困境。河北、山西等地密集的煤矿开采导致地层塌陷、水源枯竭等问题，长江经济带因过度捕捞与水体污染面临“无鱼”窘境的问题，北方城市深陷雾霾围城之苦等问题，皆与资源过度开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正是对上述困境的积极回应。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日渐深入人心，加之最严“环保法”的实施、能源“双控”制度的有力推进，中国资源消耗的强度显著下降。这是高质量发展理念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的真实体现。
三、技术异化的多维呈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挑战
毫无疑问，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抑制资源过度消耗的作用，也确实产生了很多的资源替代物，使得人类在保持着多年来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资源消耗的速度并没有过度加速，相反出现平缓态势。这是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与此同时，技术主义以一种更隐蔽、更普遍、更具渗透性的“过度”形式，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技术的超常进步，也因此超越资源过度开发，成为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一）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期待，大多还是出于对有效利用资源的考虑
2025年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出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提到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有效应对能源环境问题”。该计划指出：倡导“可持续人工智能”理念，支持不断探索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联合制定人工智能能效水效标准，推广低功耗芯片、高效算法等绿色计算技术。鼓励就人工智能开发节能进行对话与合作，共同寻找最佳解决办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转型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在相关方面的应用，加强国际合作，分享最佳实践。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就技术发展以及技术过度运用本身所带来的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技术过度运用有可能对人类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困境提出警示。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继“简史三部曲”之后，于2024年出版新著《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在这本书里，作者对人类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提出警告，认为AI正在重塑人类信息与权力的关系，进而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人之为人”的理解。作者超越了对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讨论，深入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困境、民主危机和人类未来的根本走向，呼吁人类深刻理解并积极应对这场变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另一本值得关注的著作是穆斯塔法·苏莱曼、迈克尔·巴斯卡合著的《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作者认为，人类正在受到两大技术发展的挑战，即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这两大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这将直接决定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作者指出：“我们已被人工智能包围，生活中的一切都将改变。”正如我们看到的，当代技术正在创造巨大的繁荣，但是，技术主义必将威胁作为全球秩序基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社会挑战。作者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意思是：技术主义的浪潮正在加速向人类袭来，但人类至今尚未觉察到这个冲击的风险；即使有朝一日意识到这种冲击的风险，也难以抵挡，甚至觉得也没有必要抵挡，因为技术通常以给人类带来好处的面貌出现。人类当前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
（二）从一般的走向分析，技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有可能表现在诸多方面
第一，AI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使劳动岗位资源大幅缩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民能够持续稳定地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汉书·食货志》有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现代社会结构完全与那样的农耕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揭示的劳动与生存的关系，表达的那种“有业方能生存”的逻辑，应该是人类的永恒命题。人类技术的过度运用，正在冲击着这种人类生存逻辑，这是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
人类为自己的制造物所奴役，被自己所发明的技术所控制，这是很多思想家所关注的所谓“异化”问题。劳动者被其所生产的产品所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要义。通常的逻辑是，劳动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就发明了机器；而机器一经发明并被普遍运用，又反过来排挤了劳动力，使劳动者失去了获得基本生存的条件。这是典型的与“有业方能生存”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劳动异化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时代机器生产替代劳动力的问题开始出现，并且带来严重的劳动异化问题，那么，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量子力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普遍运用，其替代劳动力的速度和广度更是达到历史新高度。与过去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是局部性、零散性的不同，当下的技术运用对劳动力的替代呈现出结构性、规模性的特点。很多行业领域劳动力的结构性替代（消失）已经成为人们所看到的普遍事实。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20多年前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淘汰了差不多整个胶片产业；互联网、电子邮件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传统的书信交往成为历史，进而直接冲击了邮政业，迫使这些行业的劳动力转行或者失业。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不少。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推动着这个过程。“去人力”“增效率”“降成本”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同步发展取向。
在大型生产车间，在大规模的仓储管理系统，在苍茫的田野大地……过去需要大量人力配置的领域，正逐步被自动化设备取代。“黑灯工厂”“无人农场”“智能鸡房”“电子牧场”等，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潮流。国内某著名公司的仓库管理系统，曾经引领潮流之先，通过引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分拣线等设备，大幅提高了仓库作业的效率和准确性，在智能化、自动化程度上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即使是一些餐馆和酒店，也开始使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传菜或者送货，这种替代无论是在人力成本还是在管理效率方面，都达到“最经济”的目的。
就替代劳动力的一般逻辑而言，可以将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效率的提升。AI技术和自动化设备的运用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人力的依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替代可以消解管理上的难题，譬如说，AI技术和自动化设备永远不会跟“雇主”讨价还价，也永远不会偷懒磨洋工。二是任务替代。AI通过模拟或实现人类行为，替代了大量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任务。现在，不仅客服、收银员、市场营销、一般翻译等岗位可以被替代，授课、咨询、设计、编程等被认为是脑力劳动的岗位也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三是AI成为替代性资本形态。当新技术具有“劳动节约型”的特性时，资本会逐步替代劳动，从而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结构。譬如说，智能监控系统通过算法识别、实时预警和行为分析等功能，可以在一定情境下实现准执法意义上的社会治安维持，各类数据中心也是同样逻辑，使逻辑性、规则性较强的认知劳动出现大规模自动化的可能。
据环球网报道，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作出明确预测，表示通用人工智能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这类AI将具备“远超人类的智能水平”，堪称“超级AI”。针对公众高度关切的“AI是否会抢占人类工作岗位”这一问题，奥特曼提出了较为理性的观点，认为人们无须以悲观心态看待AI对就业的影响。在他看来，就业市场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便没有AI技术的推动，30年前存在的诸多工作岗位如今也已消失。未来AI有望接管人类经济社会中30%至40%的工作，意味着就业结构将面临显著调整。
然而，这个问题并未得到高度重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劳动岗位都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有业方能生存”，有多少的“业”就有多少人的生存，“业”的兴与衰，完全能够反映个体及整体的生存质量和水平。因此，劳动岗位资源无论是对于劳动者个体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AI技术将全方位地使人的生存能力、劳动技能、思维潜能等不断退化。高质量发展观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的要义，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里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们人类推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非常有必要“回答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我们又该怎样过上这样的生活？” 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科学教育的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劳动技能、思维潜能等都在不断提升。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表面上看，今天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无论在是解释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人类技术的发展会不会有限度？有没有过度或者超越人自身需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AI为代表的技术超常进步和过度运用，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或多或少会对人类的生存能力、劳动技能和创造性思维等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年我们亲身体验到这种“影响”，但AI技术的超常进步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这些影响可能发生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基本生存能力的退化。随着AI技术的应用及其普及，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AI的依赖日益加深，导致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逐渐被遗忘乃至退化。譬如说，日常运用诸如云储存、导航系统、智能设备，使得人类的记忆力、方向感、空间想象力等基本能力退化。
二是一般劳动技能的削弱。近年来，AI技术的超常进步及其广泛应用，正迅速改变传统的劳作方式，许多重复性、机械化的工作岗位面临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如前所述，那些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工厂车间，基本上达到了全自动化的“黑灯工厂”标准，这种结构性改变不仅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替代，影响到社会的就业态势以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还普遍性地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不仅很多简单劳动技能被替代，甚至连本来需要很高水平脑力和智力活动的劳动也受到挑战。长远来看，有朝一日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必然导致人类驾驶技能的退化，AI运用到医疗诊断之后将必然削弱医生的临床判断能力，这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发展。
三是对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抑制。AI系统的标准化、高效率和优化倾向将本来千差万别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收归”到一个“管道系统”之中，算法不断限制着人的想象力和视野，这些无疑会抑制人类的创造力。人类面对AI生成的同质化内容并被其构筑的“信息茧房”框住，很容易失去个性化表达的兴趣和创新动力。AI技术的高效和精准使得很多任务能够得到简化处理，人类在这些任务中的角色扮演和行为动机逐渐减少，进而导致人类在很多领域的创造性思维缺失。AI技术的发展确实对人类自身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方面。有关研究表明，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人类在某些关键能力上的退化。
四是人际正常交往方式的改变。AI技术的普及在减少人类之间的直接（具身）互动，导致人际交往能力的退化，进而影响交往方式的改变。智能助手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使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屏幕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因为这种交流更为便捷也更有可能放松随意。譬如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本来当面很难表达的话语，很多人可以在线表达得非常自然；很多原来因为距离的原因而无法及时传递的信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地理甚至时间的障碍。曾经的书信时代，亲人间的思念、忧虑等起起伏伏的复杂情感，是人类情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种情感活动不能说不存在，但确实很弱化了，这对人类的情感生成、情感表达和人际交往无疑会带来深远影响。
AI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其广度、深度都难以预料。可以确定的是，AI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人类的生存能力、劳动技能和创造性思维等方面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持对自身能力的关注和培养，以确保人类在AI时代能够持续发展和进步。
第三，在结构性层面逐步导致社会生态失衡，或给人类带来难以破解的矛盾和困境。根据社会生态理论和系统观念，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自然与人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方面的突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人类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其本身也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逻辑上说没有必要过分担忧，从过往的人类历史来看，任何时代对未来发展的担忧似乎都是多余的。但也恰恰在任何时代，有部分人对未来发展表示担忧是必然存在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的体现。
现在发生的变化已与过去完全不同。在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及其运用都是为人所掌控的，哪怕是令人恐惧的核武器，人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譬如说，一辆汽车无论其性能多好，总是在人的操控之中，人对车有绝对的控制力。但现在人工智能实现了根本性的超越，不仅人的行为可以被其替代，而且人的思维、决策、指挥等，都有可能至少部分地被“脱离”了人的主观能动范畴，使得人失去把控的主体性。
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上海召开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基辛格博士在他最后15年的研究中，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尽管他在技术方面理解并没有特别多，但是他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度的分析视角，即聚焦于人工智能在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他特别担心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对人类的文明和尊严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国家之间在这方面如何进行竞争等问题。基辛格给美国以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核心关键点的建议，就是要通过合作来防止 AI 带来的负面影响、拥抱它带来的正面影响。
“AI教父”、2018年图灵奖得主、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也在上述大会上警示：当前人类与AI的关系，恰似饲养一只可爱的小虎崽——它长大后可能轻易超越人类。为了生存，要么摆脱它，要么找到永久保护自身的方法。辛顿呼吁，希望在全球建立由各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与国内研究网络组成的国际社群，培养不会从人类手中夺权的 “好AI”。面对 AI，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训练它永远不伤害人类，要么“消灭”它。但AI在医疗、教育、气候变化、新材料等领域作用巨大，能提升所有行业的效率。因此，若想让人类生存，必须找到训练AI不伤害人类的方法。
四、驱动与滞后：技术异化的深层逻辑与治理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不断地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造福于人类，这本身是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但是，人类往往因其特殊属性，尤其是那种过度自信、过度运用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倾向，会出现技术过度运用的问题。过度运用技术、打破原有平衡，实际上也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漠视，其深层根源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肌理。
（一）资本逻辑的深度驱动
一方面，在“增长至上”的惯性思维与资本无限扩张的本能驱动下，技术进步成为效率最大化与利润攫取的核心工具。技术运用的一次性投入对几乎所有资本来说，都是受到欢迎的。用技术替代劳动力，不仅在成本上获得优势，在管理上也有不少便利。一个活生生的劳动者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闹情绪，或明里暗里地磨洋工，而一个机器人绝不会与主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运用可以代替管理者实施对劳动者的全方位管控，大大压缩了劳动者偷工减料的空间，实现对劳动力的最大榨取，这同样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在当下，平台经济对用户时长的极致争夺、对数据的无尽渴求，正是资本通过技术实现价值榨取的“修罗场”。
（二）效率至上主义的迷思
在技术崇拜的时代，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更快、更高、更强”技术效率的盲目追求。智慧城市追求“一网统管、一网通办”、教育领域迷信“AI精准教学”、医疗健康推崇“可穿戴设备全时监控”等，这些往往忽视了其可能带来的管理刚性、见物不见人、教育异化、健康焦虑与隐私风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效率的提升一旦越过合理边界，便可能背离其价值。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技术崇拜倾向，将技术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从气候变化到贫困治理、从教育公平到心理健康，似乎一切难题皆可以编码化解。
（三）社会治理的滞后
面对指数级发展的技术，法律规范、伦理框架、监管能力等社会治理层面的应对普遍滞后。对技术复杂性与潜在风险的认知不足，特别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层面问题缺乏理性的认知，导致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尚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如果缺乏规范的伦理审查程序，科技伦理审查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就难以有效约束技术的无序扩张。在地方政府层面，技术产业投资往往享有较高的政策优先级，这种“技术优先主义”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技术的过度发展及其运用。
（四）公权力的行为动机与作用机制
在技术发展的动力结构中，公权力的行为动机与作用机制发挥了一定的主推作用。这一逻辑与过去地方政府以GDP增速为核心传统的政绩观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关系；只不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政绩考量被置换成了“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规模”“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度”等指标。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将技术研发与应用视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抓手，试通过一系列行政性与经济性的政策工具，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资源倾斜、土地支持、人才政策等，推动当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五、迈向以人为本的治理路径：价值重塑与系统构建
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过度开发并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乃至枯竭，带来了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同样地，由于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并且正加速地使劳动岗位等资源日益减少，这种情况带来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更为严峻。因此，正视并应对由于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新议题和新挑战，是全人类需要承担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责任。
（一）正本清源，在人与技术之间确立优先偏好秩序
当算法推送固化着我们的认知，当智能设备记录着我们的行动轨迹，当自动化浪潮重塑职业的版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越发凸显：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到底应该以何者为目的、以何者为工具？技术的洪流奔腾不息，但如果缺乏明晰的航标和坚定的舵手，人类倾力建造的航船或许正搭载驶向一个我们并不向往的彼岸。在技术浪潮奔涌的当下，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在人与技术之间确立一种不容置疑的优先偏好秩序：人，必须是而且永远是技术发展的价值原点与最终目的。然而，技术的本质是人的延伸，是突破肉体与认知局限、追求更高自由与福祉的凭借。如果技术的发展失去了价值导向，就有可能使原来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技术转变为隐形的且无法驾驭的掌控者。这种僭越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技术天然追求效率、精确与可计算性，这是一种强大的“工具理性”。但是，当这种逻辑超越其适用边界，渗透至社会生活、伦理判断乃至情感领域时，就会挤压关注目的、意义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的空间。我们沉迷于数据指标，却可能忽略了背后的个体感受；我们优化流程以追求极致效率，却可能牺牲人际的温情与创造的感悟。人，在不知不觉中被简化为数据点，其丰富性、复杂性与主体性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第二，技术依赖导致的主体性丧失。当技术深度嵌入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我们必然对其产生深度依赖，这种依赖往往还难以摆脱甚至没意识到需要摆脱。正如我们所体验到的，当我们有了汽车之后，就没有必要把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当我们有了计算器之后，算盘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从导航软件削弱我们与生俱来的方位感，到算法推荐窄化我们的信息视野、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茧房”，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认知模式与行为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已经不再是自己行动的主人，而是技术逻辑链条上一个被动的环节，从“运用技术”滑向了“被技术编排”，从主体性的人变成了客体性的“人”，进而可能逐步沦为新型的“技术奴役”。
因此，确立技术发展的战略思维，首先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在战略层面构建清晰的优先秩序，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发展。这并非反对技术进步，而是为其设定不可逾越的价值边界与根本方向。正本清源，其核心在于回归初心。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璀璨结晶，但它不应是悬于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是照亮前行之路的火炬。通过确立“人高于技术”“人优先于技术”的优先偏好秩序，我们才能驾驭技术的威力，确保其在增进人类福祉的轨道上稳健前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技术发展的洪流中真正成为受益者，而不是被裹挟的牺牲品。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智慧，更是我们通往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具包容性未来的必然选择。
（二）多元共治，推动国际共识与合作机制的形成
知识、信息和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说，云计算、大数据、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这些塑造未来的强大力量，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深刻的全球基因。在技术发展已成为决定性力量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技术的浪潮中独善其身，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应对其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因此，各国有必要超越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确立“多元共治”的战略原则，全力推动国际共识与合作机制的形成，这是构建技术主义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支柱。
一方面，技术的本质是弥散的、渗透的、共享的。互联网的架构让信息在全球的瞬息传递成为现实，全球供应链推动了核心技术部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流转，学术研究的开放性更让知识成果为全人类共享。我们说“地域有国界，技术无国界”，这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道理。从积极层面来看，技术进步能够惠及全人类。一款高效的疫苗、一项增产的农业技术、一个普惠的金融科技平台，其价值在于能够跨越地域与阶层的鸿沟，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技术至上主义的风险扩散同样没有主权边界。网络安全漏洞可能被跨国犯罪组织利用，冲击全球金融体系；高级算法偏见可能在不同社会被复制和放大歧视，侵蚀公平正义；前沿生物技术的误用或滥用，更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生物安全危机；劳动力的大规模被替代也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面对这些“灰犀牛”与“黑天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人类现在的境况是：一荣未必俱荣，一损必然俱损。
在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图景下，各国政府必须具备超越一般性争端的战略远见与全球责任感。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领域存在分歧乃至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在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技术治理问题上，必须把合作作为优先级更高的选项。这并非理想主义的空谈，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
技术的未来，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这个未来不应也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或某一家公司单独书写，而应由全人类共同塑造。确立“多元共治”的理念，积极推动国际共识与合作，不仅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更是对子孙后代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在技术的洪流面前，各国政府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全人类视野”与协作精神。这不仅关乎本国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唯有携手，方能避免使技术将我们带入未知深渊的险途，共筑通往人类共同繁荣的桥梁。
（三）人民至上，让人民掌握技术发展的罗盘
在技术主义浪潮以指数级速度重塑世界的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任由技术遵循其自身的内生逻辑，在资本与权力的驱动下无限扩张？还是为其注入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明确的价值导向，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类整体的福祉？牢固确立高质量发展观，始终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战略核心必定是“人民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确立技术发展的“人民逻辑”，让人民真正成为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主人。
所谓“人民逻辑”，意味着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路径选择与价值评判，都应回归到“谁主导、为了谁、依靠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对“技术本位”及“资本逻辑”的扬弃，要求技术发展优先考虑从人民最广泛、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出发，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实向往，而非仅仅追求技术的尖端性、市场的垄断性或单一的利润指标。当技术发展的指针由人民来校准，其发展才能避免异化为脱离社会土壤的“奇迹”，甚至使技术发展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从而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
第一，让人民决定技术的方向和未来，首要在于保障人民在技术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时间指向，要求我们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民主协商机制，以此科学研判和引导技术发展的战略方向。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权益的技术应用，如人脸识别的边界、算法推荐的伦理、基因编辑的底线、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等，要通过公共讨论、民意听证、社区审议等多种形式，让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声音都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技术路线图的绘制，不应只是实验室、董事会或少数部门官员的闭门会议，而应成为开放、透明、包容的社会议程，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场域。
第二，确立“人民至上逻辑”，还需构建以人民福祉为依归的技术评价与选择体系。一项技术是好是坏，不能仅看其技术参数或经济回报，更要评估其对社会结构、就业质量、生态环境、心理健康的综合影响，看其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对于那些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导致大规模失业、侵蚀隐私安全或带来不可控风险的技术，应基于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共识，审慎设定其发展节奏与应用范围。国家的技术战略，应优先鼓励和支持那些能够解决民生痛点、提升公共服务、赋能弱势群体、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普惠型”技术创新。
第三，培育全民科技素养与理性思维，是人民能够有效行使技术发展选择权的基础。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必须通过教育和社会科普，提升公众理解技术逻辑、辨析技术后果的能力。只有当人民具备足够的“技术认知”和与技术共存的能力，才能打破技术精英的话语垄断，从而作出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集体选择。这不仅是当今社会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一种需要被赋能的能力。
归根结底，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技术的任何进步和发展，都理应增强而非削弱人的主体性；理应服务于人的解放，而非制造新的依附，更不能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坚持“人民至上”，让人民自己决定技术的方向和未来，意味着我们将技术的方向盘牢牢掌握在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手中。这不仅是规避技术风险的智慧选择，更是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我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发展模式的重大升级，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拓展。在当前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已超越传统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呈现更加复杂的结构性变化。新型技术形态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治理层面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要系统推进科技伦理教育、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绿色科技发展、深化国际协同治理、提升公众科技素养、优化科技政策系统，从而构建技术与社会协同共生的治理生态。唯有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科研主体的多元协同与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技术进步既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又能真正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需进一步认识到，任何技术都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纯技术”，其背后都嵌入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假设，人工智能等更是如此。在AI治理的初期阶段，伦理规范的重点在于防范显性的安全风险与歧视性后果，为技术应用划定底线与红线。随着AI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治理框架亦需动态演进，强调系统的可解释性、可追溯性与可问责性，以保障社会对算法决策的有效理解与监管。当AI呈现一定的自主性后，伦理框架中还需纳入价值校准与文化包容原则，避免因技术偏见或文化单一性对多元社会造成冲击。展望未来，在人机协作和共生的发展图景中，AI应与人类共同构建一种新的智慧文明体系，塑造技术时代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基石。归根结底，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
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构建以人为本、安全可信、包容可持续的技术治理体系，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只有在技术治理中牢牢把握人民至上、公平正义、风险可控、开放合作的原则，才能确保技术发展造福全体人民、赋能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
作者 | 桑玉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卢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大方之谈》助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