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共识”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以概念史为视角，系统追溯这一概念从“共同政纲”“共同纲领”“奋斗目标”“基本原则”等历史表达形态，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式概念化、并在统一战线领域深化为标识性概念的演进轨迹，可以揭示其话语生成的内在逻辑。“政治共识”本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与整合下，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所形成的“引导-整合”型稳定认同，具有理想信念共识、价值观念共识与规范准则共识三个层次，是一种具备明确导向性、内在结构性分层与持续演进能力的基础性政治关系。与西方语境中的“共识”不同，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共识”以人民整体利益为价值基础，以“团结-协商”为生成路径，以制度化协商为实践形态，具有鲜明的本土特性。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需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与外交五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夯实共同利益、健全制度体系、厚植文化底蕴、加强共识教育、拓展国际共识，实现政治共识的持续拓展和强化。将“政治共识”从泛化的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既是对西方研究路径的学术超越，更是以中国经验为起点、以人类共同问题为指向的知识创新，极大彰显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向自主建构的内在自觉。
关键词：标识性概念；政治共识；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史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显著治理效能。这一良好治理局面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党领导下形成的高度政治共识，即始终将多元社会力量凝聚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共同目标上来，从而确保了社会团结与国家高效运行。当前，社会结构深度分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如何进一步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元中凝聚力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在 2016 年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60 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要求：“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政治共识在新时代政治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理解中国政治整合逻辑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由概念编织而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便是充分提炼与阐释在本土历史文化演进及政治实践中生成、又进入学术流通的标识性概念。“政治共识”正是这样一个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在政策话语中频繁出现并逐步演化为统摄统一战线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实践意涵。将其从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深化对其本土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的研究，是建构中国政治自主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环节。
当前学界对“政治共识”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第一，关于政治共识的生成历程与凝聚逻辑。学者们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凝聚政治共识的历史探索与动态演进，从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视角揭示其整合功能与治理模式。第二，关于政治共识的建构路径与实现机制。理论层面，探讨了政治共识达成的现实障碍 、转型期共识凝聚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符号的动员功能；实践层面，关注网络协商对基层社会共识建构的推动作用与政治共识教育的规律提炼及实践创新。第三，“政治共识”相关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基本沿袭萨托利“价值-程序-政策”的三级划分路径，或将其界定为基本政治价值与秩序的认同，或指出其兼含价值共识与程序共识，并构建其教育实践的分析框架。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如何凝聚共识”的现实议题，在实践路径与功能机制层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政治共识”概念本身的源流演变、话语生成与系统学理建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是在理论阐释上，既有研究大多沿袭西方共识理论框架展开分析，未能充分揭示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特有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重西方框架轻本土特质的状况较为突出。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概念史的视角，系统梳理“政治共识”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中的生成与演变，追溯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表达形态、语义流变与演进路径，提炼其内在结构、核心特性与本质要义，并通过中西比较彰显其独特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探索新时代政治共识的建构路径，以彰显对“政治共识”作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自觉，推动形成这一概念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解释体系。
二、“政治共识”话语的历史表达
“政治共识”作为一个明确概念虽出场较晚，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关注政治行动中共同目标与思想认同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在 1890 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把《宣言》所申述原则的最终胜利“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的联合从来不是自发的，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目标为指向的思想认同过程，这正是政治共识得以生成的深层逻辑。这一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实践中得到充分展开，其所指向的跨阶级、跨群体政治认同，围绕不同时代任务历经多次形态转换，既有“共识”边界的拓展与内容的深化，也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收缩与重构。
（一）“共同政纲”：以利益交集为根基的目标聚合
建党初期，各革命阶级在“打倒列强除军阀”上的现实利益交集，催生了以“共同政纲”为载体的目标型共识，为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提供了认同基础。党的二大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性目标，并指出“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这一政纲并非某单一阶级利益的表达，而是各阶级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最大共识。其生成逻辑在于，“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这种利益交集使跨阶级联合获得了坚实根基。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政治动员将革命目标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认同实践，使“共同政纲”成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的动态认同，而非仅仅停留于文本宣示。然而，这种建立在跨阶级联合之上的目标聚合本身具有暂时性与策略性，一旦革命形势变化、阶级利益冲突激化，这一“共识”形态便难以持续。
（二）“党的政纲”：阶级矛盾激化下的主体收缩与重构
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迫使政治共识的主体边界急剧收缩，“党的政纲”由此成为重建党与工农群众政治认同的核心载体。“八七会议”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识主体从“各革命阶级之间”收缩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阶级基础之间”。 1929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通告强调“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明确将政党纲领置于认同建构的核心。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以“党的政纲”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议题，将没收地主土地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相统一，依托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工农群众在具体经验中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解放自己。从概念史角度审视，这一阶段主体边界的急剧收缩揭示了跨阶级“共识”必须以共同目标和相对缓和的阶级矛盾为前提。这一时期“党的政纲”所确立的政党引领逻辑，也为后续各阶段“共识”形态中“党的领导”这一核心要素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救国纲领：民族危机驱动下的“共识”再凝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存亡的外部危机突破了阶级矛盾的藩篱，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表达形式的政治共识，在更广泛的主体范围内重新实现了跨阶级凝聚。这一“共识”在内容上将“争取抗战的胜利”确立为“最基本原则” ，同时将保护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利益、推进民主权利等主张纳入共识框架；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受到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的不断冲击，屡濒破裂，而之所以能坚持八年，得益于中共通过“有理、有利、有节”斗争艰难维系。这一时期的“共识”呈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这表明，跨阶级阶层的政治共识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想化“结晶”状态，而是通过反复博弈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制度形态演变看，这一阶段创造性地实行“三三制”，在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的前提下将中间势力和进步分子纳入政权，在保证党的领导的同时拓展了“共识”的主体边界，在大敌当前的民族危机驱动下重新吸纳了多阶级力量，预示了向更为制度化“共识”形态演进的可能性。
（四）“基本纲领”：以国家建构为导向的制度化雏形
抗战胜利后，“共识”的核心议题从“共同对抗什么”转向“共同建设什么”。毛泽东以“基本纲领”为载体，推动政治共识向以国家制度建构为导向的新形态跃升。毛泽东于1945 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抗战结束后各方“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其中“基本纲领”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框架：政治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使各阶级、各党派的现实诉求得以在共同框架中合理安置。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基本纲领”进一步行动化为 1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所宣布的八项基本政策，成为动员、激励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进而建设一个全新国家的行动纲领。这一形态标志着“共识”结构从以政策目标为载体的临时性约定，转向以国家制度为框架的整体性认同，为此后“共同纲领”的制度化表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共同纲领”：从革命目标到国家认同的制度定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政治共识从革命动员话语正式确立为国家制度安排，完成了从阶段性“目标认同”向根本性“制度认同”的历史转折。“共同纲领”既是各方“同意”的结果，又具有“均应共同遵守” 的规范效力，其“共识”核心不仅在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在于将“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等原则确立为制度规范。在实践路径上，这一“共识”的巩固依托于两条路径：一是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社会各界提供制度化协商平台；二是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持续的思想教育行动推动外在制度认同向内在思想认同转化， 为新中国国家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思想、民意和社会心理的支持。
（六）“奋斗目标”：从制度认同到愿景驱动的动态转换
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后，政治共识的重心从静态的制度确认转向动态的愿景驱动，“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全民建设意志的新的话语载体。正如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1957 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这一论断揭示了新形态的“共识”不再是既有制度的静态确认，而是面向未来的动态凝聚。“奋斗目标”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通过群众运动与思想教育将宏大愿景转化为全民的思想认同。具体来说，一方面将抽象目标拆解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可感知的具体实践，使群众在亲身参与中内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社会主义价值塑造，将道路认同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以愿景驱动凝聚“共识”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后社会日趋分化之际，为“政治共识”概念化出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前提。
（七）“基本原则”：社会思潮多元化趋势下的边界重构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思潮多元化，促使政治共识的总体建构逻辑主要从内容设定转向底线划定，“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重构“共识”边界与内涵的核心依托。 1979 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1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将其确立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由此，作为底线的“四项基本原则”与作为目标指向的“改革开放”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政治共识的核心内涵。在实现方式上，这一“共识”通过思想解放、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得以达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制度上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规范保障，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在利益则使“共识”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政治共识”概念的出场与运用
经过百余年历史实践的持续沉淀，“政治共识”概念的内涵不断深化，凝聚路径不断完善。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社会多元分化与政治整合需求的同步发展，“政治共识”作为独立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并在国际关系、统一战线、法治建设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
（一）概念出场的历史契机：历史表达积淀与现实整合需求的碰撞
1990 年 1 月 15 至 19 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文，其中提到：“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这是目前所见“政治共识”概念在国内政治话语中的首次正式出场。它不是在描述已经达成的“共识”，而是在呼唤应当达成的“共识”，其核心指向不是某一具体政策，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态度。这意味着该概念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维护制度稳定性的基石功能，它要回答的是在社会多元分化条件下“我们共同持守什么底线”这一根本问题。从概念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出场并非偶然。前文所述 70 余年“共识”表达的积累，已为该概念沉淀了核心内容。当社会整合的内在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前期的替代表述最终生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乃是水到渠成。
（二）外交场域的先行运用：作为协调性话语的率先拓荒
“政治共识”概念出场后，最早且最大体量地被运用于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据统计，从 1990 年至 2025 年底，《人民日报》标题或正文中含“政治共识”的报道共计 478 篇，其中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 303 篇，占比约 63%。且在该概念诞生后的前 20 余年间，这一比重超过 70%。从这一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在概念运用的早期阶段，“政治共识”主要作为外交词汇发挥功能。进入 21 世纪，这一概念在大国关系与多边机制中持续深化运用，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方频繁借助“政治共识”话语推动机制建设与战略协作；在全球治理层面，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场合反复强调以“政治共识”凝聚行动合力；等等。从功能特征看，外交场域中的“政治共识”概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协调性话语特征，其核心在于标识双方或多方的共同立场，为合作提供基础性框架。
（三）统一战线领域的聚焦深化：从一般性运用到标识性概念的生成
统一战线领域构成“政治共识”概念最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话语阵地。在《人民日报》 478篇出现“政治共识”话语的相关报道中，统一战线领域 172 篇，占比约 36%，仅次于外交领域。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一概念不但覆盖统一战线各具体领域，其内涵亦不断深化，逐步从一般性话语运用发展为该领域的标识性概念。
从演进轨迹看，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 年至 2011 年前后），“政治共识”话语高度聚焦于多党合作领域。 1997 年，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围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共识。 2005年，中央统战部进一步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内容明确界定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政治共识。这一时期，“政治共识”的语义重心在于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第二阶段（2011 年前后至今），概念运用向港澳台、非公有制经济、党外知识分子等统一战线其他领域稳步延伸。 2012 年，“九二共识”被明确界定为两岸政治共识，赋予这一概念以国家统一的核心意涵。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注重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强调在多元利益与社会差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并将“政治共识”话语广泛嵌入协商民主、民族团结等议题之中。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不断增进民营经济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 。在党外知识分子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域，该概念亦持续得到运用。
从语义深化的角度看，在内容层面，“政治共识”被界定为涵盖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认同的多层次价值体系，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两面旗帜，形成同心圆式的共识结构； 在功能层面，它被明确为统一战线的前提和基础，是“多党合作制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至此，“政治共识”已不再仅仅是描述统一战线某一功能的普通词汇，而是成为统摄整个领域功能目标的标识性概念。
（四）法治与反腐倡廉领域的延伸运用：作为制度规范认同的领域拓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政治共识”话语在法治建设与反腐倡廉领域亦有鲜明延伸。比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都被明确概括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视为“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共识”等。“政治共识”在这些领域的运用虽然数量不多，但指向明确，集中体现为对法治道路与权力约束的制度规范认同。法治与反腐领域的“政治共识”话语，拓展了这一概念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运用场域。
纵观“政治共识”概念的演进轨迹，其出场虽遍及外交、统一战线、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等多个场域，但主要集中于外交与统一战线两大领域，这一分布格局并非偶然，而是深刻折射出“政治共识”话语立足多元主体差异、以求同存异实现政治整合的核心价值功能。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虽核心职能不同，却共同以凝心聚力、包容共赢为基本价值导向，以团结协作、沟通协商为基本工作逻辑，由此成为“政治共识”概念运用的两大主要阵地。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在运用侧重上存在明显差异：外交场域强调主体间的对等协商与利益契合，侧重“求同”；国内政治场域则更强调在方向明确前提下的向心凝聚，侧重“凝聚”。从 1990年的首次出场，到外交领域的率先铺展，再到统一战线领域的持续深化与法治反腐领域的延伸运用，“政治共识”这一概念的运用轨迹呈现出由边缘到核心、由描述到统摄的整体走向。
四、“政治共识”概念的基本内涵
立足于上文对“政治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中话语表述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概念不是沿用既有理论框架的人为建构，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生成、演变并走向成熟的。
（一）三层结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的立体架构
各阶段替代表述的演进表明，政治共识的内容并非平面化的单一认同，而是在不同层面同时展开、相互支撑的立体结构。“共识”虽因时代任务不同而各有侧重，却始终内含着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三者共同构成其立体结构的内核（图 1）。
1．理想信念共识。 理想信念共识是最高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往何处去”的根本方向问题，为其他层次的共识提供方向指引。它不规定具体行为准则，也不提供日常价值判断，而是为整体确立根本性的历史方位与奋斗方向。在政治实践中，其核心内容体现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民族复兴目标的持续认同。从国民革命时期“共同政纲”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指向，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纲领，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均是这一层次共识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展开。
2．价值观念共识。 价值观念共识是中间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为多元主体的行动选择提供评价标准与正当性依据。它上承理想信念的宏观引导，将宏大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价值准则；下启规范准则的确立，为制度设计提供价值依据。建党初期“共同政纲”之所以能够成为跨阶级联合的思想基础，正在于它凝聚了“反帝反封建”这一最广泛的价值共识；抗战时期“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之所以能够超越阶级分野，同样在于它提供了各方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准则。这一枢纽地位使价值观念共识成为理想信念落地与规范准则生成的连接纽带。
3．规范准则共识。 规范准则共识是基础层次的“共识”，回答整体“如何运行”的行为规则问题，将理想信念的方向认同与价值观念的是非判断，转化为具有稳定性和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层次的“共识”相对弱化，主要表现为统一战线内部对基本纪律与组织原则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首次确立了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基本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四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为“共同的政治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法治规范以其强制性、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确保了“共识”的底线不被突破，使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获得制度化保障。
这三个层次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建党初期至土地革命时期，理想信念共识与价值观念共识处于相对优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规范准则共识的地位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三个维度呈现协调推进态势，共同构成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的完整结构图景。
（二）核心特性：导向性、结构性、演进性及其相互关系
在三维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从功能定位、存在形态与发展机制三个维度，提炼出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特性。
1．导向性。 导向性是政治共识的本质属性与功能特征。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共识”不是价值中立的意见趋同，而是始终围绕特定政治目标展开、具有明确方向规定与引领功能的认同形态。这一特性首先体现为方向规定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根本原则为“共识”标定了边界。在此基础上，导向性进一步延伸为引领整合功能。从“共同政纲”为联合战线提供行动基础，到“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确立运行规范，再到“新发展理念”为现代化建设凝聚发展共识，政治共识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紧密关联。而这一切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引导，从建党初期向工人指出“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的政治启蒙；到新时代的制度化协商与政治共识教育，党通过政治引导、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使多元主体在共同框架内形成价值认同，既确保了“共识”的方向，又赋予其向心力。
2．结构性。 结构性揭示了政治共识的存在形态和秩序特征。从内容维度看，政治共识呈现如前所述由理想信念共识、价值观念共识、规范准则共识构成的纵向层次性。从主体维度看，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 并不是无差别的同质化认同，而是呈现出从核心向外围逐步扩展的圈层特征（图 2）。党内共识处于核心圈层，具有高度自觉性与组织约束力；社会共识构成中间圈层，涵盖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及全体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不断增进共识，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人类共识体现对外延伸的圈层，是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国人民与进步力量，主要依靠平等协商与利益契合达成。
3．演进性。 演进性揭示了政治共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调整与深化的动态规律。其一，核心内容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调整。从革命时期对抗共同的敌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原则”，直至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识”的核心内容在继承基础上不断拓展深化。其二，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从革命时期主要依赖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托组织体系与思想改造，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协商与共识教育的常态化推进，“共识”的形成经历了由动员型向制度型、由集中型向协商型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指出“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标志着“共识”形成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迈进。
上述三个特性有机统一：导向性是本质规定，回答“共识为了什么”；结构性是存在形态，揭示“共识如何构成”；演进性是发展机制，阐释“共识如何变化”。三者共同构成理解中国语境中“政治共识”的关键维度。
（三）概念界定：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的理论定位
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层次，共同回答了“共识”在内容上“认同什么”的问题；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特性，则共同揭示了“共识”在形态上“如何存在”的问题。二者共同勾勒出中国语境下“政治共识”的独特面貌：它既非价值中立的意见趋同，亦非单纯的利益博弈结果，而是在党的引导下，多元主体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持续互动、逐步凝聚的认同过程。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整合下，围绕国家根本性问题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所形成的稳定认同，是一种具备明确导向性、内在结构性分层与持续演进能力的基础性政治关系。 就其历史性而言，它是百余年实践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集聚结果，随时代任务的转换而不断演进，在持续沉淀中走向成熟，而非先验存在的理论预设。就其结构而言，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三个层次相互支撑，导向性、结构性与演进性三个特性有机统一，形成层次分明又相互支撑的整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在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治方向与原则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引导、利益协调与制度吸纳相结合逐步生成，既区别于单向度的强制灌输，也区别于纯粹程序性的利益妥协，而是在核心引导下通过持续互动实现的向心凝聚。
正是这一独特的生成逻辑，决定了政治共识与统一战线的深刻关联。一方面，统一战线是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实践载体；另一方面，政治共识构成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石。作为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并非无原则的松散联合，而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二者互为表里，政治共识构成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前提。
五、“政治共识”概念的中西比较
“政治共识”作为一个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均被使用的概念，其内涵深深嵌入特定的历史实践与文化结构之中。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与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的“共识”概念在价值基础、生成逻辑与实践形态上均存在系统性差异。
（一）价值基础不同：“人民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根本分歧
中国“政治共识”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准则，将凝聚多元视为实现整体利益的必要路径；西方“共识”则以不可通约的个体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将协调冲突视为维护个体利益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诉求被纳入国家发展目标之中并加以整合，使“共识”能够在“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中实现动态平衡。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则以个体权利与多元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其内在逻辑决定了“共识”只能是利益博弈的协调结果，而非价值层面的真正统一。以赛亚·伯林认为，终极价值或人类目标之间总是存在冲突，且这些价值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无法用一个合理的标准加以仲裁和解决。这一价值多元论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共识”形态的内在紧张，既然价值之间不可通约，那么任何“共识”都只能是差异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达成的有限协调。不仅如此，这种看似中立的“协调”也远非理想图景所描绘的那般公正。谢茨施耐德尖锐指出，“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堂合唱团唱着带有浓重上层阶级口音的歌”，所谓“协调”实则更多体现为优势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以美国党派极化为例，近年来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认同分裂不断加剧。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22 年一项调查显示，78%的共和党支持者与 68%的民主党支持者均认为，对方政党的政策“会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并将其视为认同本党政治立场的重要原因。政治分歧已由政策竞争演变为身份认同对立，在财政预算、移民政策等重大议题上呈现“否决型竞争”而非“共识型协商”的运行特征。这正是“个体本位”价值基础的深层困境：当个体身份认同取代共同利益成为政治行动的根本驱动，“共识”便难以突破党派分野，形成具有持续整合能力的深层认同。
（二）生成逻辑不同：“团结-协商”与“契约-竞争”的深层分野
中国“政治共识”以团结为优先目标、以协商为内生路径，将“共识”视为凝心聚力的政治整合过程；西方“共识”则以契约论为传统、以竞争性博弈为运行机制，将“共识”视为力量对比下的阶段性均衡。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各自的历史实践与政治文化之中。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设，首要任务是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并团结为有机整体，而团结不能靠压制多元或放任竞争来实现，协商由此成为实现团结的必然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 从“三三制”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到“五一口号”开启协商建国，《共同纲领》以制度确认共识，“团结-协商”从革命策略确立为国家制度，最终使政治共识超越利益均衡，成为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认同形态。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生成深嵌于契约论传统与竞争性政治文化之中。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契约论传统将“共识”视为个体利益计算与权利让渡的结果，内在地预设了“共识”的工具性与暂时性。 在竞争性民主结构下，政治主体围绕选票、资金与话语权展开持续博弈，“共识”的形成有赖于各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竞争性均衡” ，更多取决于力量对比与策略互动。有学者将这一形态概括为“杯葛型治理”，即意见表达充分却难以形成统一政治输出，与中国“共识型治理”形成鲜明对照。以英国脱欧为例， 2016 年公投中“脱欧”阵营以 51.9%对 48.1%的微弱优势获胜，但这一结果并未转化为稳定“共识”。此后围绕“硬脱欧”与“软脱欧”、北爱边境安排及贸易规则等问题，英国议会长期陷入僵局； 2019 年下议院首次表决脱欧协议时， 政府方案以 202 票对 432 票被否决，形成 230 票差距的历史性失败。这一案例表明，在“契约-竞争”的生成逻辑下，阶段性的多数表决不过是力量博弈的暂时均衡，而非真正凝聚持续整合能力的“共识”。
（三）实践形态不同：制度化的持续生成与周期性的间歇表达
中国“政治共识”以制度化协商贯穿政治运行全过程，在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与深化；西方“共识”则主要依托周期性选举集中表达，受制于政治议程更迭而呈现显著的间歇性与碎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一民主形态推动民主贯穿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过程，有效避免了“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的形式主义弊端。在具体制度层面，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构建了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商议政体系，“十四五”期间全国政协开展视察考察调研活动 413 项，提案立案 25043 件，共举办各类协商活动 279 场次。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平台使不同社会主体在反复沟通中逐步形成稳定认同。
西方语境中的“共识”则主要依托竞争性选举加以表达，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与间歇性，缺乏持续积累与深化的制度路径。选举虽使“共识”在特定时间节点被集中表达，却使其形成高度依赖于选举周期与政治议程的更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以比利时政治实践为例，多党竞争与语言、地区分裂使联合政府长期面临组阁困境，反映出竞争性民主下“共识”往往受制于党派博弈与选举周期，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治整合。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共识”并非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实践、围绕国家发展方向与人民整体利益所形成的“引导-整合”型认同。它既是分析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概念，更是承载中国政治智慧的学理凝结。
六、新时代政治共识的构建路径
政治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引导-整合”型认同，其凝聚既非自发生成，亦非强制灌输，而是一项需要多维协同的系统工程。当前社会结构深度分化、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政治共识的凝聚需从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与外交五个维度协同发力。
（一）扩大共同利益，夯实政治共识的经济基础
共同利益是政治共识最深刻的物质基础。新时代凝聚政治共识的经济基础工作，须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端协同推进。在“做大蛋糕”方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以产业升级带动高质量就业扩增，并将其作为凝聚共识的首要民生支撑，着力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技术红利的分配失衡转化为社会认同的裂隙，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能够切实惠及广大劳动者。在分好蛋糕方面，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关键指标纳入政府绩效硬约束，推进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补短板工作，使社会成员在面对生活风险时有可依托的制度兜底。同时，将平台经济治理规则的完善、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制度保障纳入优先议程，防止数字经济扩张过程中的利益截留效应引发新的“共识”撕裂。只有当人民群众既能真实共享发展成果，又能切身感受公平正义，政治共识才能在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中获得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二）健全制度体系，筑牢政治共识的制度根基
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政治共识得以持续巩固的根本保障。推进制度维度的共识建构，须在顶层设计、基层延伸与监督嵌入三个层面同步着力。在顶层设计层面，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持续迈进，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凝聚共识、深化认同的制度通道。尤须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经济、数字治理等新业态快速涌现带来的制度空白区，加快立法供给，以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政治共识底线提供制度性保障。在基层延伸层面，将制度优势向治理末梢延伸，健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级协商议事机制，畅通利益表达与诉求协调渠道。同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媒介化协商共治”新格局，推动政治共识由价值认同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转化。在监督嵌入层面，将监督机制嵌入权力运行的日常环节，建立健全全链条监督体系，防止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落差造成认同损耗，确保方向性共识在具体实践中不被悄然架空。
（三）厚植文化底蕴，奠定政治共识的文化心理基础
文化认同是政治共识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巩固政治共识，须从文化内容建设、数字传播拓展与文明交流互鉴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第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文化精品创作，以生动可感的文化叙事将国家道路、制度体系与发展目标的认同具象化，使文化认同成为超越地域、阶层与代际的持久凝聚力。第二，依托文化数字化战略，系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网络化传播，推进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等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共同文化记忆的辐射范围延伸至数字空间，以技术赋能拓展价值认同的覆盖广度。第三，坚持开放包容，打造多层级多领域文明对话交流机制与平台，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持续增强文化自信。要在融通古今、汇通中西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解释力、传播力与国际说服力，使文化认同最终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深层精神纽带。
（四）加强共识教育，提供政治共识内化的持续推力
共识教育是推动政治共识由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的关键路径，其有效推进有赖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与教育方式三个层面的协同深化。在教育内容上，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核心，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完善贯通大中小学的一体化课程体系，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以实践浸润增强共识教育的感召力与实效性。在教育对象上，坚持因群施策：对青年群体将共识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厚植认同根基； 对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对党外各领域代表人士，强化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引领；对港澳台同胞则将国家认同教育、中华文化教育与民族复兴叙事有机结合，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深化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认同。在教育方式上，着力处理好数智化赋能与风险防范的内在张力。一方面，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理论宣传向精准互动传播转变；另一方面，高度警惕算法推荐机制的“信息茧房”效应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风险，将算法治理与平台可问责化纳入法治轨道，确保新兴技术在主流价值的规范下运行，服务于“共识”的主动塑造。
（五）拓展国际共识，汇聚政治共识的全球认同合力
国际共识的拓展是政治共识实践逻辑向全球治理延伸的重要路径，须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作为核心抓手，在差异化落实中协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须将减贫合作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相统筹，以可见的发展红利深度绑定合作各方的价值认同；全球安全倡议须在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的具体实践中转化为可操作的多边机制安排，以制度性存在替代单纯话语表达；全球文明倡议须将良渚论坛等品牌平台建设成回应“文明冲突论”、构筑多元文明共同价值认同的重要阵地；全球治理倡议须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主动提出中国方案，以议题设置能力将治理话语权转化为凝聚国际共识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依托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协商规则完善与共识形成程序规范化，善于在大国博弈的竞争性场域中识别共同利益，推动竞争性关系中的共识由消极防守走向积极建构，不断拓展面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交汇空间，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七、结语
“政治共识”概念的生成，本身即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缩影。它不是对西方既有理论的套用移植，而是在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由“共同政纲”“共同纲领”“基本原则”等历史表达持续积累演变而来的本土性政治话语范畴，其演进轨迹始终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及国家中心任务的历史转换深度嵌合。就其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价值而言，“政治共识”既以“引导-整合”型认同与“团结-协商”生成逻辑，为理解非西方政治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也在于其揭示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规范准则相统一的结构特征，将长期停留于政策层面的话语范畴提升为具有系统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并不在于简单创造“新名词”，而在于通过对现实实践的理论提炼，实现概念内涵的更新与“术语的革命” ，进而形成具有主体性与自主性的概念体系。将“政治共识”从泛化的政策话语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范畴，既是对西方研究路径的学术超越，更是以中国经验为起点、以人类共同问题为指向的知识创新，极大彰显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向自主建构的内在自觉。
（杜玉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务部主任、 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于晨星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