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繁荣昌盛不仅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形成国家软实力，有助于增强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十五五”规划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对于“软实力”可以从国内建设、国际传播两大维度来把握。经过长期建设，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大力推进下，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公众文化满意度持续提高。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围绕软实力而开展，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尤为激烈；中国以“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中文教育等为契机，日益提升文化影响力。面向未来，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立场上激发活力与创新，加强文化事业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与法治保障，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和深化对外交流平台改革，从而充分提升软实力。
关键词：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公众满意度；文化强国；国际影响力
一、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软实力”作为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大局的重要一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到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他认为“软实力”与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或命令式权力不同，是用吸引、自愿合作而非强迫的方式来影响他国态度/行为的能力。在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概念中，文化（狭义）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要素之一。“文化软实力”概念则更多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基于中国文化深厚底蕴考虑，对“软实力”概念作出的本土化创新和发展。有学者提出“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随后“文化软实力”提法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主流。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3 年12 月30 日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主题发表重要讲话。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学术界同样掀起“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文化软实力”主题的期刊文献已达8536篇，2012年出现顶峰值849篇。距离“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已有18年时间，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阶段，如何评估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学理贡献和政策实践，是文化软实力研究领域的首要问题。
国际学者主要使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从国际传播角度解释或评估，并关注到中国案例，讨论中国软实力战略输出及效应问题。约瑟夫·奈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等要素构成中国吸引力的重要资源，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功，但与美国的全球吸引力相比仍然落后。玛利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等认为中国的吸引力在全球南方国家得到提升，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待进步。詹妮弗·哈伯特（Jennifer Hubbert）等从人类学视角表明，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软实力输出起到全球化和现代性价值观的框架效应（framing）。大部分国内研究则使用本土化的“文化软实力”概念，从文化建设角度进行解释或评估，着重关注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建构问题和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概言之，现有的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定义和内涵要素的界定并不统一，既有约瑟夫·奈的狭义定义，也有“文化即软实力”的同一化定义。二是缺少兼具建设和传播、国内和国际视角的分析框架，无法全面展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过程逻辑和运作机理。鉴于此，本文在明晰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和资源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国内建设、国际传播相结合的分析模型，论析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历程、现状和效果。
有学者使用“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系”的理解来定义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认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由中国民众继承和共享并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促进对方自愿合作的一套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体系。这一定义参照了政治学科的一般文化概念，保留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关键词，并进行了“文化即软实力”的简易操作化处理，可以解决概念不统一问题。
关于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要素，相关政策文本实际已给出明确界定。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内涵启示我们要坚持以下原则、目标与方法。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没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其他改革与建设就无从谈起，更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首要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待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释放其能量，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指明方向。要在把魂脉和根脉结合的过程中，明晰文化工作基本方向，持续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化传承创新。
第二，坚持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把握发展规律与战略全局。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也是持续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决定了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站在掌握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文化领导权上深化认识、提高本领，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帮助文化从业者改进工作中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
第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规划，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未来现代化社会的生动表达，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为社会主义公民提供了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第四，在“引进来、走出去”文化交流中吸收优秀成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它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等因素综合形成。这就表明，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多元性，其内涵具有包容性，但其主线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并且要进行交流融合。
在上述概念和内涵界定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见图1）：在国内建设维度，呈现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从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繁荣、公众满意度等角度阐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成就以及文化自信、文化吸引力的来源。在国际传播维度，遵循软实力理论逻辑，分析在“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及中文教育等实践中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趋势。
二、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成效
把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是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独有举措。为系统把握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整体进展，以下将分别从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壮大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并通过对人民群众文化满意度的考察，综合评估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与社会反响。
（一）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文化软实力提升离不开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群众享有基本文化权利的主要载体，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方式。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得到保障，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充分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在国家各项政策措施支持下，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从具体内容来看，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主要体现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和文化服务供给持续增高两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是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石，是人民群众享有普惠性和兜底性文化服务的物质保障。一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截至2024年，全国共建成3248个公共图书馆、4377个博物馆、723个美术馆、43625个文化馆/站（其中地市级以上文化馆404个、县市级3112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0109个），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9.7%、99.8%，公共文化覆盖面和实效性不断提高。中国基本实现“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覆盖城乡、服务全民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基本建成且总体运行平稳。二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持续更新和完善。（见图2）图书馆建设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2014至2024年末，公民人均公共图书藏量由0.58册提升为1.07册，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也由90.0平方米提高到166.0平方米。在过去数十年间，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完全得益于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日益加强。其他群众文化设施也在持续优化建设中，如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从2014年的269.2平方米提高到2024年的395.0平方米。文化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与完善，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文化事业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日益完善，呈现出上升趋势。2024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40万场次，同比增长6.9%；服务22亿人次，同比增长19.8%；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10692个，演出15.3万场，观众9212.2万人次。二是文化活动的开展必须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在提供形式多样的文化服务的同时，受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展。现有群众文化机构的文化服务供给主要分为四种——文艺活动、训练班、展览和公益性讲座。从总量来看，文艺活动次数最多，达到254万场次，服务近16.5亿人次；从活动次数同比增长幅度来看，训练班增长幅度最大，同比增长12.9%；从服务人次同比增长幅度看，展览服务人次同比增长达到26.2%。（见表1）文化服务供给量的不断增加和文化服务供给类型的结构性变迁，充分体现政府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也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内部根基。
（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支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文化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提升，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2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62094亿元，相比2014年增加1.53倍。文化及相关产业占GDP比重，也由2014年的3.81%提升至2024年的4.61%。（见图3）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直观反映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随着文化及相关产业的GDP占比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调整，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成为新兴的消费热点。
文化产业经营效益不断提升，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迅猛，呈现出“文化服务业引领、新业态驱动”的特点。2024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19万亿元，营收规模达到历史峰值，比上年增长7.1%。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引领作用较为突出。2024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收10.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占全部文化产业营收的比重为57.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收增长的贡献率为59.1%。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收超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5.3个百分点；占全部文化产业营收的比重为34.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收增长的贡献率为57.9%。
（三）公众文化满意度持续提高
无论是公共文化事业抑或文化产业，其主要目的都是提供优质的文化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中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部分数据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23年中国居民文化发展满意度报告》，报告基于全国大规模双潜PPS抽样的居民调查数据，最后获得有效样本35668份，其中农村14976份、城镇20692份，性别、年龄等各项指标也较为均衡，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总体而言，中国居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状况评价以正面为主。如图4所示，79.55%的群众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
居民对当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总体呈现满意的态势。
第一，公共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从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总体评价来看，居民最认可的是硬件设施，73.68%的受访者对交通的便利性满意，73.02%的受访者对设施环境满意，70.36%的受访者对提供的场所数量满意。对工作人员服务水平、时间安排、特殊群体设施、活动质量、意见反馈渠道等方面，居民满意度也较高，基本都达到65.00%以上。居民满意度较低的两个方面是网络条件和数字化程度，其中网络条件的满意度为65.93%，数字化程度的满意度为63.92%。这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第二，文化产业和市场的成果同样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可。54.65%的受访者对当前文化消费市场比较满意，13.50%的受访者非常满意，仅有6.51%的受访者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文化消费市场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相对优质且充沛的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文化服务类型，有效补充了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之外的文化供给。
第三，对不同文化供给类型的满意度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文化供给丰富多样，既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题材作品，也包括优秀传统文化、流行大众文化等类型的作品。主旋律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意度最高，前者达到77.61%，后者为77.28%。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均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主旋律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与评价。流行文化和专业文化供给的满意度相对低一些，其中前者为65.71%，后者为64.56%。不同类型的文化供给不仅提供了休闲娱乐的途径，也创建了思考和启迪的平台，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世界影响力
近些年来，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排名日益提升。这既得益于综合国力及其影响力提升，也有赖于加大文化传播力度的对外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三个支撑点，承担着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和文化贡献认可程度的重任。一方面，三者都体现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丰富内涵，强调尊重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寻求发展的契合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以商贸往来为渠道促进中华文化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治理视角为传播中国价值与理念奠定基础，国际中文教育强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好感，三者互为支撑。
（一）“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济与文化结合，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结果，又对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软实力起到增强作用。“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将沿线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一大特色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没有设定明确的空间范围和边界，任何有意愿并具备合作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均可加入。自2013年提出以来，它不仅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也成为中华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渠道。通过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知名度，构建了跨文化的信任基础，使全球范围文化的传播、辐射和影响更加深入持久。
第一，文化传播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包括线上和线下多渠道传播。在线下，中华文化传播方式以展会、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为主，逐渐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中国已连续举办多届“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建设“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推动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国际传播“丝路奖”评选活动。大型博览会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和义乌小商品交易会等，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为国际社会提供直接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推动文化产品国际化传播。中华文化中心、民族博物馆等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已在四大洲建立了四十多个海外文化交流中心。以此为基础，中华文化成为沿线国家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大大增强。随着网络新媒体涌现，文化交流从线下拓展到线上，沿线国家的年轻人成为国际文化传播的主要受众群体，这一转变使得中华文化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更加年轻化和科技化，传播效果显著提升。
第二，通过文化产品进出口，扩展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从2014年到2024年，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从169.9亿美元增加到370亿美元。（见表2）这说明文化产品逐渐成为沿线国家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产业在积极“走出去”。
第三，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使中国的价值理念得到国际认可。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通过一系列“行动计划”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不仅在技术国际合作上取得突破，也在文化和价值领域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中国企业通过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始终关注环境保护和公平对待当地员工，从企业角度展示“义利兼顾”的文化理念，潜移默化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观、魅力与影响，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沿线国家的调查指出，超过49%的民众认为中国企业有利于本国发展，超过70%的尼日利亚民众和80%的肯尼亚民众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贡献持积极态度。除加纳外，各国42%以上民众认为中国企业对保护环境发挥正面作用，其中肯尼亚、孟加拉等国超过75%的民众认为中国企业保护环境的作用值得肯定。除了个别国家，各国半数及以上民众认为中国企业公平对待当地员工。（见表3）这些数据证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沿线国家是显著的。
（二）在国际事务治理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创新性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出的旨在促进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方案。通过这一理念，中国为解决紧张关系和危机提供了有效途径，并为推广中华文化开辟了新渠道。
第一，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政治保障。文化传播需要载体和途径，更离不开政治保障。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具备国际传播魅力，但其跨国传播离不开国际政治的协助。由于中国国家制度与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特别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面临不少准入困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展现了“政治外交先行，文化外交随行”的良好局面，中国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二，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理论来源，凝聚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内涵，为国际事务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一方面，吸收“以义制利”等思想，将道义精神推向国际社会，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义利观；另一方面，汲取“和而不同”“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等智慧，发扬和平共处、反对战争的理念，将文化差异性自然化，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积极倡导该理念，得到广泛认可，联合国将“以义制利”“天下一体”思想融入全球治理议程。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国际认可度。
第三，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得到落实。除了“一带一路”始终关注环境保护和公平对待当地员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体现在国际救援和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各国提供抗疫物资和医疗支持，倡导通过全球合作来应对公共卫生挑战。这种“同舟共济”的理念，使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三）推广国际中文教育
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也为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提供了关键载体，成为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语言和文化的互通，在教育合作和各种外交活动中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和友谊，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多样性和共同发展，也在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中为共同应对挑战提供支持，从而建立更深层次的文化纽带，为传播中华文化提供路径便利。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孔子学院作为主要机构，推动中文教学在全球普及。截至目前，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累计有4000多所大学、3万多所中小学、4.5万多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中国以外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达2亿之多。这不仅满足了海外民众学习中文的需求，也通过语言教学传播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
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已累计派出13万名教师、志愿者，培养培训各国本土汉语教师50多万人次，开发多语种主干系列汉语教材、中外文词典，推广“教学考试一体化”“沉浸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等教学方法，各类学员累计上千万人。孔子学院的持续发展，为中华文化传播带来持久动力，直接推动“汉语热”的形成。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设立，提供定制化的中文课程，包括定制教材、选派授课老师，尊重学生的母语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截至2023年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54国共建立153所孔子学院和149个孔子课堂，约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孔子学院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文教育，共派出中文教师1076人。
（四）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排名日益提升
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仅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层面对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推动。中国通过经济、外交和文化多维融合，逐步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际排名，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的软实力指数是国际上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较为权威的指数之一，其每年更新的数据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估提供重要参考，其具体维度包括文化影响力、数字技术、教育体系、国际关系和生活质量等。数据显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近20年来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2005年，在世界排名第7位；而2025、2026年，已升至全球第2位，仅位于美国之后。
总体来看，随着中国不断在国际事务中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动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代表的文化传播交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也在提升。一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国际民意对中国（64%）和中国人（66%）的整体印象“好”的比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5%和10%，各维度印象良好的比例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同比增长。这些积极变化不仅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稳步提升，更彰显了开放合作与文明互鉴对增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思考
鉴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界定和要素结构，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加快文化强国建设，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同时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更有效率的国际传播体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方向，激发活力与创新
第一，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立场要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宣传、文学艺术等文化建设各领域中。党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不同领域召开工作会议，包括文艺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
第二，要以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两个结合”为前提，解放思想、创新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服务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培训和辅导等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要激发社会活力，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中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文化产业要加强产品创新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质量和水平。
第三，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关系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加强文化事业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
第一，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实现文化事业领域的均等化，需要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应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的文化投入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补助等方式，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顺利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持续开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在互联网时代，线上的服务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这需要政府联合各种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向基层延伸和覆盖，加强线上公共图书馆、线上文化馆（站）、村（社区）线上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标准规范制定工作；积极探索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和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第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扶持和发展各类文化中介机构和文化营销组织，将文化交流与经贸、科技、教育、旅游、体育等各领域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
（三）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第一，健全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发展机制，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效能和水平。加强文化产业管理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机制建设，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和权责边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统计监测和评估体系、监管制度体系。通过加强监管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和生态环境，加强对文化企业的引导和扶持，促进公平竞争和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自律为依托的监管机制、引导机制，提升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鉴于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庞杂多变、政府监管无法面面俱到的现状，必须重新审视政府在监管中的角色，重视行业自律在政府监管中的积极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协调机制，做到职责明确、权责分明、分工协作，以行业为基础加强行业自律和信用体系建设，多举措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加快文化产业法治建设。文化产业是庞杂、多变的领域，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新业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涌现，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规范逐渐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快文化产业立法进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制定更有针对性、科学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措施，加强对文化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侵权盗版等不法行为，完善文化产业税收政策，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深化对外交流平台改革
第一，调整对外传播导向与模式，强化文化交流本质。强化“走出去”的市场导向和可持续性，鼓励民间文化交流，避免盲目追求数量和范围而不顾资金、人力投入；由“从我出发”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围绕“受众”而非“传者”展开，注重双向互动和深层次沟通；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传播项目，增强活动感染力，注重交流内容在当地的融入性、亲和力和满意度；优化内容结构，增加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元化内容，满足受众的实际心理需求。例如依据亚马逊等国际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偏好，指导文化内容生产，鼓励和支持出版更多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图书和多媒体产品，达到传播交流的最大效率与良好效果。此外，社会多元主体是跨文化对话和深层次交流的真正主体，包括了政府主导和企业市场行为之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要凝聚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开展民间友好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消除隔阂、增进了解；支持海外中国研究，在海外国家发掘知华友华力量，以母语写作、本土传播的方式客观准确传播中国文化，营造舆论环境、促进友好交往。
第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品牌，提升优质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我国首款3A级别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首日全平台累计销量超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Steam平台同时在线玩家数突破220万，排名历史峰值第二，互联网上甚至出现大批外国玩家开始学习《西游记》相关内容的火爆现象。要加大对外文化传播企业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和品牌建设，提高品牌国际化水平。
第三，深化对外交流平台改革。一个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是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改组为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这一改革减少了机构的意识形态色彩，将核心业务定位为国际中文教育推广，其转型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传播。我国还要拓展国际传播平台和渠道，构建和完善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利用新媒体和技术手段增强文化传播的覆盖面与互动性，加强与海外公众互动。例如研究国际传播平台如CNN、Al Jazeera的运营模式，探索适合我国的国际传播策略。
五、结语
随着经济飞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也得到显著提高。这一现象引发国际学术界关注，成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与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得益于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与产品，并得到民众的认可。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影响力是一体两面，文化软实力自然会带来文明影响力，而文明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最好标志。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文化的全面领导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文化领域治理体系、传播体系改革，加快文化强国建设。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
作者 |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