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其突出的制度韧性源自多层内在作用机制,并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依托“引领—凝聚”“执政—参政”“团结—合作”“协商监—督”“凝心—聚力”等运行机制,依次实现价值整合、结构稳定、规范有序、治理有效与社会凝聚的效能,确保我国政治发展、社会稳定与治理优化三者协同共进、有机统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将分散的社会诉求纳入有序表达轨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使政党、国家和人民成为同心同行的有机整体。这一系列运行机制塑造出超越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稳定范式,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破解“发展与稳定”难题,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格局稳定;作用机制;制度韧性
在现代国家治理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制度作为塑造一国政治运行样态的关键制度变量,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格局的存续与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与其他一些国家深陷政治动荡、政权频迭、社会分裂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何以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风险挑战交织叠加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政治格局的长期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何种运行机制发挥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学界从多个维度展开了探讨:从结构性稳定维度,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稳定结构,提供了超大规模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合作治理以及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从适应性稳定维度,提出我国政党制度因与国体具有高度适应性,与深刻变动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具有有效适应性,而持续发挥维护稳定的重要功能;从参与性稳定维度,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保证和约束,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使社会政治生活不走向“极化”。既有研究虽部分论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稳定我国政治格局方面的功能优势,但缺乏对机制生成、效能落地的系统性梳理,存在分析维度单一、比较视野不足、机制阐释零散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政治格局稳定”界定为:一国政治体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连续、可预期且有序的运行状态,并具备抵御内外部冲击、避免秩序失稳的结构韧性,涵盖意识形态安全、政权体系稳固、政治生活规范以及方针政策连续等维度。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时代场景下,深入挖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稳定我国政治格局的内在机制,厘清制度设计转化为治理实效的内在路径,阐明“中国之制”何以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与稳定”的现代化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引领—凝聚”认同建构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筑牢思想根基
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关乎一个国家的性质、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强化政治引领夯实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以凝聚思想共识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增强政治定力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渠道,持续引导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坚守思想防线。
(一)以强化政治引领夯实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政治格局的稳定需要以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引领,以确保各政治主体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立场一致,为制度运行和政策落实提供向心力,避免因思想分化、观点分歧引发的认同危机和政治风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表明,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是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合作共事的根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强化政治引领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关键环节,目的是引导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信念、共同前进方向、共同奋斗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引领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引领。推动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和职能履行相结合、相统一,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和教育,不断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身份认同,引领他们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通过广泛调研考察,帮助党派成员深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深刻认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的自觉性;通过开展经常性政治协商,促进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聚同化异、化解分歧,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例如,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各地各级民主党派组织均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传达学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和重大部署要求,对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政治身份认同、稳定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各民主党派面向所联系群众的政治引领。民主党派成员代表性强、影响力大,在长期参政过程中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形成和执行情况较为了解,因而在宣传和普及国家发展使命、共同奋斗目标等方面具有重要示范引领优势。各民主党派将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履职尽责全过程,通过各类社会服务、政策宣传、答疑解惑活动,促使所联系群众充分了解和接受党的政策主张,增进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并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广泛共识和统一行动。
(二)以凝聚思想共识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建立在广泛社会共识基础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稳定我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基于它在思想共识形成中的这种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艰巨、形势复杂,这就更需要在各种文化思潮的激荡交汇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最大程度地凝聚各方共识,以确保我国政治格局稳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必须认同、信奉和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肩负着将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文化、宣传、教育等各领域的使命,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对国家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共识,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增强意识形态认同和稳定政治格局方面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搭建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包容性政治架构,能够有效整合多元性的社会思潮,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通过双向“输入—输出”机制凝聚全社会共识,避免因思想分歧引发的社会风险,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基于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各民主党派面向所联系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在主流媒体、重要网站积极发声,在工作和生活中弘扬主旋律,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从而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近年来,针对经济复苏、教育公平、医疗改革等民生热点,各民主党派组织专家学者撰写评论文章,通过线上直播解读、线下民意恳谈等形式回应群众关切,化解思想分歧。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引领民主党派成员在维护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例如,吸收党派成员参加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重大理论宣讲活动,加大对参政履职工作亮点、优秀代表人士和党派成员的宣传力度,通过主题活动、谈心交友等形式引导广大党派成员正确认识国情,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以增强政治定力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关乎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安全,而且是政权稳固和政局稳定的深层保障。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危机直接威胁着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带来意识形态的渗透性交融,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巨大风险。江苏省委统战部、东南大学联合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江苏省民主党派对西方势力文化渗透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威胁有着清醒认知,能够有效抵制西方势力以文化商品为载体、以教育或学术交流为掩护、利用现代传媒手段长期进行的思想渗透。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特有的价值整合和共识凝聚机制,引导广大党派成员形成统一的政治目标与价值共识,不断增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定力,共同构筑起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制度屏障。
长期以来,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政治方向一致、根本利益一致、奋斗目标一致。特别是面对国际敌对势力把政党政治作为西化和分化我国的重要突破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发扬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加强对各自成员的思想政治引导,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题教育,坚决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不断巩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增强党派成员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使之在一些敏感点、关切点、风险点问题上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对各种政治谣言、灰色信息、负面消息的辨别力和免疫力。当前,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各民主党派迅速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组建网络舆论引导队伍,设立网络舆情工作站,使用新型捕捉技术及时发现和驳斥网络政治谣言,协助中国共产党做好网络舆论风险防范和网络安全工作。
二、“执政—参政”政党协作机制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奠定结构基础
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看,以“执政—参政”为独特形式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将多元政治力量纳入体制框架并使其长期发挥效用的超稳定结构。在旧式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随竞选周期而变化,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身份不断切换,新政党的建立和旧政党的解散都不是新鲜事。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参政的参政党,这种政权配置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确保各民主党派的参政权得到宪法法律及中共党内法规的支持与保障。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长期共存,形成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稳定,形成了人类政治史上最稳定的民主政权。
(一)中国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是稳定我国政治格局的核心支撑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将无法长期存在。从法理维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2018年宪法修正案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进一步明确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我国政治格局稳定提供了根本性法律支撑。执政主体的唯一性和执政地位的法定化,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传统政党政治的范式,使党的领导被嵌入国家治理各环节,保障了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避免了多党轮替造成的政策断裂与政治动荡。
亨廷顿曾明确提出:“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拥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使党的领导能够全面系统地贯穿于国家治理各层级各环节,保证了政令统一和执行效率,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在应对自然灾害、卫生防疫等复杂挑战和重大公共危机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应急管理效能,是中国始终保持政治格局稳定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既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讨论,又接受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一方面,通过广泛吸收意见建议不断改进领导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各民主党派了解和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各方面力量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民主党派的法定参政地位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提供广泛支持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和参政权利同样受宪法保护,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2023年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换届时,有791名党外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1320名党外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不少党派成员担任国家各级机关领导职务。“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系对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同化程度。”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中,我国各民主党派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特定的联系群体。民主党派法定的参政地位和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方式,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备吸收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并能够保证各阶层、群体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因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两党制下的在野党还是多党制下参加联合政府的小党,都不如我国民主党派参政更广泛、深入和稳定。这种“执政—参政”政权形式,不仅有利于增进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沟通理解以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减少政治分歧,而且有利于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多元化视角,使决策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期望,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有序性。
在实践中,提案制度、考察调研制度、社情民意信息反映制度、“党派直通车”制度等具体制度,以及知情明政、协商反馈等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能够确保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使之既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民主权利,也可以通过国家机关干部和公务人员身份参加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还能通过担任特约人员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司法机关进行民主监督。党派成员通过视察、调研等方式及时准确地了解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利益诉求,以提案、协商等形式反馈给相关决策机构,以政党协商的方式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问题建言献策,为执政党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设想,充分体现了参政党依托专业优势和调查能力将民族地区发展需求转化为国家战略议程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资源整合、决策优化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独特优势。
(三)以长期共存的政权内合作超越西方那种“离心式”制衡或“钟摆式”更替
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各政党都是以取得执政权为目的,没有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不仅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制衡,而且要继续谋取上台执政的机会。从表面看,西方国家以竞争性选举实现其政治民主,这不过是以形式上的政权更替掩盖其政权的阶级本质罢了。执政党在执政期间主导或独占国家权力,罔顾社会公共利益和多数民众诉求,致力于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利益;在野党或反对党由于不能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往往与执政党形成对立,使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受到很大牵制和影响。近年来,西方政党出现了一种越来越碎片化的政治图景,左翼和右翼严重分裂,传统政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矛盾重重。美国两党出现极端敌对的“报复性政治”,法国议会中的11个政党几乎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协作、有机结合的崭新政权形式,以分工明确的角色定位和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规范着各政党主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充分发挥执政党和参政党各自不同的职能作用,共同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握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充分条件与保障,支持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党派成员发挥作用,共同推进国家民主政权建设。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协助和支持。“十四五”期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通过调研协商座谈会、“直通车”等形式提出意见建议400余件,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有力参考。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越开明,民主党派参政的积极性和效率就越高;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发挥得越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越巩固,国家也就越能够长治久安、稳定有序。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它开辟了非执政政党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的独特方式和有效途径,构建起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政权内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通过“协商—共识—决策”实现利益整合,有效避免了因执政党与在野党激烈斗争而引发的政局动荡、政权频迭现象,将政治稳定、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有机统一于这一制度体系之中。
三、“团结—合作”政党共生机制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营造良好生态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关系。这种新型政党关系在差异与共识、多元与一体、自由与权威、发展与稳定、活力与秩序中保持恰当平衡,使我国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活呈现整体稳定的良性发展。“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其生存发展的过程中,能否通过协商与合作形成相互依存、和谐共进的互动关系,对我国整体的政治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机制安排,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关系得以长期维系发展,各政党主体划清责任、定准位置,保持相互关系的最优状态,保证主体行为的规范有序,从而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一)和谐稳固的政党关系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奠定牢固基础
在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基于根本利益、政治目标和思想基础的一致性,结成了休戚与共、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增进政治共识化解分歧,通过加强政治团结取代对立,形成了一种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分别作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联系着相应的阶级、阶层、群体,政党关系和谐必然推动和促进阶级、阶层、群体关系的和谐,政党关系和谐也必然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实践的有序开展。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超越各民主党派之上的权力。李维汉曾强调:“各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我们党必须承认和尊重它们这种独立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党内选举和人事安排等事务,而是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真诚开展政治协商,广泛实行政治合作,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协力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既体现了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又充分表达了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一致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中实现政治格局的长期稳定。
(二)规范有序的政党互动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拓展了制度空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多层级的制度架构和精细化的程序设计,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良性互动的体系性结构框架,明确界定了各政党的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科学规范各政党主体的组织行为、内容和程序及多党合作的原则与方式,确保多党合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有序运行,为维护我国政治格局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更具体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定期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民主协商会的制度安排,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实职的制度安排,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化协商平台,都将多党合作深度嵌入“党委决策—政府执行—政协协商”的国家治理流程,使民主党派有序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执行与监督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中,确立了“三在前、三在先”的原则,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实效。此外,“提案办理”“专项监督”“信息直报”等专门通道,建言、协商、反馈等闭环流程,在技术层面保障了民主党派专业优势的充分发挥。这种常态化的团结合作机制,不仅增强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政治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起“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价值认同体系,使我国政党关系超越了西方政党之间那种权力博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稳定范式。
(三)以休戚与共的政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策略性联盟和竞争性对抗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和精髓在于“合作”,这种合作是长期的、稳定的、全方位的。通过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根本不同于西方竞争性体制下不同政党之间的那种策略性联盟关系或竞争性对抗关系,而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稳定结构,是对那种“合法反对”不稳定结构的根本超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有利于维护我国政治稳定,其中关键在于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党际关系,使不同政党主体之间形成相向而行的内生动力,在共同价值目标引领下携手前进、共同奋进。这种全新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决定了各政党主体之间不会为争夺政权而互相争斗和拆台,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避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等现象,同时能够使国家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国外政党领导人评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兼容性,能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体制框架中,形成团结合作的关系,为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提供“安全阀”。
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多党联合竞选、组阁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政党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关系通常是一种基于短期共同利益和目标的策略性联盟,是暂时妥协的产物,一旦这种政治联合不再需要,政党联盟也随之解体或破裂,各政党重新回归竞争状态。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于2018年组建的联合政府,仅维持14个月即因政策分歧而瓦解,凸显了这种策略性联盟的不稳定性。竞争性对抗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主流形态,根植于自由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呈现为“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不稳定状态。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零和博弈的党派斗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决策施策的不连贯性与不稳定性,各政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难以自拔,进而造成国家治理机制的失灵,这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四、“协商—监督”民主机制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保障良善治理
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方面,涉及政治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平稳运行,为社会提供可预期的行为规范和安定的政治环境。在中国这样一个多人口、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特别是在社会多样性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战、国际敌对势力不断进行渗透的情况下,确保稳定的政治格局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治理”是维护我国政治稳定的创新性模式的核心要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予民主党派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职能,通过“协商—监督”民主运行机制,既能保障多元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表达,又强化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纠偏机制,形成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良好局面。
(一)以政治协商整合多元利益诉求
畅通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能够实现对政治系统的有效“输入”,使公共决策充分照顾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意愿和诉求,增强社会群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从而巩固政治系统的稳定。因此,构建多样化的协商平台和协商形式,促进各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和整合,从而协调各方关系、凝聚各方共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稳定政治格局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能够有效吸收、反映和照顾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并通过不断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来保障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在中国式现代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型带来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提供畅通的平台、渠道以及有效的协商机制,引导广大党派成员理性表达诉求,充分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愿望要求,使执政党及时了解社会呼声和重大动向,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例如,针对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民建中央持续反映企业融资、营商环境、权益保障等主要诉求,推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环境;立足侨海特色,致公党积极表达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回国创新创业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愿望诉求,助力凝聚侨心侨力;面对当前台海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台盟为维护台胞台商合法权益及时发声,对于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推进反“独”促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等等。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两种主要协商形式。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的协商,主要形式是通过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约谈等。政协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重要经济社会事务、重要人事安排、政协工作中的共同性事务以及政协内部重要事务等进行的协商,主要形式包括每年一度的各级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季度一次的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每月一次的主席会议以及各类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等。无论是在政党协商还是政协协商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可以就上述事务进行广泛讨论、达成共识、形成建议,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决策机构。例如,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正式建立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前身就是1950年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起的“双周座谈会”,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的确立,显著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交流的频次,使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权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
(二)以民主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政治腐败会严重侵蚀社会公平正义,严重败坏政府的公共服务形象,进而削弱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与执政能力,从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是互相监督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有利于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避免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公共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增强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为维护政治格局稳定提供民主监督保障。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中给出了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就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民主党派不仅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命运共同体,而且是表达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重要主体,因而它们能够通过理性建言体现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西方政党政治中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压制性”党际监督不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是以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为前提基础的,目的是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作为社会各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常具有重要价值,能够促进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民主决策、科学执政。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必须寓于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之中,既可以通过执政党—参政党直接进行,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广泛开展。无论是在与执政党之间的政党协商中,还是在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举行的谈心会上,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可以就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或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或向中共各级党委提出书面意见建议。2021年6月起,中共中央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为期五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据统计,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2025年共向对口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馈相关意见建议600余条,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报送意见建议36份,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以高效治理超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弱国家治理
西方多党博弈所造成的过度竞争,导致了社会危机应对中组织动员能力的滞后以及社会治理的低效。在西方多党制度中,政党以赢得选举为核心目标,政策的制定被党派利益绑架,受制于短期的选票考量而非国家长远发展,一些重大议题常因党争而陷入僵局。例如,美国两党围绕医保、税制等重要议题反复拉锯,实质上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延伸,最终陷入了“否决政治”的困局。这种内耗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而且使国家长期战略因选举周期而中断,政策的连续性受到严重破坏,进而影响国家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这种政党纷争的环境中,党派利益之争超越了政策优劣之争,党派利益超越了社会大众利益,当面对重大危机时往往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难以适应现代国家治理对高效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的要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协商—监督”民主机制可以把程序性赋权与实质性参与相结合相统一,搭建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从而确保政策制定基于共识、最大限度减少决策分歧、推动政策高效执行。这一制度体系突破了西方政党政治中那种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了因政党恶斗导致的政策碎片化和治理短视化,通过集中统一领导和制度化参与实现国家治理中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以强大的制度韧性超越西方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将国家战略目标转化为跨届期、跨领域的持续性政策行动。例如,在我国五年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通过集体视察、联合调研等制度化渠道深度参与,确保了发展规划的务实性和前瞻性;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科技攻关等长周期战略性行动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治理合力,展现出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与政策执行优势。
五、“凝心—聚力”社会整合机制为稳定我国政治格局统一步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避免西方那种狭隘的党派之争,而且能够广泛团结凝聚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作为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承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和时代要求,紧扣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在共同目标下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一)扩大团结面,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团结、民主、和谐是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鉴于中国历史上旧式政党政治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一党独裁制的危害,因而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时,充分考虑到如何能够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又增进团结,以避免党争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动荡。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能够确保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则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团结、密切合作,达成高度的政治认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通过优化政治资源配置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动员和引导广大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全方位的改革转型时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挑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能够形成共识,能够步调一致地密切合作,我们才能共克时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内外各种矛盾复杂交织,我国的改革发展任务艰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极其关键,这就更加需要不断巩固和扩大团结面,把所有积极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因而更加需要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团结和社会整合的优势,形成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与一致步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既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又是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要紧密团结本党派成员、密切联系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众,根据各自特点认真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留学与归国人员、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等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结合履职实践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增进共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二)增强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维护国家政治格局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另一关键。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各阶层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避免政党纷争造成的社会撕裂,而且有利于把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团结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提供保障。
民族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民族矛盾往往是引发国家分裂的重要诱因。而民族问题又往往与政党问题相联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冲突都与民族主义政党团体的崛起有关,因此,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参政议政重要内容,积极建言献策,并在贵州毕节市、金沙县等民族地区进行定点帮扶和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大力开展社会服务和专业技术培训,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解决民族问题、保障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我国各民主党派联系广泛,特别是民革、民盟和致公党,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因而在坚持“一国两制”、反对分裂势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着特殊的桥梁作用。民革党员中有不少亲友在台湾的,也有不少有“三胞”关系的,他们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开展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联谊互动,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祖国统一国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台盟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几乎都与台湾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积极参加有关两岸关系和中华文化的交流活动,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的沟通与理解,有利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致公党与广大归侨和侨眷、海外华侨华人、出国归国留学人员联系密切,在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团结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在团结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三)以共识性社会整合超越对抗性社会撕裂
当前,西方世界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从政党政治的视角来看,西方政权与资本的深度绑定削弱了政党的公共性,政党政治在实践中日益沦为少数政治精英和资本寡头的游戏工具,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被边缘化,社会福利、税收制度改革等关键议题长期停滞不前,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阶层矛盾不断激化。同时,西方政党政治总体上呈现极端化、碎片化、民粹化趋势,主流政党之间严重缺乏沟通与共识,极化竞争日趋激烈。在代议制民主框架下,政党为争夺选民选票倾向于强化意识形态对立,将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例如,美国两党在堕胎权、移民政策等议题上的极端化立场,迫使中间选民不断向两极靠拢;这种策略虽能在短期内动员核心选民,但也将社会分歧固化为难以调和的价值鸿沟,引发社会群体对立乃至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
与之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作为一个有14多亿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客观要求政治体系和政党制度具备强大整合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搭建制度化协商渠道将“众意整合为公意”,使决策既反映多数人意愿又兼顾少数群体合理诉求。例如,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等民生保障领域的热点问题,民主党派通过专题调研、提案、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建言献策,推动相关扶持政策出台。这种共识性社会整合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利益和集团利益进行决策施政所导致的社会撕裂。
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嵌维护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多层运行机制,兼具政党合作属性与广泛社会代表性。它以 “团结—合作”的良性党际关系为范本,向全社会传导协同共治理念,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效能;而作为关键运行载体的政党协商,秉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基本原则,摒弃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对立内耗逻辑,依托制度化协商化解多元利益分歧、凝聚政治共识。依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扎根各行各业及联系各界别群众的独特优势,政党层面的共识持续向下传导转化为全民思想认同与行动共识,在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之间搭建常态化联通桥梁,推动政党、国家、社会、人民结成同心同向的有机整体,从制度机理层面解答了我国实现长期政治稳定的制度动因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的新发展阶段,以“引领—凝聚” “执政—参政” “团结—合作”“协商—监督”“凝心—聚力”等运行机制为依托,持续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优化机制运行细节、拓宽民意吸纳渠道、提升共识凝聚效能,能够持续释放制度独特优势,为“十五五”时期统筹改革发展、防范各类治理风险、维系国家政治大局持续安定夯实制度基石。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作者 | 吴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蒋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统一战线研究中心教授。

