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型政党制度的崭新实践推动了既有政党知识的系统更新，催生出与西方竞争性政治根本不同的商量政治范式。其中，利益代表是商量政治的前提基础，聚智决策是商量政治的实现路径，政治团结是商量政治的努力目标。这种商量政治是制度性商量、嵌入性商量、咨询性商量等机制协同运作的成果。通过制度性、嵌入性与咨询性三种商量，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激发政治动能、优化公共决策、保持动态稳定的治理效能，再通过三者的接续强化与系统汇聚，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高质量政治认同。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商量政治；多党合作；政治团结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要论述正式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标识性概念，既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多党合作制度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更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

自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围绕新型政党制度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研究阐释。截至2025年底，中国知网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的期刊论文近1500篇。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聚焦新型政党制度本身，系统探讨其内涵要义、生成逻辑、治理效能、价值意义与话语建构等议题；二是侧重探讨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聚焦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本质上是以学术话语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实践，不仅为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夯实了系统性学理支撑，更为国际场合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与文明价值提供了学术支持。然而，随着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在该议题上逐渐进入平台期，呈现出 “跟进阐释多、创新提炼少，理论推演多、实践深描少” 等问题。一是多数成果紧跟党的理论话语创新，围绕新型政党制度进行跟进阐释，没有尝试突破政治话语的限定，从更普遍层面凝练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概念；二是多数成果虽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但往往限于从理论层面对新型政党制度进行阐释，对其丰富实践缺乏足够系统深入的观照和总结。

如何突破现有研究瓶颈，提炼契合中国实践、具备学理深度的政治范式，系统阐释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核、实践机制与治理价值，既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也是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彰显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拟从研究阐释新型政党制度入手，提炼出“商量政治”这一全新政治范式，以此观照新型政党制度的复合优势、运作实践及其治理效能，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从话语阐释走向理论建构、从抽象论证走向实践解析，努力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为全球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意涵：政党知识更新与政治范式对话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组织，通过全部或部分掌握国家政权，主导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广泛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政党政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政党政治的崭新实践，不仅能够推动既有政党知识的系统更新，也完全可以催生出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政治范式。

（一）政党知识的系统更新

政党是连接社会与政府的核心中介组织，在民众支持下能够执掌、参与或者影响国家政权的实际运作。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必须面对和处理其与国家政权、社会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这既是理解一国政党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总结政党新知识的逻辑起点。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政党政治实践的原创性概括，深刻回答了政权构建方式、民意实现形式、政党关系模式等重大政治命题，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多重超越，呼唤着政党知识的系统更新。

一是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现有政党知识主要以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践经验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存在作为理论预设及自明前提，把政党视作代表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通过竞争性选举争夺国家权力的选举机器。相比而言，晚清以降，现代国家的建构始终列于我国政治发展日程而非一个既成事实。为了摆脱国家建构面临的内外困境，克服低组织化状态带来的严重制约，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成为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仅是迈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形态，权力结构、社会整合等方面的缺陷制约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过28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形塑出融政党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的政党—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宪法确认的唯一执政党，掌握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权；各民主党派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拥有分享国家权力、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机会。

二是政党与人民的关系。西方政党知识告诉我们，政党是在市民社会利益分化背景下因应选举政治的组织需要而产生的，是组成社会的部分利益结构的代表。它们在政治市场中通过表达民意来争取民众的选票进而竞争政治领导权，再通过作出政治决定的方式回报所代表群体的选举支持。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这一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同于西方式的“部分党”。《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并且始终强调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代表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基于《共产党宣言》确立的先进品质和品格，明确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三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近代以来，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彼此竞争，成为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常态。西方国家盛行的政党话语是围绕竞争性选举展开的，争夺的“标的物”是国家政权。与这一政治互动模式不同，我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权力配置结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这一政治格局的确认和保障。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这种长期执政地位有着历史合法性和宪法保障；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团结合作关系。

（二）全新政治范式的确立

萨托利撰写的《政党与政治体制》是政党研究的经典著作，其政党理论以西方政党政治为最主要经验基础和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类型化的理论总结，试图将政党研究领域和政党制度的可比性拓展到各类国家和地区。政党观与政党体制的分类标准是萨托利构建政党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运用部分与整体的分析框架，在解析政党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政党观。一种是部分论的政党观，不同的政党作为整体的部分通过行使表达功能，避免民意被操纵；一种是整体论的政党观，政党不是社会的部分而是代表整体，作为国家的复本而与国家融为一体，该党之外没有竞争性的多党。萨托利认可部分论的政党观，并对与此契合的政党之间有效的、可替代性的竞争倍加赞赏。他在肯定政党多元主义体制的同时，还对党国体制进行了深刻批评——“在只存在一个政党的地方，要么只有此类体制，要么没有什么重要的体制”。党国体制背后蕴含的是整体论的政党观，是非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典型表现。这里的单一政党不再是整体的部分而是等同于国家，政党的作用不在于服务社会和承认利益多元而是服务于党国一体的国家。

萨托利对政党观的论述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但其对政党体制的划分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个人偏见，因此具有一定的认知局限性。西方的政治文明推崇强力和斗争，信奉零和博弈的基础法则，盛行竞争性政治。沿着这一思路，西方国家特别强调制衡在政治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不管是政党之间还是政府机构内部，竞争和对抗都被视作政治权力有序运作的必然选择。既然西方国家的政党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部分”结构上，党际关系的基调必然是竞争性的，其政党竞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和反映。萨托利深受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将竞争性认定为优良政党体制的核心指标，认为缺乏有效竞争的政党体制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政党观的部分论与整体论和政治体制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之间，并非绝对的相互排斥和一一对应关系。同一种政治体制内，部分论和整体论的两种政党观完全有并存的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政党政治的常态现象，竞争性与合作性是政党政治乃至政治范式的两种基本属性，二者并无绝对意义上的高下优劣之分。

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对抗、博弈的思维定式，反映和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范式。它既与民国时期多党制试验作反思性对话，是与旧式政党制度正面较量中胜出的；它也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作批判性对话，是中国政治发展坚守本土立场的实践产物。新型政党制度源自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建国实践，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本前提下作出的关于政党地位、互动及作用的专门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锋队，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分工协作而非零和竞争。新型政党制度赋予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项职能，中国共产党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会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各民主党派还可通过人民政协等渠道参政议政、进行民主监督。这种亲密友党关系形塑出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合作性政治景象，凸显出商量政治这一全新政治范式。从政治范式角度讲，竞争性政治与商量政治属于两种理想类型，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逻辑。对中国来说，商量政治是接地气的、具有辨识度的学理概括，新型政党制度是商量政治这一理想类型的典型实践。在商量政治范式下，各政治主体均以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没有根本立场上的冲突。彼此之间在协商对话地位上是平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承担着政治领导责任。这就决定了政治主体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持续性的合作共赢关系。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复合优势：商量政治的运行机理

新型政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有助于实现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具有独特而又显著的复合优势。这种复合优势集中体现在利益代表、聚智决策和政治团结上，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商量政治具有什么样的运行机理。其中，利益代表是商量政治的前提基础，为商量政治提供内容和动力；聚智决策是商量政治的实现路径，促使协商合作制度化程序化；政治团结是商量政治的努力目标，体现商量政治的规范性价值。

（一）双重利益代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代表”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字面意思是使某种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出来。皮特金在《代表的概念》中划分出形式性代表、描绘性代表、象征性代表和实质性代表四种代表类型，勾勒出多维面向的代表概念。其中，形式性代表是从授权或者问责角度产生的，关注选举过程中的权力转移或者责任新生，其中区别仅在于将选举等同于授予权威还是等同于使人负责。描绘性代表的关键在于对所代表的对象进行无扭曲的反映或者说足够的相像，侧重代表是什么、像什么，强调立法机构的构成必须准确符合全国选民的构成。象征性代表注重象征符号的暗示或者指向意义，象征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建立在情绪性、情感性、非理性的心理反应之上，强调代表者取悦选民的重要性。实质性代表注重代表者的实际行为，强调对这种实质性代表的评价必须结合其所做的事及做事的方式来进行，看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被代表者的利益。

从皮特金的代表概念看，政党是融合了多种代表类型的特殊政治组织，象征性代表是其中最核心的维度。它为选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结构化的引导，通过塑造政党形象来吸引和凝聚选民，同时又将这种象征性代表建立在选举授权即形式性代表的基础上，最终再通过具体的政策行动即实质性代表来维系和巩固自身的政治代表性。利益代表是政党的核心功能之一。它主要体现为实质性代表，强调加强利益聚合和诉求表达，并通过实际政治行动来回应和促进政党支持者及其同盟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利益代表功能与政党自身性质紧密相关，作为整体的政党与作为部分的政党在推进利益聚合与实现时必然表现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载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工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它是作为“整体”的政党，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代表上的人民性、整体性是其鲜明特征，这也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执政行为总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八个民主党派是作为“部分”的政党，共同代表着各阶层、各界别人民的具体利益，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过程中着眼于反映并维护这些群体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诉求。

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内蕴着多元一体的复合型利益代表关系。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而是从自身的先锋队性质出发，通过健全的基层组织体系既广泛地搜集社情民意，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塑造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在引领民意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行动，以此确保利益代表上的整体性。各民主党派通过与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强连接关系，既能深度捕捉这些群体的多样化意见诉求，也能在日常工作中掌握大量的社情民意信息，进而在多党合作过程中通过充分发表意见、及时反映诉求起到独特作用。这两种利益代表属于不同类型，在推进利益聚合和实现上有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效果。可以说，新型政党制度在利益代表上具有独特的双重性，实现了利益代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有机复合，为商量政治的有序展开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二）双向聚智决策：政治引领与专业知识的集成

贝克提出，现代社会已经步入风险社会，这种风险是隐形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面对大量难预测、难控制并且具有全球扩散性的风险因素，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急剧上升，公共决策失误的后果呈现出系统性、全局性放大特点。既然国家治理的难度已远超任何单一政治组织的知识结构，能吸纳更广泛知识、更多元视角的聚智决策就成为合乎时代需求、应对复杂决策的必由之路。聚智决策通过吸纳不同群体、专家及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一方面，能够拓宽信息来源、整合多元信息，增强公共决策的包容性和科学性，应对复杂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对话和政策讨论，有助于缓解社会内部分歧，提高政策执行的接受度与公信力，并在持续的良性反馈中促进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是聚智决策的运行和体现，是我国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依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内嵌于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之中，通过党委、党组、党工委等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重大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同时，作为商量政治的常态化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化的政党协商渠道如专题座谈会、政协联组会等，主动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系统吸纳他们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除了中国共产党主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外，各民主党派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就经济社会发展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等重要问题及时向中国共产党反映情况、沟通思想，并从自身优长出发对国家治理提出专业意见和政策评估，不断推动决策过程的智慧汇聚。

聚智决策是一个分享国家治理权力的互动过程，需要一方主动开放政策议程、另一方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里，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更是领导党、是最高领导力量，掌控着政策议程的政治方向和议题设置；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政策议程开启后发挥自身的智力和人才优势，深度参与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细节讨论。中国共产党主动开放政策议程后，各民主党派利用商量政治的协商实践提出专业性的政策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既定政治基调下充分吸纳其中的合理性建议、形成具体的政策举措，在推行政策过程中又充分发挥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并进一步优化政策内容。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聚智决策的政治空间，构建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全过程党际互动，有助于系统整合各种决策资源和政治力量。其聚智决策属于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是政治引领与专业知识的集成，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汇集智慧上的双向奔赴。

（三）双层政治团结：核心凝聚与广泛联合的同心圆

现代语境中的“团结”指向整合程度，包含着统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广义社会面向。政治团结是现代团结的政治之维，意指整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整合状态。从政党体制角度看，政治团结是各政党在共同目标指引下的系统性整合。它与政党凝聚力高度相关，却不能简单化约为各政党内部的向心力和整合程度，而是强调在政党内部凝聚基础上各政党之间有方向性和结构性的整合状态。

内聚力是衡量政治组织制度化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能够显著影响到该政治组织的力量强弱。政治组织越团结、越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自身力量往往就越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这一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形成民主与集中往复循环的动态过程。得益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各项工作中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锻造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执政党。事实上，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各民主党派共同遵循的内部组织原则。在本党派的章程和建设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组织原则和决策准则，不断规范内部的政治生活、决策程序和领导方式，全面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以此确保参政党的组织效率和团结统一。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制度性规范，凝聚国家治理合力，追求政治团结的制度目标。这里的政治团结是双层的，既包括政党内部凝聚，更指向政党之间的向心性整合。这种向心性整合，有着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和行之有效的实践机制作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团结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共识。在这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为实现双层政治团结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国共产党位于双层政治团结的圆心，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在引领国家层面政治团结、有效辐射外围政治力量过程中发挥核心凝聚作用。各民主党派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常态化地联系着各阶层、各界别群众，在尊重和吸纳多元声音中发挥广泛联合作用。双层政治团结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逻辑下更是持续不断的双层互动过程。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不同阶层、不同界别的利益和智慧，这些意见建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商量政治被有效集中起来，凝练升华为统一的国家意志和具体政策，再反过来指导和规范各方面的政治行为，由此进一步巩固双层政治团结。

上述运行机理，需要依托具体的实践机制来落地。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商量政治的运作主要体现为制度性商量、嵌入性商量与咨询性商量等实践机制，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承载并实现了双重利益代表、双向聚智决策与双层政治团结。

四、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机制：商量政治的协同运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自那时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格局得到巩固和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不断提升，商量政治趋于成型。新时代以来，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为推动商量政治走向成熟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商量政治是一系列实践机制协同运作的成果，实践机制则是商量政治运行机理的具体化。结合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的典型实践，这里聚焦制度性商量、嵌入性商量、咨询性商量等实践机制，分析商量政治在政党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实践中是如何开展政治吸纳和协同运作的。

（一）制度性商量：政党协商的闭环流程

制度性商量是以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为核心载体，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合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实践机制。政党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的直接协商，是商量政治中制度性商量的集中体现。

政党协商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中央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宪法修改和重要法律制定及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等重要问题开展政治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为制度性商量实践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同时，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每年就重大议题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等的意见建议，“十四五”期间共计召开49次政党协商会议。中共各级地方党委就地方重大问题与同级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进行常态化协商。比如说，“十四五”以来，中共重庆市委开展50余次政党协商会议活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各类政党协商会议26次。

政党协商有着明确的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作遵循，这是开展制度性商量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础。除了规定协商的主体、内容、形式及程序之外，这些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还推动建立一系列前后衔接、闭环运作的保障机制，确保政党协商落到实处。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层面为例，政党协商的保障机制主要有：一是知情明政，由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适时向民主党派中央直接提供相关材料，或者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定期组织专题报告会和情况报告会。二是考察调研，中共中央每年委托民主党派中央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考察调研，或者支持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特色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地方党委和政府予以积极支持配合。三是工作联系，邀请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开展的国内考察调研及重要外事、内事活动，或者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会议、调研及检查督导等工作。四是协商反馈，需要办理的协商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交付有关部门，一般在3个月内完成办理，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反馈民主党派中央。

（二）嵌入性商量：专项民主监督的协同逻辑

嵌入性商量是以民主监督为核心载体，将协商式、建设性、合作性的监督反馈嵌入国家重大决策及其执行过程的实践机制。这里的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监督。它是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决策及其施政行为进行政治调适与政策纠偏，是实现嵌入性商量的重要方式。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共党委依法执政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民主监督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各民主党派运用政协视察、大会发言或以其他形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二是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参加中共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或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邀监督人员等开展民主监督；三是各民主党派受中共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监督时提出意见、批评、建议。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先后强调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监督”等工作中进行民主监督。2016—2020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这是各民主党派中央首次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进行专项监督，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领域拓展与实践创新。这期间，各民主党派共有3.6万余人次参与，向对口省区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监督报告40份、“直通车”意见建议47份。2021年6月起，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受中共中央委托，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专项监督。截至2024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在近500次实地调研基础上，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近30份，向地方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近2000条。这种专项民主监督，不只是民主党派中央的事情，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同样深度参与其中。它们既参与完成本党派中央的对口省区专项监督任务，也在各自辖区承担中共同级党委委托的类似专项监督任务。

专项民主监督是中共各级党委委托民主党派同级组织对国家重大战略落实情况进行针对性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这类专项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做好某一方面的重要工作，是针对特定领域特定事项实施的全过程监督，以此确保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专项民主监督是依托多党合作框架内的商量政治展开的，属于一种非权力性监督、协商式监督、建设性监督。它强调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寓监督于支持之中，把监督过程变成共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过程。这种监督形式既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的特别重视，也是各民主党派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有益探索，是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嵌入性商量的充分体现。

（三）咨询性商量：参政议政的“直通车”机制

咨询性商量是以各类“直通车”机制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为核心载体，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基层观察和专业知识高效输送到各级决策层的实践机制。参政议政的“直通车”即“党派直通车”，是指各民主党派将其调研成果、重大建议直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重要机制。这种“直通车”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常规程序，使民主党派的重要意见绕过繁琐的中间环节直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它属于政党协商中的书面协商，是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特殊渠道。

“直通车”机制可追溯至1993年开始的民主党派“大调研”。自那时以来，每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各民主党派中央将书面化的调研成果，通过“直通车”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基于长期的政党协商实践进一步明确了“直通车”机制——“民主党派中央以调研报告、建议等形式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可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里的调研已经不限于每年中共中央委托开展的大调研，而是包含了各民主党派每年自选的若干专题调研。“十四五”时期，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等通过调研协商座谈会、“直通车”等形式提出意见建议达400余件，其中一批重要建议已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研究采纳，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有力参考。此外，中共地方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做法，积极建立民主党派向同级党委、政府报送意见建议的“直通车”工作机制，通过加强沟通联系、办理落实、结果反馈等各环节工作，推动该类建言献策专报机制有效运行。

“直通车”机制能够有效传达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高效的参政议政平台，体现出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意见建议的高度重视，也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这种“直通车”机制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用的重要渠道，是咨询性商量的特殊实践载体。它基于各民主党派扎实深入的考察调研，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推动民主党派的专业智慧向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定向输入与及时转化，成为凝聚党外智慧、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新型政党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又一关键渠道。

五、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商量政治的系统产出

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本质上是多党合作在商量政治范式下系统化运行的内生性结果，是包含制度性、嵌入性与咨询性商量实践的系统产出。通过三种类型的商量讨论，新型政党制度依次实现了激发政治动能、优化公共决策、保持动态稳定的治理效能，再通过三者的环环相扣、接续强化并系统性地汇聚在一起，最终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高质量政治认同。

（一）激发政治动能

当前，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享有宪法等规定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合计约150多万成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赋予各民主党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位，为其融入商量政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及《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规范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主体、内容、程序和配套机制，为制度性商量创造了政治空间，为激发政治动能提供了必要前提。其中，中共各级党委与民主党派同级组织就重要问题进行直接协商，给予民主党派足够的政治尊重，尤其是中共中央同民主党派中央的直接协商更是给予顶格的政治尊重。这些都会加强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感，激发其扛起政治责任、践行多党合作的初心使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政协协商是依托人民政协这一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开展的，人民政协为民主党派参与议事协商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和广阔舞台。各民主党派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界别，能够运用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议、专题协商会、协商座谈会等各种协商形式，对列入政协全体会议议程的重要事项、国家方针政策和地方重要举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要问题及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等进行制度性商量，反映和体现本党派及所联系界别群众的诉求与智慧。

与制度性商量相比，咨询性商量借助于低门槛、高时效、强反馈的常态化建言通道，为激发商量政治蕴藏的政治动能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在咨询性商量过程中，源自基层的社情民意信息通过民主党派成员的履职实践被系统性地接入政策议程，获得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超乎寻常的政治注意力，有些意见建议直接被党和政府研究吸纳甚至得到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获得及时反馈。这种具身的政治效能感，切实激发了民主党派成员履职建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优化公共决策

公共决策的本质是政府等公共权力机构为规范社会行为、分配社会价值而确立权威性规定。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是一个前后相继、彼此衔接的过程。其中，民主化是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科学化是公共决策过程民主化的应然之义和努力方向。因此，优化公共决策需要先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推动不同主体间的价值博弈和信息互补，再经由理性指导下的权衡和决断，促使政策内容不断趋于科学化。

当前，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涉及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有着联系广泛的鲜明特点，更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显著优势。各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能够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优化公共决策的目的。在咨询性商量过程中，民主党派有机会发挥自身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把基层分散的民意民智予以系统化、凝练化，将其输入商量政治的议事日程中，为优化公共决策提供解决问题的专业化选项，使国家治理决策具有更高科学含量。咨询性商量输入的意见是多元多样的，能够体现社会不同群体的立场、视角和智慧，为制定公共决策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这些意见兼有理性判断和感性倾向的多种成分，意见之间难免有内在紧张乃至抵牾之处，这就需要在理性权衡基础上予以取舍和决断。

如果说咨询性商量承担着输入专业意见的功能，那么制度性商量则面向多元化的专业意见发挥着整合与决断作用。多元化的专业意见有着自身的逻辑支撑，但这种逻辑支撑有些时候仅仅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当下考量，缺乏战略和全局层面的价值意义。在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的商量平台进行对话讨论，尽可能地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防止信息缺失下的盲目决策，同时在商量讨论中凝聚各党派的智慧和共识，作出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

（三）保持动态稳定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功能分化使得社会系统愈发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使我们不得不置身于一个别无选择的风险社会之中。在这样的风险社会里，试图消除风险的静态稳定沦为无法完成的僵化目标，而旨在管理风险的动态稳定才是积极可为的行动选项。

民主监督的制度功能是风险预警、政策纠偏、动态调适。各民主党派通过开展多层多样的民主监督活动，对重要决策及其执行中的偏差作出及时的校准提示并反馈给各级决策层，由此可以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过程形成有效的介入与平衡，确保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决策更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及政策执行环节更加合理有效，实现保持政治上动态稳定的目的。特别是专项民主监督全过程嵌入到国家重大战略的执行链条，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协商式监督、建设性监督。它以常态化、制度化的专题跟踪调研，及时发现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梗阻与偏差，并以协商式、建设性的反馈机制，推动问题在萌芽状态得到研究解决，在党际关系之间构成一种相互补充、彼此支持的平衡机制，从整体上保证国家治理的长期稳定。

嵌入性商量是民主监督制度功能得以发挥的实践机制，保持动态稳定则是嵌入性商量的核心效能产出。嵌入性商量的本质特征是执行端嵌入、过程性跟踪，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监督或者尘埃落定下的事后评估。它的优势是各民主党派利用多党合作提供的制度化渠道，抵近政策执行的一线，靠前发现政策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并在商量政治中向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一线的真实情况，推动决策内容在执行中进一步调适并落地见效。这种寓监督于支持之中、寓纠偏于合作之中的嵌入性逻辑，始终着眼于政策纠偏的合理性和政治调适的有效性，确保国家治理中问题风险不扩散、执行落实不走样，以此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决策权威，实现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动态稳定。

（四）增进政治认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最大程度地凝聚一切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新型政党制度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制度安排。面对当今利益诉求多元、思想观念多样的复杂局面，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效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诉求，支持民主党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角色参与国家治理，通过商量政治下广泛持续深入的议事协商，充分调动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功能，不断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共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理合力。其中，制度性商量通过程序化的政治协商，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逐渐形成对共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理性认同，最终沉淀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咨询性商量通过高效率的建言转化，把经由基层协商平台、专题调研等渠道收集的社情民意信息及时接入政策议程，使专业智慧绕过层级结构和繁琐流程直达各级决策层，用扎实的建言献策实践来持续培育民主党派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深层信任；嵌入性商量通过建设性、合作式的监督纠偏，促使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面对执行梗阻、分析问题成因、寻找解决方案，在共同做事、共同担当中增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增进政治认同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治理效能。它不同于某种具体的治理效能，也不是哪种商量机制单独作用的效能呈现，而是制度性商量、咨询性商量、嵌入性商量三种实践机制循环强化的产物，是激发政治动能、优化公共决策、保持动态稳定的系统集成与最高呈现。这种政治认同的高质量实现，既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立意初衷，也是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核心所在，更是新型政党制度对于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最大贡献。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生发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其崭新实践推动了既有政党知识的全面更新，催生出与西方竞争性政治根本不同的商量政治范式。商量政治是政治范式的两种理想类型之一，新型政党制度则是商量政治的核心制度载体。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商量政治的运行机理集中体现为双重利益代表、双向聚智决策、双层政治团结。这种商量政治是制度性商量、嵌入性商量、咨询性商量等实践机制协同运作的成果。经由三种类型的商量讨论，新型政党制度依次实现了激发政治动能、优化公共决策、保持动态稳定的治理效能，再通过三者的接续强化及系统汇聚，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高质量政治认同。

新型政党制度是在反思西方政党制度固有弊端基础上、立足本国实践而内生发展起来的。它天然地具有一种比较视野，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讨论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的“内循环”，而应该以开放胸襟在“外循环”中展开富有内容的理论对话。面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基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政治学人应该责无旁贷地扛起学术责任，以更有效的理论供给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一方面，应提升系统化学理化研究的阐释层次，尝试从商量政治这一政治范式理想类型的高度加强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原创性概括，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基础性支撑。另一方面，应在深刻理解党的政治话语精神实质基础上，积极奔赴中国政党政治的广阔田野，用鲜活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实践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标识性概念注入丰富内涵，从而为讲好中国政党故事、推动全球政党政治发展提供可共享的知识资源。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作者 | 张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社会主义民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