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创新逻辑与经济发展机理。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建构核心分析框架，可以系统阐释义乌突破资源禀赋约束的机制：专业化分工的持续深化与“报酬递增”机制的生成，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协同，政府作用从“守夜人”向“领航员”的角色切换。义乌发展经验本质上是一套以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有为、制度持续创新、战略久久为功为内核的发展方法论。其深层逻辑在于将地方性商业文化传统转化为制度资产，以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以网络效应构筑竞争壁垒，最终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质变。这一方法论对于资源禀赋有限的县域经济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价值。
关键词：义乌发展经验；县域经济；市场采购贸易；有为政府；制度创新
一、引言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他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这一重要指示，将义乌这一县域发展范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提升到新的高度。
义乌的崛起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叙事。改革开放初期，义乌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0.5亩、资源禀赋严重匮乏的农业穷县。这个“先天不足”的内陆县城，如今已拥有超过126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汇聚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带动全国超3200万人就业。2025年，义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93.3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7.9%，增速居浙江省强县（市、区）第1位；外贸出口7307.0亿元，同比增长24.1%，居全国县（市、区）首位。2026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较上年提前一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
义乌现象构成了对传统“资源禀赋决定论”的有力挑战。经济学中“资源诅咒”理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反而可能遭遇制度弱化与增长停滞。义乌提供了“逆袭”的经典范例——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禀赋为零的起点上，依靠制度创新实现了对全国乃至全球小商品资源的配置。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义乌既没有沿循“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府退出”路径，也没有走向政府全面管制的模式，而是在转型国家的特殊制度环境中探索出一条地方政府“积极有为”与市场演化相互支撑的制度创新道路。有学者将义乌视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的、有效的互动”的范本，这一判断构成本文的重要理论参照。本文尝试建构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三重视角整合的分析框架，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一个资源禀赋匮乏的县域，究竟靠什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经验对于中国广大的县域经济有何启示？
二、义乌市场的历史演进
义乌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域实践的进化史。从肩挑货郎的“敲糖帮”到全球数贸中心的数字贸易生态，义乌市场形态的演进既是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市场制度自我强化的典型样本。
（一）前市场时期：“鸡毛换糖”的草根商业基因（1978年以前）
义乌的商业基因，根植于贫瘠的自然资源禀赋。义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决定了传统农业难以养活稠密人口。历史上，义乌南部山区农民肩挑货郎担，手持拨浪鼓，走村串巷，“以糖换鸡毛”，回收鸡毛用以肥田，兼营小百货。这种“敲糖帮”的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期虽被压制却从未断绝。“鸡毛换糖”模式蕴含着专业化分工的萌芽。斯密定理揭示了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规律，而义乌“鸡毛换糖”从农副业活动向专业化、组织化商业活动的演变，正是专业化交换活动报酬递增推动的典型注脚。
（二）第一代至第六代：市场形态的六次迭代（1982—2025年）
第一代（1982年起）：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705个摊位。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以地方党委文件的形式为民间的草根商业力量提供了政治背书。
第二代（1984年起）：新马路市场，摊位增加至近2000个，实现由“马路市场”向“以场为市”的转变。
第三代（1986年起）：城中路小商品市场，摊位近万个，首次出现“划行归市”的专业化分区，标志着市场开始以制度化的方式降低交易者的搜寻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这正是科斯定理在专业市场组织演化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代（1992年起）：篁园市场及后续宾王市场开业，摊位1.5万余个，实现从露天市场到大型室内市场的空间升级。
第五代（2002年起）：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开业，标志着义乌市场从“以内为主”向“内外贸并重”转型。
第六代（2025年起）：全球数贸中心于2025年10月14日正式启用，首期3700余户商户入驻，拥有自主品牌或经营IP产品的商户占57%。第六代市场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服务化、全球化”——Chinagoods平台提供“关汇税、运仓融”一站式贸易服务，AI设计可降低材料损耗约30%。
三、义乌发展经验的发展经济学解释：从资源禀赋到竞争优势的质变
发展经济学核心命题之一是探寻落后地区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路径与条件。新结构经济学从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性出发，提出“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成功的‘药方’”这一核心命题。义乌发展奇迹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刻印证与创造性拓展——它在几乎不具备任何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培育交易能力这一特殊禀赋，实现从资源匮乏到竞争优势的根本性质变。
（一）要素禀赋的“创造性转化”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洞见在于，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各种经济结构是内生性的；一个经济体实现高效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义乌的实践，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案例。义乌的自然资源禀赋近乎为零——人均耕地不足0.5亩，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浙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无矿产、无深水港、无国家重大项目布局。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义乌似乎不具备任何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然而，义乌的发展“秘诀”恰恰在于：它在几乎没有任何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对交易能力这一特殊禀赋的培育与放大，实现了从极低的禀赋起点到全球竞争优势的跨越。
新结构经济学的深层逻辑在于，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变化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本身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过程。但这一升级需要两个关键条件：其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确保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其二，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降低交易成本、弥补市场失灵。
义乌在早期阶段的成功，正是遵循了“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这一基本原则。义乌初始的禀赋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一支受过商业传统熏陶的劳动力队伍——这是义乌最重要的初始禀赋。义乌选择发展小商品贸易，恰恰是与这一初始禀赋相匹配的产业选择：商贸业对自然资源依赖极低，对劳动力的商业敏锐度要求极高，而义乌恰好拥有后者。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义乌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质变——从“劳动力＋商业传统”向“资本＋技术＋全球网络”升级。
（二）专业化分工的持续深化与“斯密—杨格定理”的验证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关于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经典命题，即“斯密定理”；阿瑟 "杨格进一步深化这一命题，指出不仅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本身也是分工的结果，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形成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即“斯密—杨格定理”。义乌市场的演进历程，为这一理论链条提供了完整的实证验证。
有学者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究义乌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不仅没有像某些理论预测的那样走向消亡，反而持续强化其集聚能力和辐射范围。义乌市场的“报酬递增”机制，体现在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之中：市场规模扩大→分工程度加深→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进一步推动市场扩张。义乌的商品种类从第一代市场的2200余种扩展到今天的210多万种，正是这一正反馈机制的具象化呈现。
有研究从专业化与组织化演进的理论层面，将“鸡毛换糖”活动的历史脉络加以系统分析，揭示了专业化交换活动的报酬递增推动效应。这一分析框架与杨格定理形成了理论对话：义乌的商业传统之所以能够持续强化，正是因为专业化分工本身产生了“能力积累”效应—— 一代代义乌人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识别需求、组织货源、跨国贸易的隐性知识，这种知识的积累是非线性的、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程。
从“义乌商圈”演化中专业化交易地理集中的微观形成机理、内在稳定机理和持续集聚机理来看，转轨条件下集散型市场演化面临三大分岔点，而政府善治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锁定”与“正向外推”作用。这意味着，在分工网络的形成过程中，治理质量决定了系统是走向良性正反馈还是恶性负反馈。义乌之所以实现了“持续集聚”，正是由于政府在其中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网络效应”与“虹吸效应”：交易网络的自强化机制
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是资源匮乏的县域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有学者提出一个源自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网络”视角的核心见解——义乌并非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获得竞争力，而是通过构建“交易网络”实现了相对于全国乃至全球的比较优势：通过超密集的供应商网络、采购商网络和物流网络，将小商品的交易成本降至任何单一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水平。当这一网络跨越临界规模之后，其“虹吸效应”便呈现自我加速的特征——来的采购商越多，供应商越愿意来；供应商越多，采购商的选择成本越低，两者相互强化，网络呈现指数级增长。
“市场拓展、报酬递增与区域分工”的理论链条在义乌得到完整的实证印证。学者指出，专业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信息共享、形成价格发现机制，能够实现与区域产业的“耦合共生”，这种耦合的深化正是义乌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机制。
有学者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角度揭示义乌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指出两者基于竞争合作动力机制形成系统协同演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义乌“贸工联动”战略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制度化表达：1990年代初以来，义乌从“以商立市”转向“以商促工、贸工联动”，培育20多个优势产业集群，完成从纯粹交易平台向“交易＋生产”复合型分工网络的跃迁。
四、义乌发展经验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供给、交易成本与路径依赖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关切，是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道格拉斯 "诺斯将经济增长的根源归结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了远比西方古典理论所设想的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角色。义乌的案例，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样本。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原理，降低交易成本、明晰产权界定、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平竞争，是政府介入市场的基本依据。义乌的实践表明，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不是被动地扮演“守夜人”，而是主动成为“市场经济的助产士”，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弥补制度空白。这一独特的行为模式构成了理解义乌奇迹的关键线索。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协同演进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区分了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由微观主体自发的制度创新所驱动）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制度变革）。在关于义乌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要研究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义乌市场的制度演进，既非单纯的诱致性变迁，也非单纯的强制性变迁，而是二者“协同演进”。
义乌市场经历了从诱致性变迁为主到强制性变迁跟进，再到二者协调统一的过程。从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中生长出“四个允许”的制度合法化，是诱致性变迁推着政府走的典型阶段；从“兴商建市”战略的确立到“划行归市”的市场管理创新，是政府主动介入、提供制度供给的强制性和引导性阶段；而2024年启动的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则是“企业点单、政府接单”——由出口企业遇到的通关、结汇等真实堵点触发制度创新的精准跟进。这充分证明“诱致”与“强制”两种制度变迁力量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互动规律，揭示了政府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共容利益”关系，共同推动制度供给不断与市场秩序的内生需求相匹配。
基于制度变迁中“制度构建失灵”的理论，有学者指出，仅靠市场主导型或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理论难以解释制度变迁的成败差异。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制度变迁的成功并非取决于单纯的市场力量或政府力量，而是取决于两种力量能否在持续互动中实现匹配与耦合。义乌经验为这一制度变迁理论中尚未充分解答的问题提供了实证答案：制度变迁的成功，关键在于制度供给是否能够精准响应制度需求，以及二者的“时间匹配度”。
（二）交易成本递减：专业市场组织的核心功能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揭示市场组织的存在理由——降低交易成本。专业市场在中国兴起，被誉为诱发性制度创新，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义乌市场的演进史，正是一部以降成本、提效率为主线的制度创新史。其经验表明，专业市场之所以能够持续扩张，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降低了交易者的搜寻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
第六代市场的“AI赋能”革新，正是交易成本递减逻辑的当代延伸。AI设计代替实样供客户确认，打样周期显著缩短，材料损耗降低约30%；AI视频翻译使商户无需背台词、说外语，只需对着手机镜头说中文即可生成多语言产品介绍视频。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进一步将义乌市场的交易成本降至新的量级，验证了交易成本理论关于制度演化内生于技术变革的论断。
由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检视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海关代码“1039”）的创新，可以看到政府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模式针对小商品“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的贸易特点，将复杂的国际贸易流程进行简化，显著降低了中小微主体的出口制度成本。这一制度已扩散至全国39个专业市场，标志着地方性制度创新的“通用化”，从制度经济学的“次优选择”演变为区域间可共享的公共制度产品。
（三）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制度跃迁
从全球市场经济发展史看，市场的信用基础经历了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演化过程。市场交易存在一个层级谱系，人格化的交易机制一旦被强化，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就会面临阻滞；而义乌从以熟人网络为基础的人格化交易向以法治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过渡，具有相对有利的制度土壤。义乌的信用体系演进，为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实证证据。义乌市场早期的交易主要依赖于“熟人网络”的声誉机制——商户彼此熟悉、交易频繁，声誉损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到超过126万户经营主体，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纯粹的人格化信任机制已经失效，必须过渡到以正式制度为依托的信用体系。义乌通过诚信体系建设，为市场主体精准“画像”，将评价结果广泛应用于信贷融资、摊位租赁、行政管理等领域。据调查统计，目前，义乌市场信用等级良好以上的党员商户占比91%，其中优秀占到56%。这一过渡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商品市场的现代化升级具有深远的参照价值。
（四）制度“锁定”与路径依赖的正向效应
路径依赖理论通常被用于解释“锁定”带来的效率损失——如QWERTY键盘因早期技术优势而锁定为行业标准，即便存在更优替代方案也难以逆转。然而，义乌的路径依赖恰恰呈现了“正向锁定”的特征：早期市场培育的商人群体、积累的商业信用、形成的供应链网络，构成了后期数字化升级的“禀赋”基础。
战略定力是“正向锁定”的制度保障。自1984年确立“兴商建县”战略以来，义乌历届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从未发生方向性偏移。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抽象为“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路径依赖的正向效应恰恰植根于这种制度的连续性——经营主体的长期预期稳定，市场网络的持续积累不间断，制度信心从中生长。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种规划的刚性约束、考核的制度导向、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序，有效抑制了“新官不理旧账”的冲动，将战略连续性与地方治理结构深度绑定。
五、义乌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辩证关系
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定义“有为”与“无为”的边界？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守夜人”理想，到发展型国家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强调，学界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答案。义乌实践为这一问题的中国答案提供了鲜活样本。
（一）政府角色的动态演变：“无为”到“有为”的辩证逻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2年，政府对市场的态度经历了从“市场准入”禁区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1982年至1984年间，随着决定义乌市场合法准入的通告与“四个允许”政策的公布，政府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激发民间经济活力。此后，义乌政府始终以激发市场活力为轴心，通过“划行归市”“贸工联动”等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小商品贸易从区域集市迈向全球化。
转型国家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地方政府必须在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古典经济学理想化的“守夜人”式的无为政府角色模式。这一判断构成了理解义乌政府角色的理论基础——在转型经济体中，制度供给的“真空”地带需要地方政府以主动作为来填补，这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在分析中国改革时所面临的一个核心命题。
综观义乌发展历程，政府角色的演变经历了清晰的三个节点。
节点一：合法性授予（1982—1984年）。这一阶段遵循“无为—有为”的辩证法则。政府不是市场的主角，而是市场的“消防员”和“保育员”。通过宣布“四个允许”，政府将基层自发实践制度化为合法商业行为。
节点二：规划性引领（1984—2000年）。“兴商建县”“兴商建市”战略的确立标志着政府从“被动承认者”变为“积极参与规划者”。政府通过主动的制度供给，为市场指明大方向，但始终坚持“企业点单、政府接单”的营商环境哲学，不搞“长官意志”式的产业规划。这种“不越位”的智慧，使得义乌的规划始终与市场的真实需求同频。
节点三：系统性改革（2005年至今）。伴随体制瓶颈的日益凸显，政府治理进入“破天花板”阶段。2005年，义乌国际贸易额超过国内贸易额，但县级市的行政权限成为发展的“天花板”。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省启动义乌扩权改革，一次性下放470余项设区市级管理权限。此后，2009年义乌海关正式升格，2011年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国际贸易改革试点，2024年又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随着“扩权直通”不断推进，政府通过国际通道的打通、开放战略的融入，角色功能进一步朝向“平台谋划者”演进。
回顾这一轨迹，义乌政府角色演化主轴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辩证统一实践：从“无为”到初步“有为”，再到以“有为”支撑市场“更有效”，最终指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二）扩权改革的制度突破与政治经济学意涵
2005年的扩权改革，义乌脱去了桎梏的“紧身衣”，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量。2005年义乌GDP为约303亿元，到2025年增长至2693.3亿元；出口额从2005年的不足百亿元，一路飙升至2025年的7307亿元。扩权改革不仅带来制度天花板的上移，更重要的是释放了被行政层级所束缚的发展权——这种发展权的释放，构成中国县域经济突破行政层级约束的宝贵制度遗产。
扩权改革核心价值在于发展权重新分配。在中央、省、市、县行政层级框架下，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资源配置权限和市场管理权限长期受限于上一级政府。当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超过行政层级所允许的制度空间时，就产生“发展权”供需失衡——地方政府想要“做事”，但权限不够。
从理论谱系上看，发展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约束如何影响地方治理的能动性，以及制度空间如何通过分权化的体制调整来拓展。义乌的扩权改革具有从“被动授权”到“能动性地方治理”的理论含义。当上级政府认识到发展的客观需求后，通过“制度下放”的方式将部分原本属于地市级的权限“授权”给县政府，实质上是发展权在政府间纵向再分配的过程。
这种再分配的原则，不是行政层级的“金字塔逻辑”，而是发展动能的“需求匹配逻辑”——所谓“事权匹配”。发展提速→体制突破→机制创新→发展再提速的循环，揭示了“发展权派生制度权、制度权释放发展权”的双向运动特征。
（三）尊重群众首创与制度供给的互动
“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特质之一是“莫名其妙”——它不是按照既定理论模型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基层实践中“长”出来的。义乌从小商品市场启动到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进程，较好地体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的、有效的互动。这种“生长性”源于义乌对群众首创精神的高度尊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义乌的“四个允许”“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兴商建市”战略，每一项制度创新都源自对本地经营主体实践经验的提炼与合法化。用政策研究的术语说，这是一种“需求导向性”而非“供给导向性”的制度变迁——制度不是设计者拍脑袋的产物，而是对基层“最佳实践”的追认与推广。
从“群众自发推着政府走”到“政府主动领着百姓跑”，义乌构建了政市之间良性互动的动态系统，这既是政治经济学的治理转型命题，也构成新时代改革的重要命题——“有效市场”前提下的“有为政府”新模型。
六、文化—制度协同演化：深层机理的整合分析
义乌发展是地域文化与地方制度双向赋能、协同演化的实践成果。根植于本土的“六义”文化与“义利并重”的商业传统，积淀为义乌发展的隐性人文动能与社会资本，约束政府行政行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同时，地方政府依托市场化激励机制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精准适配市场发展需求，构建有为治理框架。文化、制度与市场形成有机共生的发展体系，文化赋能制度创新、制度护航市场发展，市场迭代反哺文化升级，塑造出义乌发展的独特底层逻辑。
（一）从“敲糖帮”到制度资产：文化资本的转化机制
义乌商业文化的核心在于由“节义、忠义、孝义、仁义、侠义、信义”构成的“六义”文化基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深层人文动能。为何只有义乌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精准地踩中了改革开放的节拍？原因并非仅仅是义乌人的“小聪明”，而是一种历经数百年磨练成型的“民间商业智慧”74，这种智慧在恰当的时机与政府的制度供给发生了同频共振。
“义乌发展经验”最深刻的实践意义之一，正在于它辐射和带动了超过3200万人就业76，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基础——从先富到带动后富、从县域发展到全国共享的制度性扩散。
（二）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与创新发展模型
政府行为并非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嵌入一套激励机制、考核体制和财政纪律综合作用的制度框架中。义乌政府的持续“有为”，离不开特定的激励结构设计。20世纪80年代财政包干制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的独立性和积极性有所增强，但在相当程度上仍保持着“经济绩效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逻辑。正是在这套以经济增长、税收增长和上下级满意度为代表的考核链条中，义乌的主政者们有强烈动机从自己的制度能力出发，寻找让本地“逆袭”的制度解决方案。
然而，制度供给之外，文化逻辑的约束同样重要。“义利并重”的传统限制了地方官员追求短期政绩和超越市场边界的行政干预冲动。“亲”“清”政商关系的维系、“六义”文化对政府的道德软约束，使得制度供给既保持了充分的能动性，又避免了扩张性越位。因此，地方政治学中经常争论的“政府绩效来自外在指标压力”与“来自地方文化的内生驱动”，在义乌可能找到了一个融合的方案：激励加文化的双重约束与支撑机制。
（三）“义乌发展经验”的理论整合模型
综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将义乌经验深层机理提炼为“文化—制度—市场”协同演化的三维整合模型。第一维度为文化。义乌“六义”文化为商业活动提供伦理基础和社会资本，形成“隐性制度”——它降低法律合规和合同执行的显性成本，构成市场的自我秩序化基础。此为“土壤”。第二维度为制度。地方政府持续进行制度创新，从“四个允许”到“扩权改革”，每一步制度供给都精准回应企业主体的制度需求，为具有极高张力的市场能量提供可落地的“正规化轨道”。此为“框架”。第三维度为市场。126万户经营主体在比较优势和报酬递增的机制驱动下，创造巨大的贸易量，在数字时代进一步迭代演化。此为“果实”。
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协同演化逻辑：文化传统降低了制度创新的协调成本，制度供给为市场发展提供了“空间”；反之，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产生新的制度需求，推动制度进一步迭代；而制度与市场的持续演变，又会以无形的方式深化和改造文化形态，形成有机共生。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制度—市场三个维度的协同并不是单向的决定，而是双向赋能的过程。在义乌，如果说早期基于农耕文明的商业文化是进入现代专业市场发展轨道的重要内驱力，那么这种旧商业文化也在随着市场形态的不断进化迭代而日益走向现代商业文明。市场反过来对文化变迁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普遍意义：义乌发展经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义乌是一座县级市，义乌发展经验的起点是资源匮乏的农业县——这一“出身”决定了它对广大县域具有特殊的参照意义。“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实践启示。
（一）方法论启示：尊重“长出来的规则”而非“搬来的模式”
义乌发展经验的首要启示，是一种关于“发展知识”的方法论觉醒：真正有效的发展路径，不是从书本里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从先进地区“搬”过来的，而是在本地实践中“长”出来的。义乌的方法论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自我调整、持续更新的生成性进程。在近年的转型过程中，数字贸易产业的集聚已成为义乌值得持续关注的新方向。这表明，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不在于复制具体做法，而在于掌握其持续“生成”方法论的能力——始终从本地实践中发现问题、回应需求、迭代制度。
（二）共性规律：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力的“三维共振”
义乌发展经验的迁移，并非要求每个县都去建小商品市场，而是借鉴其“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治理逻辑。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找准定位、拼搏奋斗、久久为功”，方可“创造不凡业绩”。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常见误区包括：产业照搬（各地建小商品城，导致同质竞争、空置率高）、追求速成（三年规划、五年赶超，揠苗助长）、重硬轻软（大楼、市场、园区建设，有“壳”无“核”）、行政主导（政府规划、政府招商，市场扭曲、资源错配）、脱离文化（忽视本地商业传统，制度水土不服）。正确路径是立足本地优势，找准“可激活禀赋”；制定长期战略，“久久为功”；先培育市场主体和信用环境；尊重市场选择，政府做“需求导向”制度供给；挖掘转化地方性信任资源。
（三）“因地制宜”的发展哲学及其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中强调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这几个字蕴含着县域经济方法论的关键密钥——立足自身是前提，不是把别人的路径照搬照抄，而是从自己的资源禀赋中寻找“可激活的禀赋”。义乌的禀赋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文资源。
义乌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故事。它证明了一个曾被主流发展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命题：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不取决于“拥有什么”，而取决于“能连接什么”。义乌人没有矿产、没有良田、没有深水港，但通过构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网络，将自己变成“世界的超市”。这种“连接能力”的构建，才是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所在。
“义乌发展经验”深刻且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现代化宏图大格局下的地方个性进路——如何在一个资源禀赋先天匮乏的县城，通过制度创新、空间营造和政策加持，走出一条从极低起点到全球治理节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演变、地缘政治的震荡性重组，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重塑的生产与分工法则，义乌将如何在新的边界条件下延续“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传奇，这将是一个关乎政治经济学适应性构造的持续性议题。
从理论层面看，义乌经验的真正生机在于它不断地吸纳时代变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种跨越产业周期、制度藩篱和地域阻隔的内生能力，是观察超大规模人口经济体和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珍贵样本。从实践层面看，义乌经验的方法论内核——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有为、制度持续创新、战略久久为功——对于中国广大的县域经济具有普适的借鉴意义。这不是一套可以“复制粘贴”的操作手册，而是一套关于“如何因地制宜谋发展”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县域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我的“小商品”是什么？我的“大市场”在哪里？我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把前者与后者连接起来？
“义乌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路径不是“找”到的，而是“走”出来的——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敢闯敢试，在长期主义的坚守中持续积累，每一寸土地都能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奇迹。从“马路市场”到“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全球数贸”，义乌留给中国县域经济的，不仅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奇迹，更是一套“点石成金”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灵魂，在于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群众的智慧，保持制度的定力，并在这一切之上，注入文化的温度与精神的厚度。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作者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