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以来，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在传统革命史、思想史和人物史基础上呈现出明显拓展。相关研究一方面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宪政思想与国家建构问题，关注孙中山思想中的制度设计、民族共同体想象和国家能力诉求；另一方面将孙中山置于历史书写、纪念政治、技术治理、人口身体史及跨区域传播等新领域中考察，揭示其形象和思想在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再生产过程。总体来看，近十年来英语学界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问题转换，但也存在理论先行、史料语种不足和解释碎片化等局限。中国学界应在批判吸收其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依托多语种史料和本土历史语境，实现对孙中山研究的整合与超越。
关键词：孙中山；英语学界；三民主义；历史书写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也是连接中国革命、海外华人社会、近代国际关系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人物。百余年来，海内外学界围绕孙中山的生平经历、革命活动、政治思想、国际交往及历史影响形成了丰富的研究传统。学界对此前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已有较多学术史梳理，但对近十年英语学界的相关研究关注较为薄弱。2016年以来，传统孙中山研究与新史学潮流进一步汇合，三民主义、宪政思想、民族主义、革命活动和国际关系等传统议题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但研究者更加重视政治概念的历史生成、思想主张的内在张力以及制度设计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系。海外孙中山研究的来源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除欧美学界之外，亚洲及其他地区学者以英语发表的成果不断增加，使孙中山思想及其历史形象的国际传播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对近十年来相关成果加以梳理，不仅有助于把握近年海外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也有助于中国学界在吸收其问题意识的同时，辨析其方法理论、材料局限和解释误区，以中国历史语境修正英语学界的不足，从而在多语种史料、中文学术传统和中国近代史自身脉络中，对孙中山专题研究作出更具整合性的推进。
一、政治思想、制度设计与国家建构：孙中山思想的再阐释
2016年以来，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研究更倾向于把三民主义及相关政治思想放入更宽广的概念史、制度史和国家建构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三民主义被解释为现代中国建构民族共同体和设计国家机构的宏观路径。在此视角下，孙中山不只是一位“革命先行者”，更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国家制度建设、城市经济治理等多重历史议题紧密相连。
民族主义是近十年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英国学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的《发明中国》（The Invention of China）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角度重新解释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变化。海顿认为，孙中山并非天然的“汉族民族主义者”，而是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争夺海外华侨支持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使用“驱除鞑虏”等反满口号。孙中山曾长期对汉族民族主义保持警惕，并可能只是将其作为从康、梁阵营中争取支持者的策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套自始至终稳定的族群观念，而是在革命动员、海外政治竞争、族群整合和疆域继承之间不断调整的政治语言。德国学者洛伦茨·贡朔尔（Lorenz Gonschor）则进一步把问题推进到孙中山早期政治想象的跨区域来源。贡朔尔在《重新审视夏威夷经历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影响》（“Revisiting the Hawaiia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中反对把孙中山的夏威夷经历简单归为“美国影响”，强调孙中山1879—1883年求学时的夏威夷仍是一个独立王国，而非美国领土。贡朔尔指出，夏威夷王国是孙中山现代中国构想的首个概念模型，它既现代化，又非西方；既具有多族群结构，又保持独立和反帝倾向。孙中山回忆夏威夷时说，自己在那里长大并接受教育，也正是在那里真正理解了现代文明政府的含义及其本质；贡朔尔据此认为，夏威夷王国的多族群社会、政治体制和公共福利制度，都可能为孙中山理解民族共同体、民主制度和民生责任提供了早期经验。在海顿和贡朔尔的研究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已不再是“中西结合”的简单二元结构，而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治理和多族群政治的观察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牛津大学的关兆祥（Shiu Cheung Alan Kwan）把这一问题提升到国际秩序层面。他在博士论文《孙中山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Sun Yat-sen on China’s Plac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中反对将孙中山视为单纯的革命家，认为孙中山关于天下、王道、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大同世界的论述，构成对现代国际社会扩展的系统回应。关兆祥提出，孙中山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理解，应当从“天下为公”的视角来把握，而不应被简单视为对欧洲“文明标准”的被动适应。所谓文明标准并非“由客观且离散的项目组成的一维检查清单”，而是可以在文明互动中被重新解释的多层次规范结构。孙中山接受欧美民族国家的形式，是为了回应现代国际社会对国体的承认标准；但他并未简单照搬欧洲民族主义，而是把民族主义、王道和天下为公联系起来。孙中山关于中国“一盘散沙”的论述，也不只是制造民族危机感，更是在解释传统天下秩序崩塌以后，中国如何在民族国家体系中重新确立道德—政治身份。由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指向现代国家建构，又试图以王道观念超越狭隘国家利益。关兆祥还指出，孙中山试图进入全球资本主义而不走帝国主义道路，其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在道德上更为合理的经济发展及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意大利法学者费德里科·洛伦佐·拉马约利（Federico Lorenzo Ramaioli）的论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在中国宪政中的遗产：两种体制的三项原则》（“Sun Yat-sen’s San-min Doctrine and Its Legacy i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Three Principles for Two Systems”）则从三民主义整体结构出发，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不只是哲学表达，而是一种塑造新政治结构的“思想文化学说”，其功能在于将分散人民组织为政治共同体。从上述四部文献可见，近年来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讨论，大体形成两种互补而又存在分歧的解释方向。一方面，强调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建构性和动员性，认为它是将分散人民组织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注意到这一民族共同体想象中潜藏的族群整合逻辑，特别是海顿所指出的以汉族为中心的熔铸式整合倾向，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族群张力。
对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宪政思想的研究，则集中体现了英语学界对孙中山思想内在张力的关注：孙中山既保存民主和宪政承诺，又强调强势政府和政治训导。牛津大学的裴玉松（Bui Ngoc Son）在论文《孙中山的宪政主义》（“Sun Yat-Sen’s Constitutionalism”）中明确反对将孙中山宪政主义等同于西方式自由主义宪政，认为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一种“混合宪政主义”。这种混合宪政既吸收西方成文宪法、人民主权、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等制度资源，又融入儒家的仁政、民本、贤能政治、考试与监察传统。裴玉松强调，孙中山不只是追求限制权力的消极宪政，而更重视在宪法秩序下建立能够统一国家、服务人民和推动福利的强政府。换言之，孙中山的宪政构想并非个人自由优先的自由主义制度，而是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的积极宪政。前文述及的拉马约利的研究也有类似观点：孙中山民权主义包含两套权力结构，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则拥有“治权”，这一设计将西方三权分立同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结合起来，构成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并在不同的政权、宪法秩序和政治叙事中被继承和改造。荷兰学者贾斯珀·罗克图斯（Jasper Roctus）的论文《列宁主义民主派？通过孙中山界定台湾民主化》（“A Leninist Democrat? Taiwan’s Democratisation Defined Through Sun Yat-sen”）关注孙中山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在国民党内的历史脉络。罗克图斯认为，孙中山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其晚年确实接受了苏联式政党组织模式，主张国民党成为控制政治权力的核心，这为后来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思想资源。因此，罗克图斯把孙中山民主思想概括为一种“模糊且缺乏系统性的民主承诺”。这一承诺既被国民党用来证明训政和党国组织的必要性，也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被重新激活，成为要求国民党兑现宪政民主的合法性资源。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研究者没有简单追问孙中山是否属于自由主义或民主派，而是把孙中山民权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双重性的思想资源：它一方面支持强党、训政和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又保存了宪政化和民主化的承诺。
对于民生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从福利伦理到国家经济能力的扩展。拉马约利指出，孙中山将民生主义视为社会文化进步、经济组织改善和道德进化的“核心力量”。裴玉松笔下的“积极宪政”也与此相通：孙中山理想中的政府不是弱政府，而是致力于服务全体人民并为人民福祉而工作的服务型政府。这些研究说明，英语学界并不倾向于把民生主义简单视为土地政策或经济纲领，而是将其理解为包含反贫困、社会保障、国家调节和公共福利在内的国家建设理念。近年研究的推进还在于把民生主义从福利伦理引向经济制度和国家能力问题。香港大学的汉弗莱·柯（Humphrey Ko）在《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水泥、法人资格与工业》（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ement, Legal Personality, and Industry）中从法人资格、城市政府和水泥工业切入，关注孙中山在广州的城市治理。作者指出，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基地时缺乏军事实力，濒临破产；为解决这一难题，孙中山利用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市自治制》，使广州市政府成为可融资、可持产、可经营的法律主体，并试图通过官办企业恢复经济实力、支撑政权运作。孙中山并非只是建立革命政府，也是在利用现代法人制度创设新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广东水泥厂也并非单纯“革命者办实业”，而是一种制度实验。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李怀印（Huaiyin Li）的《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1600—1950》（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从更宏观的国家形成角度，说明孙中山政治思想和革命实践所面临的国家能力限制。李怀印认为，孙中山直到1925年去世前，一直试图建立足以消灭军阀、统一全国的军队，但多次失败，这种失败并非因为缺乏统一中国的理想，而是由于财政、军队和行政能力不足。国民党后来北伐胜利的关键，不只是民族主义宣传被接受或军队士气的高涨，也因为其拥有了雄厚的财政能力。
综合来看，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和国家建构的研究，呈现出三个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把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而不是单纯的反满、反帝或族群认同，揭示其动员和整合功能。二是更重视民权主义和宪政思想的混合性：既保留民主承诺，又强调训政思维和政府职能。三是民生主义研究从社会福利扩展到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将孙中山的民生构想放入财政、企业、行政和军事能力的现实结构中考察。
二、历史书写与纪念：作为可争夺资源的孙中山
2016年以来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人物史向历史书写、概念修辞和纪念政治的转向。相关研究不仅把孙中山视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还揭示其为近代中国不同政治派别用以叙述革命传统、建构国家认同和争夺合法性的政治资源。
在历史书写层面，近年英语学界首先关注的是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中心叙事”如何形成。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学者郑小威（Xiaowei Zheng）的著作《权利政治与中国1911年革命》（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从政治文化史角度审视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叙事，认为大部分历史书写长期把孙中山置于革命中心，忽视地方立宪派、士绅、官员和民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作者指出，官方叙事“始终强调孙中山”，但实际上孙中山主要活动于海外华人社会，对中国本土的革命只发挥了部分作用。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更应从政治精英背离清廷、地方权利话语兴起和人民主权观念扩散中理解，政治精英的彻底背叛解释了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郑小威表示，其著作并不想否定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历史作用，而在于提醒研究者：孙中山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叙事的中心，并不是一个自然结果，而是后续革命史、国民党史和国家叙事持续选择和强化的结果。由此，孙中山研究开始从“孙中山如何推动革命”，转向“孙中山如何被置于革命中心”的问题。
荷兰学者贾斯珀·罗克图斯（Jasper Roctus）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孙中山形象之所以能够被持续宣传，与其政治概念本身的弹性密切相关。他的论文《孙中山、“四万万中国人”与20世纪初中国人口停滞的恐惧》（“Sun Yat-sen, ‘400 Million Chinese’， and the Fear of Demographic Stagn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关注孙中山在1897年至1924年间反复使用“四万万中国人”这一表述的历史过程，尤其指出这一表述集中出现于1912年和1924年两个关键节点。在早期革命语境中，“四万万中国人”多指被清朝政府统治的汉人，在1912年前后它被纳入“五族共和”叙事体系；到1924年孙中山的演讲中，又被重新表述为面临人口停滞和亡国灭种危机的民族共同体。孙中山警告，如果不实行民族主义并把“四万万人”团结成坚固民族，中国就会遭受“国家和种族灭绝”。作者意在说明，孙中山在革命话语中会通过具体数字、人口叙述和统计想象来制造政治紧迫感；“四万万中国人”并非单纯人口数字，而是可根据革命、共和、民族危机等不同语境被重新组织的政治修辞。另一篇论文《孙中山、民生、马克思主义与劳工问题》（“Sun Yat-sen, Minsheng,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Labour”）从“民生”概念入手，指出孙中山并不把民生主义固定为某种单一思想体系，而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和国家经济建设之间不断调整其含义。孙中山所谓“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和信仰，也是一种政治力量。因此，“民生”并非单纯学理概念，而是在不同政治环境、翻译语境和组织策略中被不断重释。孙中山既可以在政治上接受苏联援助，在话语上将民生主义贴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大同主义，又并不真正主张发动阶级斗争，而是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土地改革和提升社会福利来避免阶级冲突。两篇论文把孙中山研究从思想内容分析推进到概念运作分析：孙中山的政治语言之所以能够长期被继承和争夺，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具有可调整、可翻译、可重新嵌入不同政治叙事的特征。
如果说罗克图斯揭示的是孙中山政治概念的可塑性，杜月、陆静和费舍尔等人的研究则把这种可塑性推进到纪念政治和视觉政治层面。孙中山不只是文本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在纪念仪式、形象标准和公共空间中被反复生产的政治象征。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杜月（Yue Du）的论文《作为国父的孙中山：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统性的竞争》（“Sun Yat-sen as Guofu: Competition over Nationalist Party Orthodox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强调，“国父”称号并非在1912年或1925年自然形成，而是在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竞争的背景下逐渐制度化和法律化，直到1940年才因国民党正统之争而正式确立。这一解释将“国父”从纪念称号还原为政治斗争产物。重庆方面强调孙中山抗日、民族独立和争取国际平等的一面；伪政权则利用孙中山与日本的历史联系、大亚洲主义和反西方帝国主义论述，证明其才是孙中山遗嘱的真正继承者。对此，林森不得不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解释为“不是等级制的，而是横向的”，以区别日本霸权式的亚洲主义。杜月的研究认为，“国父”并不是孙中山逝世后自然生成的尊称，而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正统竞争中被制度化的政治称号；它既是纪念孙中山的方式，也是争夺国民党革命遗产解释权的工具。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陆静（Lex Jing Lu）在其著作《表象政治：晚期帝制与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建构》（Appearance Politics: Legitimacy 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第四章“构建合法性谱系：民国时期孙中山政治形象的塑造”中，把对孙中山形象塑造的讨论推进到视觉政治层面。该书认为，孙中山形象之争说明政治领袖的身体和面孔并非固定现实，而是可以被政治性重塑的客体。摄影和印刷技术使孙中山的面部特征和服装搭配可以被加工和调整，孙中山生前有意识地经营自身形象，本身也是一位形象塑造者，去世后又成为被塑造的对象。孙中山外貌被国民党掌权者使用得“像一个政治足球”，国民政府对孙中山遗像、遗嘱、纪念周和纪念仪式的标准化管理，实质上是对革命正统解释权的控制。这些举措不仅塑造了孙中山的形象，也塑造了受众的身体姿态和政治情感；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的形象和思想遗产也有不同程度的阐释和叙述。陆静的研究说明，孙中山身后形象不仅存在于文字叙事和纪念称号之中，也存在于肖像、服饰、仪式、空间和身体实践之中。美国俄勒冈大学托马斯·埃文·费舍尔（Thomas Evan Fischer）的《孙中山们：政治偶像的争议影像》（Sun Yat-sens: Contested Images of a Political Icon）用“多个孙中山”概括这一类研究的问题意识。作者认为，国民党、台湾社会和海外华人社群都曾根据各自政治处境重塑孙中山形象，孙中山不再是一个单一历史人物，而是成为不同组织反复阐释和塑造的历史符号。
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呈现出由人物转向“叙事资源”的共同趋势。首先，研究者开始反思孙中山中心叙事的形成机制，强调孙中山的地位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叙事中被不断突出。其次，研究者更重视孙中山政治概念的修辞弹性，关注了与孙中山有关的“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国父”“大亚洲主义”等概念。最后，纪念仪式和公共空间成为新的研究入口，孙中山的遗像、铜像、陵墓和纪念活动不再只是纪念形式，而是政治合法性生产的组成部分。
三、从实业建国到身体治理：孙中山研究的经济史、技术史与医学史转向
2016年以来的另一研究趋势，是逐渐突破传统革命史和政治思想史框架，开始从经济史、技术史、环境史、医学史和身体史等方向重新理解孙中山。其中一些成果虽然不能代表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的主流方向，但仍然表明近年在关于现代化治理、能源开发和身体政治的研究中，孙中山正在被作为早期规划者、象征性起点或思想资源加以引用。
围绕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研究，已从单纯文本阐释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史与全球发展思想史。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者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的论文《作为国际发展先驱的孙中山》（“Sun Yat-sen as a Pione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即从这一角度重新评价孙中山的经济构想。在赫莱纳看来，《实业计划》并非孙中山晚年脱离现实的经济空想，而是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套发展方案。孙中山早在1918—1920年间已提出相当成熟的国际开发方案，堪称国际发展思想史上被忽视的非西方先驱。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机器和专家，但并非无条件接受外国资本，而是希望通过国家计划进行管理，使外资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孙中山的思想应当进入全球政治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其“国际开发组织”构想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二十多年，打破了国际发展思想完全由西方发明的传统叙事，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赫莱纳展示的是孙中山发展主义构想的宏观层面，香港大学的汉弗莱·柯（Humphrey Ko）则把问题聚焦在广州的地方治理和具体工业经营之中。其著作《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水泥、法人资格与工业》（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ement, Legal Personality, and Industry）指出：孙中山不仅在文本中规划国际开发、借款和全国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广州尝试通过城市法人、水泥厂和公共企业获得财政资金。孙中山并非只是建立革命政府，也是在利用现代法人制度创设新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广州水泥厂也并非单纯“革命者办实业”，而是一种制度实验。不过，孙中山虽然创造城市法人以重新取得政治权力，接管水泥厂以重新取得经济权力，但其“工业乐观主义”在后来的实践中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孙中山宏大现代化想象与现实国家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这种现代化愿景与现实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在基础设施和能源史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学者考维尔·F.梅斯肯斯（Covell F. Meyskens）的论文《在民国时期的动荡中梦想三峡大坝》（“Dreaming of a Three Gorges Dam amid the Troubles of Republican China”）和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丁祥利（Xiangli Ding）的著作《水电国家：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坝、能源与政治变迁》（Hydropower Nation: Dams, Energy,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都把孙中山放入基础设施和能源开发史的脉络中考察。梅斯肯斯认为，孙中山是第一个明确将三峡视为国家繁荣引擎、将长江水能视为国家资源的中国领导人。他将孙中山的水电构想追溯到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认为孙中山当时已注意到水力发电的可能性，把河流视为可提供无限能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到1919年《实业计划》中，这一构想进一步扩大为全国铁路、公路、港口、矿山、工厂和水电工程的整体规划。梅斯肯斯指出，孙中山的三峡设想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其意识到中国自身缺乏资本和技术，因而设想通过中外技术官僚合作、外资输入和大型工程建设推动中国工业化；然而，孙中山的三峡计划未能真正落地，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缺乏完成这一巨型工程所需的工业、行政和财政能力。这个计划在民国时期只是一种“技术政治梦想”：它把防洪、航运、工业化、内地开发、国际资本和国家复兴连接在一起，却也暴露出现代化想象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距离。丁祥利的研究进一步追踪这种“技术政治梦想”在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延伸。与梅斯肯斯主要关注孙中山的水电构想不同，丁祥利更关心水电工程在20世纪中国被制度化以后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环境影响。其著作以“水电国家”为核心概念，指出孙中山构思的水电建设从来不只是技术工程，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议题，并与政治体制相互强化，推动水力发电，既服务于军工生产和战时工业，也使国家通过水电开发将创办学校、征税征兵等行政命令推行到偏远地区。梅斯肯斯和丁祥利的研究形成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揭示孙中山如何把水电工程想象为国家复兴的技术方案，后者追问这种技术方案在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被制度化以后产生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通过这一路径，孙中山的实业建国和技术救国构想不再只是现代化思想的一部分，也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国家治理和技术政治的重要入口。
如果说上述案例分析展示了孙中山对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构想，那么医学史和身体史研究则把孙中山研究推进到人口、生育与国民健康层面。美国埃默里大学学者萨拉·梅勒斯·罗德里格斯（Sarah Mellors Rodriguez）的著作《现代中国的生育现实：节育与堕胎，1911—2021》（Reproductive Realities in Modern China: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1911–2021）从生育史和身体史角度重新理解孙中山的人口观念。该书指出，近代中国政治精英常常把个人身体视为民族身体的缩影，把生育数量、人口质量和国家竞争联系起来，孙中山是中国人口民族主义和优生思想的早期代表之一。孙中山长期支持生育主义和优生理念，认为中国要抗击西方侵略和殖民压迫，必须增加人口，因此反对节育；但孙中山并非简单要求人口增加，他一方面重视人口数量对于民族生存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支持婚前健康检查，并主张对中国人口进行社会层面的干预。这表明，在孙中山的国家构想中，人口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数量，而是与民族竞争、国家富强和社会改造密切相关的治理对象。前文述及的贾斯珀·罗克图斯（Jasper Roctus）的研究也可以与罗德里格斯形成对照：罗克图斯从“数字传记”的角度考察孙中山人口观念中的政治修辞，指出“四万万中国人”这一表述是其民族主义论述中的重要资源，罗德里格斯揭示的是孙中山人口观念中的优生和身体治理面向。二者的研究共同表明，孙中山的人口观念既关心人口质量，也关心人口规模及其政治组织能力；人口问题由此成为连接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和现代生物政治的重要环节。
综合来看，2016年以来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的经济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研究，呈现出三个明显趋向。一是研究者开始把孙中山放入全球发展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史中考察，集中体现在对《实业计划》及孙中山国际开发构想的研究。二是实业建国的构想被放入法人制度、城市财政和水电工程的具体历史中加以分析，成为理解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新入口。三是医学史和身体史研究扩展了孙中山思想研究的范围，关于民族存续和国家富强的构想延伸至人口、生育和国民身体层面。
四、全球性传播、知识转译与再生产：孙中山思想的世界意义
2016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孙中山研究文献不再局限于欧美地区。来自菲律宾、韩国、越南、土耳其等国的学者，也基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孙中山展开研究。这些成果虽学术水准和史料深度参差不齐，但显示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孙中山不只是中国的革命先驱，也逐渐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以及全球南方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要人物。
在欧美之外的英语发表文献中，一类研究尝试对三民主义进行“亚洲立场”的重释。菲律宾学者曼努埃尔·B.迪（Manuel B. Dy, Jr.）的论文《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in Sun Yat-sen’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即代表了这种路径。作者并不满足于分别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是试图从《三民主义》中提炼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正义观。他指出，尽管“正义”一词在孙中山文本中出现次数有限，且多与传统道德意义上的“义”相关，但三民主义背后仍存在一种超越人际、立足社会的正义观。在这一解释中，社会正义并非孤立的伦理原则，而是通过国家建设、民族团结、政治参与和民生保障共同实现的社会秩序。迪尤其强调，孙中山所说的社会正义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建设的任务，需要国家与人民共同合作；只有实现社会正义，才可能进一步追求世界和平。这一研究将三民主义从单纯的中国革命思想解释为一种具有亚洲普适意义的社会正义方案，显示孙中山思想在亚洲区域的长期适应力和活力。
韩国学者朱贤浩（Joo Hyun-ho）则揭示了孙中山形象在殖民地舆论空间中的策略性传播。其论文《审查员的目光下：〈东亚日报〉1920年代初对孙中山的呈现》（“Under the Censor’s Gaze: The Dong-A Daily’s Presentation of Sun Yat-sen in the Early 1920s”）关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民族主义报纸《东亚日报》如何在严格审查制度中使用孙中山形象，借中国政治报道间接传递反日、反殖民和民族独立意识。孙中山一方面是中国民族革命和反殖民斗争的象征，另一方面又长期在日本活动，具有泛亚主义思想，并曾提出中日合作的主张。因此，宣传孙中山并不必然触犯日本殖民当局的审查红线。正是这种多重性，使孙中山成为朝鲜报刊绕过审查、转移表达风险的政治媒介。朱贤浩概括说，孙中山同时体现了多种且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的政治观点。《东亚日报》正是在这种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出孙中山“反殖民革命家”的形象，将他称为“中国革命之父”“中国革命的化身”，并在其去世后将他与马丁·路德、伏尔泰、卢梭、瓦特、列宁等世界历史人物并列。该文表明，孙中山形象的跨区域传播并不只是思想文化的自然流动，也是在殖民审查、宣传策略和民族独立诉求之间不断试探边界的政治实践。
与韩国学者侧重殖民地报刊语境不同，越南学者的英文研究更倾向于把孙中山置于亚洲民族解放思想与当代国家建设的脉络中加以解释。阮氏梦泉（Tuyen Nguyen Thi Mong）的论文《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对当代越南社会正义与幸福价值的意义》（“The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by Sun Yat-se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Justice and Happiness Values in Vietnam Today”）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福利、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的思想资源。作者认为，孙中山所谓民生关乎“社会的存在、国家的福祉、广大民众的生活”，其核心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和推进包容性增长。文章还把孙中山与胡志明联系起来，认为胡志明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持尊重态度，并从中吸收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人民幸福等内容，将其转化为越南政治语境中的“独立、自由与幸福”。越南学者郑氏恒（Trinh Thi Hang）的论文《孙中山哲学思想：价值、意义及其对越南革命的影响》（“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m: Valu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从越南革命接受史角度讨论孙中山思想。文章将孙中山思想概括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综合产物，认为其哲学遗产不仅包括三民主义，也包括进化论、认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作者指出，孙中山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并认为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对潘佩珠、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产生了启发。对潘佩珠而言，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经验推动其从君主主义转向共和主义；对胡志明而言，三民主义虽然适合越南的实际环境，但并未被机械照搬，而是被纳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越南民族解放语境之中。这两篇越南论文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精细的新史料，而在于展示孙中山思想如何在越南学术和政治叙事中被吸收、转译和重新赋义。孙中山在这里并不只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而是被转化为讨论民族独立、社会正义、人民幸福和革命道路选择的思想资源。
在中亚、西亚学者的相关英语写作中，孙中山经常被纳入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比较框架中理解。土耳其学者坎·乌卢索伊（Can Ulusoy）的论文《作为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孙中山及其政治遗产》（“Sun Yat-sen as a Modernist Nationalist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将孙中山解释为“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者”。作者认为，孙中山与20世纪许多被压迫地区的民族主义领袖一样，一方面必须学习西方以实现工业化、教育普及和国家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摆脱西方殖民压力、维护民族自主。文章将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概括为从汉民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和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转变，认为他最终推崇社会化形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而非基于种族认同的汉族民族主义。这一解释带有明显的反殖民视角：孙中山不是西方代言人，也不是单纯的反满革命家，而是一位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实际需求之思想主张的政治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贾夫隆·阿卜达齐莫夫（Javlon Abdazimov）的论文《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Proposed by Sun Yat-sen”）也从类似角度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作者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形成于中国传统道德、古代政治知识和西方实用科学的交汇之中。孙中山并不想摧毁全部传统秩序，而是希望借助西方科学与技术更新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孙中山追求的是服务“民族整体”的民主，即“一个服务于整个国家利益的民主制度”；个人自由必须服从民族自由，“个人的自由必须为国家的自由而牺牲”。与前述越南研究相比，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的相关论文理论深度和史料基础相对有限，但它们仍有一定的观察价值：这些研究显示，孙中山在中亚、西亚学者的英语写作中，常与凯末尔一样，被理解为被压迫民族追求独立、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代表人物。
综合来看，2016年以来，欧美之外以英语发表的孙中山研究文献呈现出三个主要趋向。第一，孙中山思想被纳入亚洲社会正义和公共伦理讨论之中，三民主义被重新解释为关于国家责任、民生保障和社会正义的思想资源。第二，孙中山形象在殖民地舆论空间和民族解放叙事中被选择性使用，既可以成为朝鲜报刊表达反殖民诉求的安全媒介，也可以成为越南革命叙事中讨论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思想来源。第三，在中亚、西亚学者的相关英语写作中，孙中山被放入被压迫民族现代化和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比较框架中加以解释。由此可见，近年来关于孙中山国际影响的研究，已经从孙中山与国际社会的外部关系叙述，转向孙中山如何在不同国际语境中被理解、接受和再生产的跨区域知识史与传播史研究。
五、借鉴、批判与超越：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的总体评析
综合前文来看，近十年来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知识空间上均有明显拓展，但也伴随着史料运用和整体解释等方面的局限。对这些成果的评价既应看到其推动孙中山研究视角多元化的积极意义，也应审慎研读，辨析其理论、方法与史料运用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中国学界更需立足自身史料优势和学术传统，对海外研究进行批判吸收、整合与超越。
（一）从人物研究到现代中国问题：英语学界的视野拓展
2016年以来英语学界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已经明显突破传统人物史、革命史和思想史的叙述框架，呈现出问题意识拓展、研究方法多元、研究空间扩大的总体趋势。孙中山不再只是作为辛亥革命领袖、三民主义提出者或国民党核心人物出现，而是被置于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书写、政治记忆、技术治理、身体政治和跨国传播等更为复杂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近十年来英语学界的孙中山研究确实推动了这一领域的问题转换，使孙中山研究从“伟人评价”和“思想阐释”进一步转向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多维观察。
第一，英语学界将孙中山政治思想纳入现代国家建构和制度生成的脉络中。比尔·海顿、关兆祥、裴玉松、罗克图斯等人的研究说明，三民主义逐渐被视为建立现代民族共同体和宪政制度的综合方案。关兆祥也把孙中山思想从被动接受西方模式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强调其对现代国际秩序和中国政治特点的主动适应。裴玉松提出的“混合宪政主义”、罗克图斯的“模糊且缺乏系统性的民主承诺”，也都显示出英语学界引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分析方法对三民主义进行的深入研究。第二，英语学界将孙中山从历史人物转化为历史书写和纪念政治中的可争夺资源。郑小威关于辛亥革命“孙中山中心叙事”的反思，罗克图斯关于“四万万中国人”和“民生”的研究，都试图说明与孙中山有关的政治概念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杜月关于“国父”称号制度化的研究，陆静关于孙中山纪念仪式的分析，都把孙中山研究推进到象征生产和合法性建构层面。第三，经济史、技术史、医学史等新视角的引入，进一步扩大孙中山研究的视野。赫莱纳把孙中山视为国际发展思想史上被忽视的非西方先驱，汉弗莱·柯从工业经营和法律制度层面揭示孙中山城市治理的经济意义，梅斯肯斯和丁祥利把孙中山的三峡大坝想象放入能源史和技术政治史中，罗德里格斯和罗克图斯将孙中山的人口观念放入生育史、身体史和民族主义修辞中考察，孙中山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入口。第四，菲律宾、韩国、越南、土耳其等国学者的研究，显示孙中山已经进入更广阔的跨区域知识生产空间。曼努埃尔·B.迪从社会正义角度重释三民主义，朱贤浩研究殖民地朝鲜报刊如何借孙中山形象表达反殖民诉求，越南学者讨论孙中山思想与胡志明、潘佩珠之间的思想联系，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则将孙中山放入全球被压迫民族现代化叙事中；这些成果共同说明，孙中山逐渐成为亚洲民族解放和反殖民叙事中的思想资源。
（二）从问题创新到解释碎片化：英语学界的内在张力与多语种横向比较
然而，正因为近年英语学界不断扩展孙中山研究的问题边界，其不足也更为明显。部分英语研究存在理论先行、史料基础不足和语种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英语学界善于引入全球史、记忆史、视觉政治、技术史和身体史等新方法，这是其重要贡献；但在具体展开时，一些研究往往先有理论框架，再将孙中山置入其中加以说明。研究三民主义时，如果过度依赖英译文本和少量中文二手研究，就容易忽略“民族”“民权”“民生”等概念在中文政治语境中的复杂层次；研究纪念政治时，如果主要借助合法性理论和视觉政治概念，而缺少对国民党内部档案、地方纪念实践和中文报刊材料的细致梳理，就容易把制度化纪念过程处理得过于抽象；研究跨区域传播时，如果缺少日文、韩文、越南文和南洋中文材料互证，则可能把复杂的传播、翻译和再阐释过程简化为单向影响或象征利用。换言之，英语学界的长处在于问题转换，短处则往往在于多语种史料和中国历史现场的深入程度。新的理论视角如果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便可能造成解释先于材料、概念覆盖历史的倾向。
英语学界专题开拓活跃，但整体性解释仍显不足。近年研究不断将孙中山放入宪政主义、视觉政治、基础设施、生育治理、殖民地报刊、亚洲革命叙事和全球南方等不同专题之中。这些研究各有启发，却也带来碎片化风险。孙中山被分别解释为宪政思想家、视觉政治符号、国际发展先驱、技术治理规划者、人口民族主义代表和跨区域传播对象，但不同面向的内在关联尚未被充分打通。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纪念政治和身体治理究竟构成怎样的整体关系？孙中山生前的国家建构方案与身后的符号生产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政治共同体、制度设计、经济开发和人口治理如何共同组成其现代中国想象？这些问题在英语学界现有研究中仍缺乏系统回答。因此，英语学界虽打开许多新窗口，却尚未形成统合孙中山思想、实践与历史影响的总体解释框架。
英语学界虽已增强批判意识，但对孙中山思想制度后果的追问仍不充分。近年研究已经注意到孙中山思想中的复杂性和张力：民族主义中可能包含汉族中心主义的整合逻辑，民权主义同时保存宪政承诺和训政观点，国家自由可能压倒个人自由，技术发展主义可能导向强国家工程逻辑，人口民族主义也可能与身体治理和优生观念相结合。但问题在于，部分研究仍停留在“混合性”或“可塑性”的描述层面，而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些思想如何转化为实际制度。对孙中山思想的评价，不能只满足于指出它既有西方制度成分又有中国传统资源，也不能只说它既可被威权体制利用又可被民主化叙事重新激活；更重要的是要说明，这些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制度后果，又如何参与了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形成。
对于欧美之外以英语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应采取更有分寸的评价。菲律宾、韩国、越南、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学者的研究，确实突破了以欧美学者为中心的海外孙中山研究格局，但这些成果在史学价值方面还有待评估。朱贤浩关于《东亚日报》的研究有较明确的报刊材料和殖民地语境分析，学术价值较为突出；越南学者的研究有助于观察孙中山思想在越南革命和当代政治叙事中的接受方式，但史料深度有限；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的相关论文更多体现了比较研究视角，理论和材料基础相对薄弱。中国学界在吸收这些成果时，既要看到其提供的新视角，也要辨析其史料依据、理论深度和政治语境，避免把英语发表空间的多元化简单等同于高水平学术创新。
如果将英语学界置于更广阔的多语种海外孙中山研究格局中作横向比较，其近十年来的特点将表现得更加清晰。英语学界善于借助新兴研究路径重新组织孙中山议题，并将孙中山进一步纳入现代国家建构、政治记忆和社会治理等更宽广的问题体系。相较而言，日语学界由于日本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和近代东亚政治网络中的特殊位置，长期更为重视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民间人士及革命团体的交往，以及辛亥革命网络、亚洲主义和东亚政治传播等问题；俄语、德语、法语学界也各自形成了一定研究积累，但就近年的议题拓展而言，与英语学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由此来看，英语学界近十年来的特点并不主要体现为传统史料领域的突破，而更多表现为研究问题的不断转换和理论方法的快速更新。这种横向差异也提示我们，所谓“海外孙中山研究”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的整体，而是受到不同国家历史经验、区域知识传统、语言资料条件和现实关切影响的多元学术空间。因而，对于英语学界研究趋势的判断，也应置于日语、俄语、德语、法语等不同语种研究的比较视野中加以认识。
（三）从域外借鉴到自主解释：中国学界的整合与超越
从中国学界的角度看，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的价值不只在于提供若干新观点，更在于提示孙中山研究仍有继续问题化的空间。中国学界当然应当借鉴其对国家建构、概念修辞、纪念政治、技术治理、身体史和跨国传播的关注，进一步突破传统革命史和人物史的单一框架。但这种借鉴不能停留在译介和追随层面，更不能以理论新颖取代史料扎实，以全球史叙事削弱中国革命自身的历史主体性，以“多个孙中山”的符号解释取代对孙中山思想、政治实践和制度后果的整体研究。梳理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更好地回到本土立场书写与重建中国学术；应当确立学术的自主性，建立一个批评的汉学（中国学）研究。中国学界面对海外成果，既不应封闭排斥，也不应简单接受，而应以批判性吸收为前提，在对话中确立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解释能力。
中国学界拥有雄厚的档案史料资源，具有长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积累，可以为孙中山研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可以把英语学界分散讨论的宪政、纪念、技术、叙事等问题，重新放回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国家统一和社会治理的整体脉络中。中国学界也可以在理论上实现主动整合，而不是被动套用西方概念。孙中山研究不能回到单一的人物叙事，也不能被拆解为若干互不相连的新史学专题；更有价值的方向，是把孙中山重新置于现代中国形成的总体过程中，说明其思想与实践如何同时涉及民族共同体建构、国家制度设计、经济开发方案、革命纪念制度和跨区域政治传播。
因此，近十年来英语学界孙中山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孙中山从革命史和人物史中的固定形象，转化为观察现代国家建构、政治记忆、技术治理和跨国传播的多重入口；其不足在于，这些新视角尚未充分建立在多语种史料、中国历史语境和整体性解释框架之上。中国学界应在借鉴其问题意识的同时，扬弃其理论先行、材料不足和解释碎片化的局限，以更充分的史料基础、更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更完整的历史解释框架，对孙中山研究作出整合性推进。只有如此，孙中山研究才能真正从海外成果介绍走向中外学术对话基础上的批判吸收与综合超越。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作者 | 自中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辑；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