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代党在回顾百年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时，注重以更具统摄力的大文化视角，即以文明结构与价值秩序为线索，重塑经验表达的叙事结构，展现出鲜明的文化方法论特征。其历史经验论述以“人民至上”确立价值尺度，以“第二个结合”奠定文明根基，在理论创新—开拓创新—胸怀天下的实践链条中激发内在动力，通过文化主动—历史主动的转化强化主体性站位，最终在党内政治文化与自我革命机制中沉淀为可持续的组织能力结构。历史经验不再仅仅是对既往实践的总结，更成为一种将政治实践凝练为规范原则并用以指导未来行动的机制。文化方法论视角的研究阐释，有助于深入揭示经验被选择、命名并确证为规范性结论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结构与叙事机制，赋予历史经验以规律性与可复现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论述；文化方法论；理论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经验论述的方法论自觉转向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经验的认识讨论总结与“决议”书写，历来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并非对既往事实的被动记录，而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反过来规范实践的理论化表达。伴随这一思想活动的进展，“历史经验”提法进入中共中央决议文本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决议”）开始以专章专题形式对历史经验作出系统阐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三个“决议”）进而在题目和第六章标题中直接纳入“历史经验”表述，使经验总结不仅成为重要内容，更成为文本结构的显性重心。
上述两个“决议”的历史经验论述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更多围绕党在不同工作领域的实践展开分领域经验概括；后者所列诸条经验则普遍立足革命、建设、改革全局展开，从不同维度对全方位实践经验作出结构化论说。其背后关键问题是：这种叙事结构变化何以发生？它是否反映经验被组织、呈现及确证的方式发生了内在调整？进一步说，这一调整是否意味着，百年进程中曾日用而不觉地跨域发生作用的某些思维行动方式，在既往经验论述中未被完整系统呈现，而在新时代的经验总结中被跨域整合和集中命名，并反向生成对各领域工作新的解释视角与方法启示？回答此问题不仅关系党的思想史研究把握经验叙事方式的演进逻辑，也关系以更具整体性规范性的方式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经验并表达确证。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对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论述方式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实现体系化与整体性建构，历史经验的表达也呈现更为结构化与规范化的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与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从机制层面揭示经验何以被确证、获得组织化形态，已成为深化相关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学界既有研究多侧重阐释经验条目及其政治意涵，或以制度成效、治理实践为中心展开总结性论述，较少进一步追问经验叙事结构何以发生转型、意义生产机制如何形成，以及这一机制如何支撑整体性经验论述成立。
第三个“决议”的历史经验论述在叙事上大量使用“命运”“至上”“深入人心”“精神力量”等带有显著文化意味的表达方式，相较前两个“决议”不仅更普遍明确，且呈现更丰富和层次性的逻辑结构，对治国理政经验的整体性论说起到显著支撑作用。这种变化不只是话语风格的更新，其内核是经验组织方式与意义生成机制的转换升级：新时代党在回顾审视百年历史进程并总结经验时，以更具统摄性的以文明结构与价值秩序为线索的大文化视角，重塑经验表达的结构秩序，从而呈现鲜明的文化方法论特征。对历史经验论述问题展开文化方法论考察，正是对新时代经验叙事理论化趋势的回应与深化。
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讨论的“文化方法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视角，也非停留于文本修辞层面的描述性归纳，而是指在经验被选择、命名并确证为规范性结论的过程中，在整体性、基础性层面发生作用的叙事机制与意义结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含文化方法论的分析，明确使用“文化方法论”概念的成果尚较少见，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在实质层面触及文化方法论的视角。这一研究方法的切入，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系统运用文化方法，全方位审视和总结自身积累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党的历史决议中历史经验“写了什么”，更能深入揭示其中“如何组织、统摄并确认经验”，从而赋予经验以规律性与可复现性意义。
聚焦第三个“决议”尤其是其中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历史经验》专章），本文呈现文化方法论分析的适用性，围绕价值基础、文明根脉、实践动力、主动形态与政党表达等展开分层论证，依托从经验生成到经验固化的解释链，阐明叙事结构转型的内在机理。借助这一研究路径，本文尝试在思想史叙事与经验研究之间引入一种可操作的机制性解释框架，以说明《历史经验》专章如何将政治实践转化为可共享的意义生产与认同，并揭示其中从分领域经验归纳走向总体性经验叙事跃升的生成逻辑，为学界深入理解新时代党在把握历史经验、组织历史叙事与确证治国理政经验等方面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方法，提供可讨论、可推进的分析视角。
二、文化方法论的价值基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文化方法论首先需要一个能够稳定确证历史经验的价值尺度。《历史经验》专章以“坚持人民至上”完成价值锚定，使历史经验由事实陈述转化为可传承的规范性原则。“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是该专章的具体专题之一，更是经验论述得以成立的首要标尺。
经验的认识、总结与提升，天然带有鲜明的工具理性取向：它以解决未来问题、争取未来成功为导向。科学的经验活动以发现揭示历史规律为前提，但真正着力点并非罗列既往成功所依赖的不可复制条件，而是提升把握历史规律的主观自觉与主动能力，使人更有效地发现、把握乃至创造机遇。由此经验活动在典型意义上揭示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内在统一：人的价值取向以对自身生存发展条件的历史性评估为前提，历史思考也反过来以价值取向为基本动力。
唯物史观强调，人类历史根本上是实践活动发展史。此判断并不否认反而强调人类生产生活的目的性意识性，这种意识性并非脱离客观物质条件的主观任意，而是在现实生产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人类以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为基础展开实践，同时不断以意义确认与价值取向介入并塑造自身历史。正是在承认物质生产生活需求的根本推动作用基础上，才有可能从价值活动视角理解人的实践历史，并在叙事层面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价值取向不是经验总结的附加说明，而是经验得以被确认并获得规范性的内在尺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党对价值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系的强调，并未脱离构建唯物史观的任务，而是体现对历史观形成原理的更深刻把握，为从价值活动角度把握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提供了新的方法线索。《历史经验》专章以“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统摄经验论述，正是将价值取向作为经验叙事的首要锚点，以实现对百年实践经验的总体性组织与意义确认。该专章至少从两个层面体现党对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性原理的自觉把握。
第一，人民群众个体性与群体性价值活动的相互作用，构成人民群众创造、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思考，影响其价值取向的形成、调整；价值取向反过来影响其认识处理自身与社会历史现实关系的方式。人民群众如何把握自身利益诉求，特别是在价值观意义上理解国家政治领导力量与自身命运的关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意义。《历史经验》专章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更具穿透力的方式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也为理解中国人民“四个选择”如何推动近现代历史进程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线索。民心不是结果变量，而是历史能动性的发动机。
第二，从价值活动角度分析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有助于加深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凸显政党价值观对确立正确党史观、推进合规律实践探索的关键作用。《历史经验》专章强调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非抽象宣示，而是具有明确实践指向性的要求：科学把握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诉求的理解、表达及实践方式，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并在发展目标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政党价值观既是认识历史规律的精神尺度，也是组织实践探索的行动准则。
上述两个层面共同构成《历史经验》专章以“坚持人民至上”统摄历史经验论述的历史逻辑依据与行动逻辑支撑。它纠正了某些叙事中对利益的过度物质化、静态化与客体化理解倾向，避免将人民利益简化为孤立、非历史的外在对象，从而把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物质、精神需求的形成机制与其主客观条件统一起来加以解释。它通过政党价值观这一大文化视角——以价值判断、意义生成与共同体认同为关键环节的经验叙事方式，将“坚持人民至上”与其他各角度历史经验论述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打通，使经验叙事从分散的条目概括走向更具统摄性的结构化表达。
从文本层面综合审视，《历史经验》专章围绕“坚持人民至上”的经验叙事，以规范性表达确立价值尺度，通过“坚持”“必须”“始终”等判断句式，使经验由事实陈述转化为行动原则；以“人民”“民心”“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核心概念，构成内在一致的意义表达；通过政治要求、价值指向与历史实践三重逻辑互证，使“人民至上”既被阐释为历史规律，又呈现为治国理政的实践路径。
从文化方法论看，该专章以“坚持人民至上”的政党价值观为叙事轴心，完成对历史经验的选择、命名与确证，使经验总结获得稳定的评价尺度与意义认同基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不仅是一条哲学原理，更是经验叙事得以结构化呈现的内在机制。
三、文化方法论的文明根脉：以“第二个结合”生成中华民族主体意识
政党价值取向要获得历史连续性，必须嵌入文明结构。《历史经验》专章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把党的价值取向追溯至文明根脉，将“走自己的路”转化为可解释可持续的意义结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生成更稳定的主体意识确认和表达。这直接回应了新时代党的经验论述何以彰显中国道路。
经验源自实践，反过来影响对实践问题的发现、解释及探索方式。在实践理论的认识与选择上，此影响表现得更为集中：当人们将一种理论主动纳入实践指引，背后往往是既有经验储备与理论观点在现实问题场域相互照面。经验储备促使人们意识到对自身实践需求的理解与特定理论的解释取向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而在理论被用于解释与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对该理论的理解、阐释与发展又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塑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的物质、精神生产生活经验的广泛深刻凝结。孕育于其中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思维方法与交往之道等要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此特性未必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概念化，却始终构成中华民族群体及个体审视内外情势、调整实践方式并判断新思想新理论价值的重要依据，“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可见文明特性并非抽象背景，而是在经验选择与道路判断中发挥结构性作用的深层条件。
理解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动选择，便不能脱离经验准备—理论契合—实践转化的文化线索，这有助于揭示“第二个结合”对建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任何民族面对外来文明与思想，都不可能是毫无自身经验准备的。中国之所以能走向且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开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使二者“互相成就”。由此在现代化探索中，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由生成自主性道路探索意识的根本决定能力，转化为具体生成力量。可见“结合”的关键不在拼接而在转化，也就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解释道路、组织实践、塑造认同的概念结构。
如果说近代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催生了现代民族意识，那么党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的革命建设实践，则进而推动形成了更为自觉稳固的民族主体意识，即围绕走什么路、靠什么力量、向何处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方向性共识与组织能力。国人由此不仅确认自身民族身份，更就走民族自己的救国强国之路达成深刻共识。文化主体性正是这种实践方式的思想理论表征，同时也为这种实践方式提供精神支撑，所以说“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这深刻提示：民族主体意识不是情绪性的自我确认，而是在历史连续性中进行方向性选择的能力。
《历史经验》专章从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等角度展开经验论述，呈现出清晰的“第二个结合”线索，也是文化主体性在第三个“决议”中的生动呈现。“坚持独立自主”专题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正是由于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党愈加系统自觉地发现并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不仅“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而且愈加自觉地从这一角度分析并叙说实践成功原因。特别是专题开头即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叙事结构上将价值取向追溯至文明精神资源，体现党对自身价值取向思想来源的自觉把握，凸显“第二个结合”对形成该价值取向的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道路”专题开头提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不仅从文化叙事角度揭示价值取向对实践道路的形塑作用，而且进一步呈现出（“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方法、（“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之间的递进关系与互动机制，体现党对坚守民族主体意识与把握民族命运关系的深刻自觉。一方面，该专题强调通过“传承中华文明”，党和人民“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巩固与增强；另一方面，正因为坚守的是主体性（亦即独立性）而非孤立性，该专题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揭示民族主体意识更为全面开放的内涵。这既呼应“坚持独立自主”专题中“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的经验论述，也为“创新”系列专题论说以及“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作了铺垫。
从文本层面综合审视，《历史经验》专章围绕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的经验叙事，以“方向决定道路”等判断性句式确立叙事轴心；通过精神之魂—重要原则—历史结论—道路命运的概念链条，将文明资源、价值取向与道路选择组织为内在一致的意义结构；在“传承中华文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等并置表达中，形成独立—开放张力下的主体性阐释框架，使“走自己的路”既可理解为价值坚守，也可理解为实践方法。经验叙事具备这种内在自洽的组织结构，就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张力与可持续性。
从文化方法论看，《历史经验》专章叙事进入文明结构与历史连续性的深层语境，使政党价值取向获得更坚实的历史根基，使道路选择获得更稳定的解释秩序，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生成更可持续的主体意识自觉。文化方法论由此使历史经验叙事既能更深入解释过去，也能更科学指导未来。
四、文化方法论的实践动力：在创新中把握文化的作用逻辑
价值与文明要素只有纳入实践动力环节叙事，才会形成可推进可检验的经验生成机制。《历史经验》专章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枢纽，生成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胸怀天下的经验叙事表达结构，把文化创新转化为实践驱动，使经验不仅能被总结，也能在新条件下持续生成。
创新是人类历史的恒久主题，愈加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保持主体地位的关键能力。中国近现代历史典型地揭示出培育时代性创新性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文化创新在其中的枢纽地位与引擎作用。经由“第二个结合”，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使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获得更为自觉的方向引领与顶层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涵育创新价值精神，为民族时代精神的形成延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但在文化创新的背后，实践始终发挥根本决定作用。离开中国实践这一主题，所谓文化创新便易滑入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与虚无主义，甚或无意中削弱历史连续性与文化根脉。因此《历史经验》专章并未把创新仅作为结果性成就加以陈述，而是紧扣实践这一主线，依次展开“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专题经验论述，并以“坚持胸怀天下”拓展实践视野、明确创新旨归。“坚持理论创新”专题从求是、与时、务实等维度切入，既破实践题、又明实践法，提示经验总结应当回到实践生成机制之中理解：理论创新根本上是实践在历史运动中不断提出新问题、推动思想进步的结果。“坚持开拓创新”专题以识变、应变、求变等概念群揭示时代性与实践性的内在同构：时代之所以为时代，体现为实践条件的变化与矛盾结构的重组；创新之所以必然，正因为实践必须在变化中寻找新的解决方式与行动路径。进而，“坚持胸怀天下”专题通过拓展时代视野，把创新放回世界历史与人类现代化的坐标之中，使创新不止于应对眼前之变，更关涉对人类共同前景的历史判断与价值选择，在更高层次上呈现出实践要义及其边界。
上述三个专题共同体现党对实践与实践思想之关系的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并不否认解释世界的价值，而是反对将哲学使命割裂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二分：改变世界的方式选择总是受制于解释世界的方式，解释框架不同，行动路径便不同；改变世界的过程又内含对既有解释框架的检验、修正乃至改造。因而实践并非与思想相对立的纯动作，而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过程；实践须臾离不开思想的指导，而实践在具体道路、方式中的展开以及对道路、方式的反思与叙事，又不断生成新的实践思想。
据此，上述三个专题也就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谈创新重要性，而是在实践思想意义上还原文化创新在实践推动创新进程中的居间作用及其机制。“坚持理论创新”专题强调通过“两个结合”方式开展实践，并与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之自主性探索创新实质联系起来，揭示出理论创新之所以成立，源于它持续保持对实践问题的敏感与回应。“坚持开拓创新”专题进而把文化创新置于各方面创新结构中，提示文化创新并非与理论、实践、制度创新并列的外在环节，而是具有表征、涵育与驱动作用，可以在具体实践机制中转化为相应的制度安排、理论表达与社会行动。“坚持胸怀天下”专题则提示将中国具体实际与世界具体实际之认识相统一，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审视相统一，升至公道、正义、历史正确、人类进步高度，为面向未来的实践创新明确应为与应不为。这不仅是历史经验论述对民族思想的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思想贡献。
从文本层面综合审视，上述三个专题以求是—与时—务实、识变—应变—求变等概念组贯通从认识到行动的逻辑阶梯，对经验进行结构化解释；以实践—创新—变革的递进关系揭示成功原因，将创新明确置入实践动力链条之中；以“胸怀天下”拓展实践的时间空间尺度，使创新叙事不仅回答如何走来，也回答向何处去、为何如此去。具体文本表述以判断句确立原则、以路径句展开方法、以边界句限定方向，使创新叙事既具规范性，又保持开放性与历史张力。创新被稳定地安置在实践论的动力结构之内，获得可解释可检验可推进的意义。
从文化方法论看，在价值锚定与文明嵌入奠定基础之后，《历史经验》专章深刻揭示文化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持续动力，关键是被置入实践论的动力结构之中，通过实践—思想—再实践的循环机制实现自我更新。由此，新时代党的经验叙事不仅能够解释既往，更能在新的实践条件下持续生成新的理解与行动。
五、文化方法论的主动形态：以文化主动增强历史主动
经验叙事指向现实行动，必然呈现为行动主体的能力形态。《历史经验》专章深刻揭示文化主动与历史主动的关系，使敢于斗争、统一战线的组织机制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指向，从而回答了经验如何从叙事表达转化为党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动的位置与能力。
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本身就是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历史经验》专章明确使用“主动”相关表述，如“创新”相关专题中提出“敢为天下先、主动求变”，体现出党从增强历史主动意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高度分析总结百年历史经验。在价值锚定、文明嵌入与实践驱动等环节基础上，问题进一步转向：历史经验何以能够转化为在现实进程中占据主动？前述文化方法论各环节，共同构成这种主动性自觉的思想基础与叙事支撑：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性原理提示实践活动必然包含主观能动性，民族主体意识的生成逻辑说明思想价值观念及其文化形态对历史主动精神具有表征与组织作用，文化主体性及独立自主的价值内涵本身就是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呈现；实践驱动与创新取向则进一步证明，历史主动并非抽象意志，而是在实践条件变化中持续进行自我更新、把握机遇与塑造机遇的能力。由此《历史经验》专章并非被动记录成功事实，而是自觉进入历史主动的问题域中展开经验叙事。
文化叙事不仅有助于呈现历史主动的价值，本身也是不断增强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方法。历史主动根本上是在实践探索进程中占据主动。对社会个体群体尤其民族整体而言，“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对历史主动的生动表述。此“命运”提法带有鲜明的文化叙事特征，是对主体所处历史方位与使命的意义化确认，反过来强化主体的行动自觉与方向把握。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命运”并非玄学概念，而是社会关系的综合结果。人不是处在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这揭示出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主动把握命运并非主观任意改写外部条件，而是在自觉发现并深刻揭示社会关系结构及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对可作用、调节、重组的关系施加针对性影响，以改变作用方式与结果。文化叙事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其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往往借助文化叙事才得以被联结识别并进入公共理解。其二，主体对社会关系的主动作用有赖文化叙事来实现。对个体而言，涉及对自身生存发展资源的梳理分析、整合开拓；对群体与民族整体、特别是作为领导力量的执政党而言，更需要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国际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把握、调适重构。这都需要文化叙事把结构分析转化为行动组织。
文化主动因而对增强历史主动具有关键作用。“‘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从此意义上理解文化主动，即在复杂历史条件中主动组织意义、整合价值并转化为制度与行动资源的能力形态，使中华民族在古今中西激荡交汇的文明视野中更自觉把握自身身份认识的思想来路，思想文化创新成果更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与制度，“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文化主动不是文化自足，而是以自主方法组织开放吸纳；不是停留在表述上，而是落实到道路与制度的生成机制中。
这为理解党有关斗争与统一战线理论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及其推动历史主动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很大程度上支撑形成《历史经验》专章关于敢于斗争、统一战线的经验论述。“坚持敢于斗争”专题开篇即使用“强大精神力量”表述，体现从精神文化层面把握斗争经验的高度自觉，进而从为了人民、国家、民族和为了理想信念等维度确立斗争的思想价值立场，从“发扬斗争精神”“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等角度强调斗争胜利所需的关键能力条件，从而把斗争明确写成一种占据历史主动的实践方式——要义在于“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并作为“新的伟大斗争”核心内涵之一。斗争被置入精神力量—价值立场—组织能力的结构中，就不仅是策略，更是历史主动的生成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并从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其对占据历史主动的关键意义；同时反复指出思想政治引领对于统战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专题之所以大量使用隐含精神动力语义的“力量”等表述，突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鲜明文化统战色彩的工作方式，正是为揭示在多元结构条件下如何通过思想引领、价值整合与共同体叙事实现组织动员，把团结转化为现实的主动性力量。可见统一战线的深层机理不只是联合，更是通过文化方式把多样性组织为共同奋斗的行动一致性。
从文本层面综合审视，“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专题先以精神价值命题确立经验叙事原则，再围绕斗争—团结的组织动员机制展开经验论述，继而以（发现）机遇—（占据）主动—（取得）胜利的实践逻辑给出经验判断的方向边界。由此历史主动并非被抽象宣示，而是在文化叙事的意义结构中被持续强化，并在组织实践层面获得可操作的实现路径。
从文化方法论看，在价值锚定、文明嵌入与明确实践驱动力的基础上，《历史经验》专章通过对文化主动的意义确认、价值整合与精神动员，把实践主体对历史方位的认识转化为对实践进程的主动占位，在斗争—团结的组织机制中转化为现实能力。
六、文化方法论的政党表达：以党内政治文化增强政党生命力
经验若要持续稳定转化为制度化能力，必须找到组织承载与政治实现的载体。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语境中，《历史经验》专章以“坚持自我革命”为核心机制凝结并统摄诸条历史经验，最终回应、强化“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首要结论，把文化方法论推进到组织承载与政治实现的终点。
以“决议”总结论说历史经验、启示并统一全党思想，这项工作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三个“决议”，其中呈现的政治立场、理论视野、思想智慧、实践能力、精神意志与优良作风等，均可纳入党内政治文化的范畴作整体性把握与叙事。更进一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与领导能力，根本上以不断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为支撑，从党内政治文化角度分析把握，有助于以更具整体性的方式论说党的建设各方面经验。通过自觉发现那些日用而不觉的党内政治文化因素，可揭示社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密切互动关系，揭示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对于治国理政能力体系的基础性作用。
正因此，新时代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保持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把党内政治文化明确置入“第二个结合”所打开的文明资源与科学方法视野之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成为解释党的建设经验的概念框架，也成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要求，组织原则、政治伦理与精神气质统一为可持续的自我更新能力。
《历史经验》专章以“坚持自我革命”作为重要专题，并在逻辑上对其他经验条目形成统摄，为在经验总结层面得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结论提供了关键支撑。“坚持自我革命”专题开篇即以政治勇气与精神品格的表述切入，凸显“自我革命”概念指向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整饬，更是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精神结构与政治伦理的自我重塑。专题中“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活力”等表述，具有鲜明的党内政治文化意涵。专题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从实践本质属性层面揭示自我革命对于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方法论意义；强调“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突出“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从思想革命与精神涵育层面揭示自我革命持续增强政党生命力的作用机理。这深刻启示：自我革命不是一次性修补，而是把纠错内化为组织的常态能力。
“坚持自我革命”与其他各方面历史经验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对后者具有内在联结与方法驱动意义。自我革命的过程，本质上是以斗争方法推进思想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再统一的过程。这为党面向革命、建设、改革全方位实践，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关系，形成并发展“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等经验；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关系，形成并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胸怀天下”等经验，提供价值引领与思想方法驱动。更重要的是，一切文化建设根本上都是立场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党必然且成功推进自我革命的思想根源，也是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走出中国自己的政治革新道路的勇气信心之源。“坚持自我革命”在价值论意义上与“坚持人民至上”，在主体论与道路论意义上与“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等经验形成根本关联。正因此，该专题在最后强调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并“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具有强烈党内政治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生动揭示了以“坚持自我革命”为主题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于增强政党领导力的基础性、根本性意义，也使《历史经验》专章共同支撑“坚持党的领导”的经验结论。
可见文化方法论在《历史经验》专章中的最终落点不是停留在叙事解释上，而是通过党内政治文化把经验固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能力结构，在“坚持自我革命”的机制中实现其组织承载与政治实现，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端同时支撑“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结论。当自我革命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机制时，“党的领导”便不只是结论，更是可被持续生产与检验的能力结构。
归结而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文化方法论创新和整体性论说百年历史经验，与其自觉以党内政治文化方式解释自身建设经验互为表里、相互支撑，这既使党内政治文化成为总体研究把握党与历史、时代及其自身关系的基本范畴，也使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为党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将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与加强自身建设相统筹的具体路径。从第三个“决议”历史经验论述所揭示的逻辑来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应始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实践需求展开，在不断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持续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与长期执政能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由理论范畴转化为愈加鲜明的实践命题与时代主题。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作者 | 赵亮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青年党建研究会理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