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是沿线各国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内容涵盖物质、技术、文化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双向传播、多元融合”的格局。它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多元载体，依托适应性改造与双向吸收的融合机制，不仅丰富了中外传统医学体系、推动了沿线各国文明的共同发展，而且构建了跨区域文明互鉴的典范。受时代条件制约，古代医学交流也存在不平衡、不系统等历史局限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时期，我们尤其需要以历史的眼光，认真审视和汲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与智慧，积极推动当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朝着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文明互鉴；表现形式；深远影响

一、引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商贸通道，更是一条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2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既承载了货物的往来，也见证了技术、思想与艺术的相互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往的典范。学界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颇丰，内容涉及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移民等领域。

学界普遍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古罗马、波斯、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通道，而且是一条技术交流、文明互鉴的通道，其中医学的交流是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深藏于商贸往来之下的医药互通、技艺互学、文明相融，是丝路文明互鉴最具象、最绵长的实践载体。近年来，伴随“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医学交流逐步走入研究者视野，代表性著述有陈坚雄的《岭南医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和陈玉鹏的《苏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医药》等。但从现有文献综述来看，研究多聚焦单方药材、局部地域或个别医家，尚未立足文明互鉴整体视角，系统梳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双向传播、多元融合的完整脉络，关于医学交流如何落地文明互鉴、又受制于时代局限的深层逻辑仍有待深挖。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表现形式及深远影响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探讨医学交流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依托古代医学“双向传播、多元融合”的史实具象诠释丝路文明互鉴的内在机理，为新时代“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及当代全球卫生治理提供历史启示。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之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医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典医籍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在临床方面，有记载的常用药材有数百种，并设立“太医令”“太医丞”，规范医疗管理与人才传承。成熟的医药理论、技术与药材储备，为医药技术大规模的对外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期在欧洲，古罗马医学家们不仅出版了大量医学著作，如塞尔萨斯编著的《医学论》（8册）、索拉钮斯编著的《妇科疾病》和迪奥斯考莱兹编著的《药物学》（5卷）等，而且有专门的药房配制丸剂、散剂、硬膏剂等。在南亚地区，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形成了阿提耶和昙梵陀利两个学派。随着丝绸之路航海和贸易活动的增多，医疗技术和药物开始跨区域流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药品的交换与传播

中外文献中有关海上丝绸之路药品贸易交换的记载众多。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已经有了药品交换。根据《后汉书 "马援列传》记载，汉代，越南产薏苡仁传入中国，“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繁荣鼎盛，医药交流趋于规范化、规模化，成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第一，香药。唐代的《本草拾遗》《唐本草》等文献均对香药有所记载，包括沉香、薰陆香、丁香、白茅香等。五代十国前蜀李珣《海药本草》中就记载了外来香药50多种。宋代香药进口数量很大，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三佛齐、占城等国朝贡使团来华贸易物品中携带有大量香药。1018年（天禧二年），三佛齐单次来华朝贡贸易货物中就有龙涎香36斤、乳香81680斤、木香117斤、檀香19935斤。宋代，香药的进口主要来自三个地区，阿拉伯海沿岸、中南半岛和印尼、婆罗洲一带。对于一些重要香药如乳香等，宋朝政府实行专卖制度。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香药贸易更为繁盛，薰衣香、檀香、金银香、奇南香、丁香、乳香等是暹罗、印尼群岛诸国、真腊、马来半岛诸国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重要商品。郑和下西洋途经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盛产香药；郑和下西洋采办了大量药品，随船医务人员负责对药材进行鉴别，先后带回的78种珍贵药材中包括丁香、乳香和木香等香药。到了清代，除了传统朝贡贸易进口香药外，西方传教士和使团来华也带有香药；顺治和康熙时期，荷兰使团来华，“奉表入贡”的物品中不仅有丁香、檀香等，还有蔷薇露和金银花露等手工业制成品。

第二，矿物类药材，包括朱砂、绿矾、硼砂、砒霜等。宋代，商人们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用朱砂、硼砂、砒霜等交换当地特产。《诸蕃志》中说：“阇婆国……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硃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靑白甆器交易。”清代，中国出口暹罗的药材中，硃砂也是重要商品。

第三，树脂类药材。多数树脂类药材如乳香、没药、苏合油等都属于香药。根据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记述，血竭在不同区域范围内进行贸易。书中记载：“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产乳香、龙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油、没石子、蔷薇水等货，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明史》中也载有：“法祖儿……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

第四，植物根茎叶类，包括人参、茯苓、当归、大黄、生姜、肉桂等。唐宋时期，肉桂、良姜等大量中国药材沿海上丝绸之路西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库达特拔的《道里郡国志》和巴伊塔尔的《药草志》对从中国经海路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肉桂、良姜、大黄等有详细记载，并认为这些药材的主要产地是中国，经海路传入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被纳入当地医药体系。

第五，动物类药材，包括犀角、羚羊角、燕窝、玳瑁等。中国古代医书《食性本草》《新修本草》《本草纲目》中有大量关于犀角、羚羊角、玳瑁等动物来源药品药性的解说，这些药材很多来自东南亚、东非，对此文献记载颇多。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述，占城“其国所产，巨象、犀牛甚多，所以象牙、犀角广贸别国”。

（二）医疗技术与诊疗方法的交流互鉴

随着药材贸易的广泛开展与深入交流，医疗技术也得以跨越地域限制，逐渐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针灸疗法、脉学理论、推拿手法以及一些传统中成药制剂技术陆续传入海外各地，对当地的药物制剂与医疗实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学者的详细考证，中国的脉学知识在传入伊朗、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后，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例如，古代阿拉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在其权威著作《医典》中所详细论述的诊脉理论与具体方法，正是源自中国的医学智慧。此外，在明清时期，中国的针灸诊疗技术进一步在越南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越南医家阮大能在深入学习和借鉴中国针灸穴位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践，撰写了越南历史上首部针灸专著《针灸捷效诀》。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不仅系统总结了中国针灸的精髓，还记载了13个由越南医家在长期针灸治疗疾病的实际临床案例中新发现并验证有效的独特穴位，体现了当地医学的融合与创新。

印度及阿拉伯地区的先进诊疗技术与制药工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交流，逐步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印度的眼科医疗技术，尤其是白内障的治疗方法，开始被引入中国。据唐代医学典籍《外台秘要》所载，有一位姓谢的道人曾在齐州一带行医，擅长治疗白内障；书中明确提到这位道人“俗姓谢，任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表明其医术是从西域或印度的僧侣那里学习得来的。同时，许多有效的药方也随着贸易往来传入中国。例如，唐太宗曾患有“气痢”之症，后来服用了从波斯传入的“乳煎荜拔方”，并因此得以康复。这些外来医药知识和技术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医学体系，也促进了当时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在制药技术领域，阿拉伯蔷薇水（蔷薇蒸馏露剂）、大食国灌顶油等药物制作技术相继传入中国，这些技术的传入直接推动了中药制剂方法的革新与进步，显著丰富了中药剂型的种类与制备工艺。《本草纲目拾遗》中详细记载了“炼强水法”，指出强水可用于腐蚀恶肉，治疗痈疽、拨疗等外科疾病。其炼制方法描述为：西方人制作强水之法，所用药物仅有七味，置于器皿中熬炼，类似今日的蒸馏取露工艺，旁边连接玻璃瓶并密封接口，以文火与武火交替加热炼制，可见蒸气进入玻璃瓶中，水液亦随蒸气凝结滴入，待黑气散尽，药液即炼制成功。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对外来制药技术的吸收与记录，也体现了中西药学在实践中的交流与融合。

（三）医学文化与观念的碰撞融合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医学理念与医学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交流。汉代，古印度的医学核心理论“四大”学说（地、水、火、风四种基本元素）开始传入中国，这一学说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医学思想相融合，并被系统地纳入中国传统的医疗理论体系之中。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其重要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引述并记载了相关论述：“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这体现了当时中国医学对印度医学理论的吸收与借鉴。

隋唐时期，古代印度的重要医学典籍《龙树菩萨药方》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据《宋史》记载，宋代已将《龙树菩萨药方》列为官方医学教育三科中的主要教材之一，可见其在中国医学传承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至元代，这部医学著作又被进一步翻译成波斯文，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西亚地区，从而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推动了医药知识的共享与文化互动。

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达到高峰。阿拉伯医学书籍如《回回药方》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医药典籍宝库。在宋朝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医家撰写的方书著作中，出现了许多海外药物组成的新药方，如乳香没药丸、檀香汤、苏合香圆等。同样，中国的很多药物和医疗技术也传入西方，元代著名的旅行家马可 "波罗在其著述中对中国的药材、医疗卫生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记录，在欧洲引起关注。

明清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船队人员不仅携带了大量物资，随身还备有各类医书与药材。这些医学典籍和药品不仅是船队自身保健防疫的重要依靠，也常被作为友好的象征赠予沿途所经之地的居民。据清代陈伦炯在《南洋记》中的记载，郑和船队在抵达暹罗（今泰国）时，见到当地民众常有疾病困扰，便应其请求，慷慨赠予药品，并细致讲解和传授相关的治疗方法。书中提到：“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这一记载生动体现了当时医药交流的具体情景，甚至衍生出以药浴溪水来治病的民间传统。

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医学著作如《本草纲目》《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往来，陆续传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些典籍在当地被翻译、改编，进一步融入本土医疗实践之中，甚至经由东南亚传至欧洲，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产生了间接影响。明代，越南使臣黎文老就曾向中国皇帝上书表示：“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当时东南亚诸国在文化和医药方面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依赖中国的典籍和药材来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与医疗水平。

在清代时期，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医药文化交流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医药的宝贵知识传播到了西方世界。例如，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在返回法国后，向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呈送了一批珍贵的汉籍文献，共计22种49册，其中就包含了一部重要的中医药经典——《本草纲目》。1735年，由杜赫德等27位在华传教士共同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卷本在巴黎正式出版，进一步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与文化。如今，在许多西方著名的藏书机构中，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及大英博物馆等，可以找到十余种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这些藏品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医药知识在西方传播的广泛影响和持久价值。

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也将西方最新医学知识如解剖学传入中国。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征》、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等著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使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基于实证观察的人体结构与生理观念。

（四）医药人才的交流与培养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不断发展，大量精通医术的僧侣以及伴随商船远航的医师纷纷前往海外各地，他们既行医济世，又广泛传授医药理论与实用知识。到了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尤为频繁，日本多次派遣使团与学者前来中国系统学习先进医术，植福田更是在华潜心研习医药长达十五年，深入掌握中医精髓。同一时期，唐代高僧义净在远赴印度寻求佛法的旅程中，亦积极向印度当地介绍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及脉学等重要医学知识，促进了中外医药文化的相互传播与融合。

元朝时期，不少阿拉伯医生来华行医、任职，如元代爱薛、聂只耳等阿拉伯名医在广惠司任职，推动了中外医药技术融合发展。除大都外，地方也有阿拉伯医药机构建立。14世纪中叶，著名的非洲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曾游历中国，回国后将旅行见闻编写成书。书中记载，当时杭州城内有埃及富商奥托曼后裔开办的一所阿拉伯式医院，取名“莫托曼尼亚”，其建筑颇为华丽，住院的病人甚多。

郑和下西洋期间，随行人员中专门携带有数名经验丰富的稳婆随船同行。船队抵达沿途各个目的地后，这些稳婆凭借其娴熟的接生技术与丰富的产科经验，主动向当地妇女传授先进的接生方法与产后护理知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产科医学水平的提升，对改善母婴健康、推动产科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一批杰出的中国医者远渡重洋，前往邻国日本行医济世，其中曾彦、陈元赟、许仪后、戴曼公等人尤为著名。他们在日本不仅治病救人，还积极传播中医药学理论与诊疗技术，其医德医术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至今仍受到日本民众的深切缅怀与纪念。

清代前中期，众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许多人通晓医术，部分传教士甚至凭借其医术进入宫廷服务。例如，1693年，康熙皇帝身患疟疾、病情严重，法国传教士洪若翰与其他几位同行及时进献了当时颇为有效的药物金鸡纳即奎宁。康熙服用后，疟疾症状显著缓解，身体逐渐康复。此事进一步提升了传教士在宫廷中的信任度。此外，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长期从事医疗活动，开设诊所服务民众。比如，法国传教士罗怀中于1705年抵达中国后，在北京建立了一家兼营药房与诊疗的机构，主要擅长外科疾病的治疗。他不仅日常在诊所接诊，还常常亲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深受当地百姓敬重。1747年（乾隆十二年），罗怀中病逝，乾隆皇帝特别下令赏赐葬银以示抚恤，许多曾接受过他救治的民众纷纷自发前来送葬，场面十分感人，这反映出他在华期间的医疗贡献得到了官方与民间的广泛认可。

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载体与特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活动，始终紧密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商贸流通与日益深入的文化交融而同步展开并逐步深化。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各文明之间的医学知识、治疗技术以及相关药材物品的传播，并非通过单一途径进行，其载体与形式呈现出显著而鲜明的多元性、多层次特征。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主要载体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并非无序开展，而是依托多元载体稳步推进。官方朝贡贸易与使团往来、民间商贸互通、跨国宗教活动是其核心路径。三类载体推动中外药材流转、医术传播与医药文化融合，成为古代海上医药交流的重要支撑。

第一，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与官方使团。在唐代，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数量众多，达到了“七十余番”，其中仅东南亚地区就有超过二十个国家参与。隋唐时期，日本派遣的遣唐使不仅将大量药材、珍贵的医书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了日本，而且将整套医疗教育制度系统地引入并应用于日本社会。到了宋代，东南亚诸国中，三佛齐一国来华朝贡的次数就高达三十三次，占城更是多达五十六次，而注辇也有六次朝贡记录。元代时期，安南来华朝贡达三十六次，占城则有十六次。这些来自各国的朝贡使团在来访时常常携带当地特产药材作为重要贡品进献，而中国政府在其回赠的礼单中也经常包含各类药材。例如，在元中统四年（1263年），安南使团前来朝贡后，“帝赐来使玉带、绘帛、药饵”，体现了药物在官方往来中的角色。明清两代，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团在出使时也会携带大量药材和药物，其数量往往相当可观，进一步加深了医药资源的交流与互动。

第二，商贸活动与民间交流。民间商贸往来作为医药物资流通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宋代泉州湾沉船为例，其所承载的大量中外药材便是明证。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发掘一艘距今七百多年的宋代木船，船内发现了丰富的香料遗存，生动展现了当时海上医药贸易的繁盛景象。进入明代以后，在中国出口至东南亚的各类货物中，除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商品外，中药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广受欢迎的热销商品。为了进一步推广中药并拓展国际市场，明朝商人积极从国内招募经验丰富的医师，派遣他们前往东南亚各国开设药店、坐堂行医，使得中医诊疗与中药应用日益融入当地社会，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医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宗教团体活动。宗教活动对海上丝绸之路医药交流和融合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僧侣在传教过程中，经常携带医药典籍、传授医药知识。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培尼底克汀修道院的朝圣者医院建立起萨勒诺医学校，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士提供医学教育。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雅加达的一位牧师患痛风，经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使用艾灸治疗后，症状得以缓解。这名牧师将有关资料收集整理后于1675年在荷兰出版，很快引发了艾灸在荷兰、英国、德国等国的流行。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鲜明特征

依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医学交流，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且多元的独有特征。整体交流呈现双向互鉴、融合发展的核心态势，传播路径官民多元并举，以社会实际需求为核心驱动力，同时兼具宗教文化交融、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特质。

第一，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具有双向性，体现出互鉴融合的特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医学交流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传递，而是一个持续动态调整、相互适应并实现双向融合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化改造，具体包括药材的本土化与技术本土化两个层面。在药材方面，许多源自海外的药用植物与原料，如乳香等，被逐步引入并整合到中医的药材体系之中。中医并非简单照搬其原有用途，而是依据中医自身的理论框架对这些外来药材的功效进行重新阐释与定位，并调整其配伍与用法，使其能够融入中医理气、散寒等方剂治疗中，服务于本土的医疗实践。在技术层面，诸如阿拉伯的蒸馏提炼技术、印度特有的眼科治疗技术等，中国医家有选择地吸收这些技术的精华，将其与中医固有的诊断理论、治疗原则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改造，从而使其更贴合中国的疾病谱、诊疗习惯与实际需求，实现了外来技术的本土化适配。二是双向融合。医药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医药技术实现了互补与协同发展，在诊疗技术方面，彼此取长补短，极大地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的诊疗手段，为不同地区的患者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治疗选择。在药物方剂领域，中外药材和经典方剂持续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与融合，例如，中医传统名方苏合香丸、至宝丹等巧妙地融入了阿拉伯特有的香药成分，提升了疗效与适用范围。同时，阿拉伯医学巨著《医典》也系统收录了中国的大黄等多种重要药材，并将其应用于本土的医疗实践。这种双向的融合不仅促进了各自医学体系的发展，也为全球医药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传播途径呈现多元化与多层次，体现出官民并举、相互促进的特征。在官方层面，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封贡机制，为医学交流的定期交流提供了平台。宋元时期，中央政府经常派遣使臣到海外诸藩进行贸易。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明代，明朝政府对朝贡使团携带货物定价比原产地的售卖价格高出很多，大幅提升了朝贡使团来华交易药材的积极性。在民间贸易层面，药材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随着海商贸易网络的发展，药材贸易范围和贸易种类不断丰富，明朝中叶以后，香药进口贸易私人贸易已经占主导地位，据朝鲜人崔溥记载福建、广州等地至东南亚、中东地区的贩海私船：“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

第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药交流源于广泛的社会需求，体现出贸易活动与医学传播之间紧密交织、深度绑定的特征。在古代社会，频繁发生的疾病流行、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以及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与瘟疫，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对于各类有效药物的迫切需求。本土的医药资源往往难以满足这些突发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因此，通过海上贸易通道从海外进口药物以补充国内储备的不足，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跨区域的药物交流也正是在这种需求的强劲驱动下蓬勃发展起来。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医药交流，主要以乳香、没药、沉香等香药的贸易与流通为核心内容，这些物品兼具药用、祭祀和奢侈消费等多重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流的范围与内容不断扩展和深化。到了清代中叶，大黄等具有特定疗效的药材逐渐上升为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吸引了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诸多欧洲国家前来中国采购。时任两广总督福康安在呈递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陈述：“查大黄出产川、陕二省，商人运贩到粤，于省城、佛山两处售卖，每年二十余万斤，其卖与洋行各国夷人约十余万斤。”这段记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大黄出口的规模。特别是在1768年至17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就进口了大约60吨大黄，几乎掌控了欧洲市场的大黄贸易，这进一步凸显了特定药材在跨洋贸易中的关键地位及其与宏观贸易网络的深度融合。

第四，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其医学领域的互动与宗教文化的传播始终紧密交织，共同展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鲜明特征。佛教与伊斯兰教等宗教沿海路逐渐东传，不仅带来了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而且成为医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伴随佛教而来的印度医学体系以及随伊斯兰教传入的回回医术，均通过海路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寺院常设有施药场所，僧侣兼而行医，逐步将域外的医药理论、药物炮制工艺以及疾病诊疗方式引入中国，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融合，最终渗透并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外医学文化虽源流各异，却皆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宗旨与核心价值，所以，在长期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中，双方逐渐形成了基于生命关怀的共同价值追求。沿线各国在不同医学体系相遇时，大多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尊重彼此在理论、方剂、疗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从而为持续的知识传递、技术借鉴与理论融合创造了宽松而有利的文化环境。

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深远影响与历史局限性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跨域交流，是中外文明互鉴与经贸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多维深远影响。它不仅双向推动中外医学体系革新、丰富医药典籍与诊疗体系，还带动沿线港口商贸兴盛，促进多元文化与生活习俗交融，为后世医学合作积淀了宝贵经验。但受航海技术、政治环境、文化壁垒等时代条件制约，交流存在发展不均衡、传播碎片化、融合不深入等显著历史局限性。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深远影响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是人类社会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充分证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能够在互学互鉴中实现共赢。

第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药交流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商贸繁荣，推动了众多港口经济与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香药及各类药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商品之一，因其广泛需求而利润丰厚，从而直接带动了广州、泉州、明州、占城、锡兰、巨港、古里、奎隆、尸罗夫港等一系列重要港口城市的兴盛与繁荣。阿拉伯著名学者雅库特在其编撰的《地名辞典》中特别记载了个罗港以沉香贸易闻名于世的情况，他详细描述道：“个罗，坐落在印度边远地带，是重要的沉香输出中心。”这些药材的进出口活动，连同相关的征税与交易体系，进一步激发了当地商业、手工业及物流行业的全面发展，成为古代海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为沿线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互动注入活力。

第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医药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更是医学知识与健康理念广泛传播的桥梁。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不同地域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以及生活养生习俗得以深入交流与相互渗透，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各地民众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的深度交融与互鉴。这种持续而多元的互动不仅增强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认同，也显著促进了友好往来与文明之间的对话融合。

第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医学的发展。中国引进东南亚、波斯、阿拉伯等地药材，丰富了药物种类，催生出《海药本草》《回回药方》等专门医药著作。通过学习引进外来的制药工艺、蒸馏制露、外科诊疗方法，拓宽了中医治疗手段。中医脉学、针灸、方剂、养生防疫理论向外传播，促进东南亚、东亚和阿拉伯地区医药典籍的编撰、人才的培养，提升区域医学发展水平和沿线民众健康水平。长远来看，这一历史进程为后世中外医学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也为跨文明的交往与共融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成为推动人类健康事业与文明共同进步的重要遗产。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的历史局限性

受制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航海技术、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中外医药理论体系的差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存在不平衡性。在区域上，医学交流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域，如沿海城市、各国的首都所在地，对边缘区域，如内陆乡村的影响有限。以物质与技术交流为主，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理论体系交流不够充分。如郑和下西洋期间，船队所到诸国，仅在港口与王城赠药、施医，未见有前往内陆乡村传播医学知识的记录。

第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存在偶然性和局限性。受航海技术、政治局势影响，医药交流具有偶然性，部分交流成果难以持续传承。交流多依赖民间自发与官方朝贡，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的规划，导致部分医药技术与文化传播中断。如《回回药方》，明清后逐渐散佚，今仅存残卷，大部分医术永久失传。

第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存在文化障碍性。中外医药理论体系的差异，导致部分技术与文化难以深度融合。语言、宗教等文化壁垒，限制了医药典籍的翻译与深度传播，部分海外医籍传入后未得到广泛推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医药面向西域及欧洲地区传播的内容主要是药材和技艺，丰富其医药知识和认知，但并未触及、改变当地医药文化固有的深层结构。”这一评价是客观的。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同样呈现出一种渐进与曲折的态势。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西医并未能顺利融入中国既有的医疗体系之中，反而遭遇了相当程度的抵触与排斥。例如，在洋务运动初期，一些重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如薛福成、曾纪泽等人，最初对西医也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然而，当他们奉命出使西欧，亲身经历并深入观察了欧洲社会的医疗制度、医学教育以及临床实践之后，通过直接的接触与持续的耳濡目染，他们的认识才逐渐发生了深刻而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个人观念的更新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西医知识和技术在中国社会被接受与整合的进程。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与普遍规律。回顾历史，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医学交流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实践。通过这条跨越海洋的文明纽带，沿线各国人民不仅交换了药材、医方与诊疗技术，更是在生命健康这一共同关切上实现了知识与智慧的共享，使广大民众直接受益，同时也为世界医学文明的多样性与整体发展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历史经验证明，人类社会的持续前行与繁荣，必须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尊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以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根本原则作为基石，积极而深入地开展跨越文明疆界的对话与合作。因此，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中华文明正是在与世界上诸多不同文明的持续交流互鉴、深度融合会通过程中，不断汲取养分、激发活力，从而创造了延绵五千多年而未曾中断的辉煌奇迹，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那些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这一评价是客观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时期，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紧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以历史的眼光，认真审视和汲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与智慧。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并借鉴那种基于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文明互鉴内在机制，努力克服现实中的隔阂与障碍，积极推动当代不同文明间交流合作向着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汇聚全球智慧、携手应对挑战，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作者 | 侯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五十四期民主党派干部进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